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权力资本经济与制度性社会公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3 次 更新时间:2009-09-07 18: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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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 (进入专栏)  

  

  一、导论

  

  二十五年的中国改革已经成功地结束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但远未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相反,在由共同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所谓的权力资本经济(the Power-Capital Economy),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出现了社会分配的规则、机会、过程和结果的严重不公,并开始经历空前的两极分化阶段,“马太效应”正在加剧蔓延。[1]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权力资本经济的产生动力和特点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中国能否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抑制权力资本、建立制度性的社会公正?尤其是,如何严格区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与制度性的社会公正?如何既不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又能够建立二次分配的机制,扶弱济贫,促进共同富裕?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认真面对、深刻反思。

  

  二、权力资本经济的特征

  

  在经济学意义上,权力资本经济属于一种混合经济,其实质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结合。它的内涵和表现方式有两种:其一,它是政治权力(A)与经济资本(B)结合以后,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C),它与原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存在关联,但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其二,权力资本经济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综合,它的产生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特征和经济资源配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二为一的状态。所以,A与B的结合既有可能产生新的实体,出现三足鼎立、互相独立的三个实体,也有可能合二为一、互相融合。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就是两者兼具的怪胎。

  中国权力资本经济产生的基本环境与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直接有关,而这种过渡的基本特点是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权力捉弄财产”,权力这只有形的“脚”成功地操纵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2]在权力资本经济的主导下,经济竞争的最重要资本和最主要形式是权力,而不是市场、资金和技术。而且昔日政治竞争的官本位开始演变为今日经济竞争的权本位,权力的大小成为市场竞争成败的主要因素。[3]也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已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4]

  在中国权力资本经济的起源时期,它的一大特点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不公正,包括起点不公正(缺乏“获取的正义”)和规则不公正(缺乏“转让的正义”)。[5]中国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集团的起源,主要得益于四大制度转型的历史机遇。其一是1985年开始的价格双轨制,其实质是价格歧视,实行同物不同价,价格面前人人不平等。价格双轨制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一是家庭耐用消费品价格双轨,如倒彩电票等;二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尤其是钢材价格;三是货币利率的价差,其差额的盈利则是空前的。[6]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高达1000亿元以上,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的腰包,[7]有人称之为“寻租性腐败”,[8]此乃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第一顿免费午餐。

  其二是股份制改造和股票热,它又为权股交易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990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在1992年,仅广东省通过发行所谓的“内部股”,就筹集到资金100多亿元。经过1990年的股市狂潮后,许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万、千万富翁的事实,极大地推动了假股份制改造为名,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有些地方甚至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时,就送给当地政府官员“权力股”,从中得到政府的廉价地和廉价物资。[9]这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第二顿免费的午餐。

  其三是中外合资企业。在八十年代初期,当一批国有企业与外资进行合资之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往往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严重低估,由此导致中方资产所占合资企业的比例大量下降,但作为负责人的好处是暗中吃“干股”,由外商每年从名下利润中抽出一部分送给中方负责人。据统计,到1992年,全中国8550多家与中外合资的企业中,有5000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损失高达460亿元。1982年到1992年,全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失大约高达5000亿元。[10]此乃少数当权者所享受的第三顿免费午餐。

  其四是开发区的土地投机。1987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出现了经济开发区热。其实质是“当代中国的各级权势者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一次大瓜分”。[11]据统计,截至1993年2月政府宣布清理开发区地产时,中国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当时全中国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而且,大部分开发区的土地是耕地,1992年中国净减少耕地超过1000万亩以上。问题的关键是,划拨土地的程序是不公正、不公开的,因为它的供给方式大多不是通过公开招标,而是行政划拨。权力是主导土地供给多少、供给方式和供给对象的最关键要素。这样,国有土地犹如国有企业资产一样出现了空前的流失,但土地流失的金额远远高于国企资产的金额,据不完全统计,土地的隐性交易损失每年高达100亿元以上,城镇土地使用税不到位的损失每年达到120亿元,由于土地闲置每年损失土地收益则高达800亿元。[12]这可谓瓜分国有土地的最丰盛的第四顿午餐。

  与此同时,大致而言,今日中国的权力资本集团起源于四大群体。一是国有资源的主管,他们包括管理国有土地、计划指标和金融资源的主管。他们控制计划内土地与物资的审批大权和国有银行资金的使用权,其牟利的手段是收受贿赂、贪污公款,据统计,因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所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37.4亿元,占2000年GDP的0.04%。[13]

  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他们利用国有资产的流失,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利用“金蝉脱壳”之术,用国有资金另立数家私有公司,借此转移国有资金,另立门户,但仍然擅用国企资金支付私人公司的巨额公关等费用。到2000年底,51%的改制企业逃避或废弃银行贷款本息高达1851亿,占当年GDP的2.07%。[14]

  三是权力与金钱交易的中介者。他们包括退休官员、现任官员亲属、社会能人等,他们成功地将官员的权力转化成金钱,成为官员傍大款的中介,其中所收取的“中介费”,往往使他们一夜无本暴富。

  四是海外中资机构的经营者。他们利用公款炒股、炒外汇、炒房地产,尤其是通过大量走私暴富,走私案值每年约在300-400亿元,占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4%-0.5%。[15]

  另外,这一权力资本集团主要遵循三大模式,促使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其一,“以权谋钱”、“以权抢钱”或“一家两制”模式,即父子、夫妻或兄妹分别控制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中实现。这种寻租行为与中国文化基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6] “按权分配”的体制和文化已经成型。其二,“以钱谋权”模式,即以体制外的物质资源与体制内的权力资源进行交换,包括一些外国资本,通过其代理人在中国高层的特殊关系,进行“寻租”活动,取得经营特权。有意思的是,多数在中国的外资公司不是尝试去改变中国的人治现象,而是入乡随俗,花重金成立公共关系部,在“寻租市场”上与中国大陆及港台企业进行“关系竞争”。[17]其三,“以知(识)谋钱”和“以知(识)谋权”模式,即一批知识精英通过各种方式与权力集团结盟,成功地实现了“知识寻租”,将自己的科技能力、经济理论和法学知识转化为资本,尤其是在理论和舆论上为权力资本的合理化提供正面依据。如果说,官员和商人的腐败是古今中外的常态,那么知识分子的腐败则是一大异数,它正在冲垮社会良心和人类正义的最后一道堤坝。[18]

  这样,上述四大机遇为四大集团提供了寻租的平台,而四大集团又独创了三大寻租的模式,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达到了极至。据统计,1999-2001年期间,由于各类腐败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总量比重高达14.5-14.9%。[19] 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出现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有关研究表明,在八十年代,由于权力资本所导致的非法收入,使得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由0.2961上升到0.3888,增长了31%。[20] 据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急速增大,1994年突破0.4的警戒点,到2001年,已经超过0.45。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21]

  

  三、权力资本经济与市场经济

  

  问题的关键是,权力资本经济所衍生的不公和不平是否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本质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很显然,在计划经济时期,权力资本是计划经济的“绵羊”,如今它已经成功地冲出计划经济的牢笼,成为唯利是图的“虎狼”。但是,这一畸生的权力资本经济与西方意义的市场经济法则相去甚远。

  第一,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集团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因为“赤裸裸的权力不承认竞争或冲突”,对它根本无约束可言。[22]这样,权力资本集团往往本能地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旨在强化其垄断地位。必须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与西方的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或金融资本是不同的,一方面,中国的权力资本是全能的,它全面经营工业、农业、商业、金融、地产等领域,不分专业和行业,有钱就赚;[23]另一方面,它促使产、官、商、学四位一体,政治人、经济人和知识人合三为一,盘根错节。

  这样,这一经济形态就具有天然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它不仅能够促使“市场失效”,而且能够制造“政府失效”,往往出现有形的官场控制无形的市场的普遍现象。[24]如果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一旦提出改革、打破垄断,权力资本集团必定极力反对,并力图影响政府决策,而且往往能够获得成功。所以,权力资本经济一方面反对新兴的参与者和竞争者,由此就阻碍了新的投资扩大,另一方面又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由此就抑制了需求的扩张。[25]有人提出,这种垄断行为类似在一条本来畅通的全民积累修建的公路上,突然被许多有权者设卡收费,其实质已经不是什么寻租,而是索贡,并由此形成了“索贡经济”。[26]而且,政治权力的垄断体制更能强化权力资本的垄断性,因为它不受竞争的制约,所以能够有助于通过权力的集中行使,达到财富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它不允许有效参政,因此容易产生寡头政治,并不十分关心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或民主政治。[27]据中国国家审计局统计,由于这种经济形态的垄断性,中国每年被贪污的资金高达150亿美元,高于国民经济产值的1%以上。[28]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权力资本经济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近代官僚资本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在本质上两者都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结合,而且在1937-1949年 期间,国民政府的双轨经济(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所导致的双轨外汇制和双轨汇率制,逐渐形成了垄断的官僚资本。[29]但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其垄断程度高于当代的权力资本,而且它是官与权的结合。而当代权力资本经济的一大特点是,权不等于官,有权不一定有官,而有官不一定能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因为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政府的法令公开禁止官员和军人经商。但有钱则必定意味着有权,或将钱变现为权,这也是中国权力市场化的一大遗产。所以,如果近代官僚资本时代是官本位的话,那么,当代权力资本时代则是权本位。另外,当代权力资本经济暂时没有形成明星级的寡头,但是它的涉及范围远远广于近代官僚资本,因为任何有钱或有权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资本经济的潜在基础。

  第二,权力资本经济下的资产不是重新投资国内的产业,而是大量转移国外。由于权力资本经济下所获取的资产存在天然的不正当性,加上权力资本集团不是原生意义上的资本家,缺乏企业家、资本家所固有的创业精神和长期投资行为,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

  据统计,1997年,中国的外逃资金是364.74亿美元,时至2000年,外逃资金猛增到480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才407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30] 1997-1999年期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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