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7 次 更新时间:2009-09-09 20: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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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  

  从而抑制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抑制新的贵族制度。汪晖认为,重点是如何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民主机制阻止国家擅权和地方集团的腐败,普通公民能够发现与他们日常生活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形成公共空间,而不是一般地依赖国家监督新贵阶层。

  在汪晖看来,当今中国的左与右的根本分歧正在于民主问题。问题的核心不是抛弃政治自由的基本诉求,而在于必须赋予政治自由以实质性的内容。普通公民的参与是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获得其具体内容的途径,也是避免将民主和自由转变为激进却没有实在内容的口号的重要方式。那种以扩大国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为预设的市民社会概念,将社会民主理解为一个非政治化的自发过程,恰恰会瓦解社会动员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积极的互动关系。

  不过,虽然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包含了克服现代平等政治危机的条件,但国家权力(存在内在分歧)与利益集团的深度纠结、市场扩张运动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渗透的现状,提醒我们必须谨慎分析社会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方向。如汪晖所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将社会保护运动浪漫化和理想化,而应该对各种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条件进行分析,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运动进行判断的基本根据。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保护运动包含着激发新的政治的可能性,但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去政治化”过程,它们或者陷于有限的经济目标之上,或者沦为国家机器的延伸物,或者完全受制于各国际基金会项目的要求和逻辑之中,不但提不出关于发展、民主、参与的不同理解,而且在运动中转化为各种国家的、超国家的机制的齿轮和螺丝钉。

  社会保护运动所面临的“去政治化”危机,并不会随着对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和对社会保护运动和市场扩张运动的区分而消解。社会保护运动对平等和公平的追求,不仅时刻受制于各种社会建制所形成的不平等秩序,而且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内部就包含了向“去政治化的”不平等的秩序发展的动力,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在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必要(或者是不得已)的公共制度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张力?是否有必要将平等政治这一现代性追求也纳入反思的范围,展现平等问题的复杂性?

  面对未来,汪晖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阶级概念以否定性的方式(即消灭阶级差别)界定了平等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平等政治将以何种形态获得自身的活力?他认为,要克服现代平等政治的危机,关键在于从“去政治化的国家”向“具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的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从阶级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会向非阶级化的社会的过渡。这是“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课题,在今天仍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中探索。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汪晖著,三联书店,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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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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