王海光: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8 次 更新时间:2009-09-12 2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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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58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无疑是当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它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的一场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又以全面“左”祸的极端形式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物极必反的起始条件。但“文革史”的研究却举步维艰。在“宜粗不宜细”的框框下,档案不能解密,学术研究就开展不起来,严肃的史学著作寥寥无几;不负责任、胡编臆造的“纪实”类作品却充斥坊间,成为一般读者了解“文革”内情的重要信息来源。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比研究其他历史更加困难。这不仅因为“文革”是一段痛史,与现实太近,政治敏感度强,还因为“文革”中许多会议和事件是没有记录的,档案文献的记载很不完整,太多事件的内情需要依靠当事人的回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知情人大多不愿谈,或不能谈。现在,这些知情人都已进入暮年。当代人如果不将自己在这场大变动中的所知所感所思记录下来,而是听任师东兵、林青山之流的著述谬种流传,这将是对后人、对历史极大的不负责任。毕竟,亲历者在历史现场的切身感知,是后来人很难体会到的。我与阎长贵先生的交往,就是从我们对“文革”史研究的这些共识开始的。

  阎先生在“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直接服务于江青等人,能够在中枢机要行走,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的“证人”身份;同时他又是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学者,把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努力推动“文革”研究的开展。近年来,他撰写了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厘清了一些重大史实,在国内外学界很有些反响。阎先生的文章恰如其人,朴实、平易、严谨、周密,言必有据,史识高远。朋友们曾建议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方便读者阅读。现在,他和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事王广宇两人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终于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是学界的一件幸事。这是一部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力作,值得反复阅读。

  

  近距离观察的视角

  

  《问史求信集》的写作,出于“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的信念。全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历史史实的考辨;二是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三是对“文革”的反思和认识。两位作者都是“文革”历史的亲历者。阎长贵是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他们不仅得以窥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幕后内情,还曾亲自参与过“文革”初期一些著名事件的处理过程。当年红卫兵小报刊载的“中央文革首长”讲话中,就有多篇阎长贵接见红卫兵组织的讲话。王广宇也参与处理了许多事情,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会议记录稿的惟一还健在的见证者。

  在亿万人民仰视“文革”首长耀眼的神圣光环,狂热地聆听来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时,两位作者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可以看到江青、陈伯达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在台下的日常面目,了解他们真实人格和性情的极少数人。能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是幸运,更是不幸。两位作者虽然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甘为“牛马走”,仍然先后被江青等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在中央“文革”小组一年多的工作,换来的是长达七八年的牢狱之灾。仅就他们的个人命运而言,也足以反映“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生态的恶劣。“文革”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发展到顶峰的一场政治运动。毛泽东以个人的“最高指示”号令亿万群众造反,由夫人江青掌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在这种体制下,高层人物的个性因素,如兴趣好恶、性格特点、情绪变化,都会对国家政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要考察“圣意”高深莫测的内情、政坛风云的诡谲,离不开近距离观察的视角。但这种观察视角,又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正因如此,这些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人也就成了一些“纪实”作家的编造对象。林青山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就是以阎长贵为对象的,但情节虚假,谬误百出。现在,作者在书中将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特殊经历公之于世,为我们提供了“文革”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口述史料。

  

  客观冷静的立场

  

  本书作者在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时,能够跳出个人的视域,从更广阔的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客观冷静立场。

  作者著史的立场是否客观,决定了其落笔的分寸和把握史实的能力。这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人生境遇而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难以超然于物外。在回忆录写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当事人往往陷入过去的历史恩怨。这样的记述,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免不了文过饰非的遮遮掩掩,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文革”回忆录的情况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亿万人民卷入其中的内战,人们在阶级斗争的棍棒驱赶下相互厮咬,很难有全身而退者,只是挨咬和咬人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时下“文革”回忆录的多数作者,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落难英雄”,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在运动中的糗事、错事,把错误通通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有些甚至还移植给他人。可见,如果没有深刻的自我反省,无法超脱过去,是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

  本书作者对自己是有深刻反省的。如阎长贵在书中所说,他是抱着“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够落后”的思想动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是当时多数运动积极分子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无疑是纯真的,但在这份纯真背后赫然显现的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烙印。以当时的政治标准看,阎先生属于根红苗正的青年干部,文章曾得到伟大领袖的高度赞扬,是货真价实的时代骄子。所以,他当年信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江青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为能成为“大批判”的枪手而自鸣得意,为能直接服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诚惶诚恐。事后,他反思自己,检讨当年的思想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都是很真诚的。正是由于本书作者具有的反思精神,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这就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严肃性和客观性。

  

  对负面人物不随意泼脏水

  

  当然,仅仅有自我反省精神是不够的,要做到客观、公正,还必须跳出传统的政治化的历史研究思维。在中共党史学界,长期笼罩着一种“神鬼史观”的写作范式,对历史人物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地图解为一部好人与坏人斗争的漫画。这种历史著作是不会给读者教益的。本书的写作跳出了这种窠臼。作者努力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即便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负面人物,也都是如实地记载,并不因他们是坏人而随意泼脏水。胡乔木对国外记者谈及江青为人的残忍,曾举例说: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到小靳庄参观,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人,江青车都不停,扬长而去。作者经过调查,证明胡的记述有误,澄清了事实。

  对历史的负面人物也要实事求是,才能深化历史研究。如在《“旗手”风波》一文中,作者对“文革”中如何给江青冠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名号的来由进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赞成“旗手”提法的独家史料。在《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一文中,作者也考证了林彪不让喊“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史实。事实上,无论是“四个伟大”、“永远健康”,还是“旗手”,都没有得到被祝颂者的首肯,但报刊上仍是铺天盖地地宣传,群众集会仍是山呼海啸般地叫喊。这是那个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领袖的个人崇拜、群众的宗教狂热、封闭社会下的夜郎自大、“大民主”的无理性激情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历史清理工作,不仅要看到上层,还要看到下层;看到他人,也要看到自己;看到权贵们轮番上阵的捉对厮杀,也要看到群体无意识的民众心理缺陷,这是需要我们全民族进行深刻反思的。

  

  厘清了许多模糊问题

  

  本书作者兼有“文革”当事人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能够集两者所长,对若干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将当事人的口述采访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厘清了许多以往比较模糊的问题。

  作者了解“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与江青等人直接打过交道,熟悉他们的脾气秉性、语言特点、行事风格,有局外人不可企及的历史直觉,对文献资料有着到位的把握。而且,他们还有着当年工作圈子的人脉关系,能够联系到相关事件的当事人,可以直接询问和核实有关情况。从书中可知,作者曾采访了汪东兴、张耀祠、关锋、戚本禹、林杰、谢静宜、毛远新等当事人及其他工作人员,使所述事实的可靠性有了保证。

  作者对“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梳理,澄清了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因袭陈说的观点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给学界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和新认识。这里简单列举几例:

  1.江青到上海组织写作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经毛泽东首肯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亲自放的“第一把火”。

  2.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与江青无关。江青也没有参加5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书籍对此多有误记。

  3.首次披露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成立、建制和工作情况,梳理了中央“文革”小组如何替代了中央书记处,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实体的发展过程。

  4.提供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复杂关系的实证。名义上陈伯达是组长,实际上一切听命于江青,地位甚至不如资历甚浅的戚本禹。陈伯达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江青曾为此当面批他,“你是常委,这样讲是推卸责任”。这话抓住了陈伯达的软肋,一针见血。江青在小组飞扬跋扈,甚至把陈伯达逼得要自杀。许多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相继被她投入监狱。

  5.陶铸进入中央成为“第四号人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的。后来毛泽东又不满陶铸力图限制“文革”范围的做法,开会批判陶铸,让他靠边站。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利用群众造成“打倒陶铸”的既定事实。

  6.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部署了全国全面开展运动的决定。毛泽东的原话是“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提法,透露了毛泽东破釜沉舟全面夺权的意图。

  7.上海“一月夺权”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张春桥、姚文元是“奉命”回上海夺权的直接策划和领导者。新政权开始使用“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后废止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毛泽东的意思。

  8.“四个伟大”的口号并不是林彪的发明专利,而是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共同创造的。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亲自缔造和领导”、林彪“直接指挥”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林彪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参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9.“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非王力、关锋首先提出,揪“军内走资派”的语言在《五一六通知》就有了。所以在报刊上开始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时,林彪、江青都是赞同的。只是在武汉“七二○事件”后,报刊上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全国掀起了冲击军队的风潮,运动出现失控,毛泽东这才断然否定了这个口号。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了替罪羊。

  10.证伪了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传闻。毛泽东当年清楚江青在上海的绯闻,并不在意。政治局限制江青从政的“约法三章”之说,没有确凿根据,不符合事实。

  11.澄清了对“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一些误读。“文革”初期,毛、江关系是很密切的,江青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看毛泽东。毛泽东亲自给江青改文章,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负责人)的重任,一些重大的决策首先告知江青。第一夫人的政治分量甚至超过常委。如: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首先透露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革”设想;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提出“武装左派”(发枪100万支)。这比“文攻武卫”的提法更严重多了。所以,江青在“文革”初期是以毛泽东的代表身份出现于各种场合的。至于说毛泽东对江青厌恶,不愿见她,是在1972以后的事情。

  12.提供了中央“文革”小组以群众运动为名运动群众的一些史实。作者曾参与处理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造反派给陶铸贴大字报、地院和北航红卫兵到西南揪彭德怀回北京、聂元梓率北大造反派到上海串连造反、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等重大事件。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或明或暗地操纵群众组织的一些实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名噪一时的“时代狂人”陈里宁事件。戚本禹等企图把一个精神病患者塑造为反对刘少奇的造反英雄,结果不但政治稻草没有捞到,反而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文革”鼓吹的“大民主”的虚幻性,所谓的群众运动实则是运动群众。

  作者还研究了江青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江青与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关系,江青与子女及亲属的关系等等,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历史人物复杂的多面性。这种复杂的多面性,不仅在负面人物身上有,在正面人物身上也有,这就是历史。

  

  不可不读的一家之言

  

  《问史求信集》的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对于作者的观点,我们未必都能接受。其中的一些论断,还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把青少年学生作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实际上,“老红卫兵”虽是毛泽东亲封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的急先锋,但只风光了几个月光景,很快就被运动抛弃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真正的依靠力量是军队。这一点,林彪在1967年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林彪说: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二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再如书中提到,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见彭德怀谈话,要他到西南抓三线建设,曾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个话虽然流传很广,但出处缺乏根据,其真实性是有些疑问的;又如作者虽然对“按既定方针办”的来历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证明是当事人的误记,但仍沿袭陈说,认为这是“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的一条重大罪状。当然,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无论如何,作者的研究填补了许多的空白,不管是对致力于“文革”史研究的学者,还是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这都是不可不读的一家之言。【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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