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农村剩余劳力的变迁:独特的城市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2 次 更新时间:2009-09-07 18: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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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 (进入专栏)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力问题由来已久,但在1978年以前大多以隐性、静态的形式出现,并没有直接冲击社会的总体就业和劳力市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农村剩余劳力的危机日益显性化和表面化,并与城市企业的失业人员和下岗工人产生不自觉的合流,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

  导致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庞大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因素、资源因素、政策因素、土地因素、农民因素、历史因素等,但更重要的是城市因素。城市因素既是导致1978年前中国农村长期累积剩余劳力、阻碍城乡经济发展的负面动因之一,也是促使1978年以后突显农村隐性失业危机、冲击城乡二元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正面因素。可谓“成也城市、败也城市”。

  对此,本文首先讨论中国农村剩余劳力的数量计算和大致总额,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农村剩余劳力由少积多、由隐至显、由静变动的城市因素,最后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设想,旨在提供系统解决中国劳动力市场危机的一个视角。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力的计算

  

  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往往排除了庞大的农村失业人口,习惯上只重视城市的显性失业,而忽视了农村的隐性失业。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业部门的失业现象。它与城市公开性失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某些劳动力似乎有工可做,但对于生产总量的增加却没有贡献,也就是说,当可用的资本投入固定在很低的水平状态下,劳动力投入增加,反而引起报酬递减,直到劳动力边际实物产出值等于零或接近零。但这些不必要的劳动力仍然是就业者,因为受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经济,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不允许在可见和公开的状态下失业,由此成为不可见的隐性失业。在一定的条件下,隐性失业者可以自农村流动到城市,并在更有效率和收益的地区和行业就业。于是,这些就业者也可被认定为剩余劳动力(Suplus Labor)。[1]

  对于如何计算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力和隐性失业,我们以为需要将流行的几种方法进行综合考虑。其一是人地比例计算法,即假设人地比率固定不变时,耕种土地面积所能正常容纳的劳动力数,减去实际投入劳动力人数,即为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人数。例如,如果以一九五二年的农村劳力和可耕地面积的人地比例为基准的话,那么合适的人地比例是12.236:1,即大约每人平均耕种十二公亩土地。(当时的农业劳动力投入量为173,160,000人,而可耕地面积为2,118,840,000公亩)。[2]

  但到了一九九二年,中国的耕地面积达到2,235,100,000公亩,如果按照12.236:1的人地比例计算,那么中国只需要186,258,330的农村劳力,但实际上当年的农村劳力达到348,550,000,其剩余劳力达到162,291,670。也就是说,1952-1992年期间,农村播种面积增加5.5%,而农业劳力则增加100%以上,按照1952年的人地基数,1952-1992年中国农村新增的116,260,000公亩只能吸纳9,506,000人,但实际上这些新增土地超额吸收了165,790,000劳力,这一亿六千余万人的农村劳力就可视为农村隐性失业大军,它占1992年农业劳力总投入量的47.56%。[3]不过这种估算法的一大缺陷,是只考虑耕地面积的变化,而把农业技术改良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等变数排除在外。

  另一种算法是劳动量计算法。它是在农业劳动力的总数中去除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并在农业耕地中去除经营非农生产的部分,然后算出人均劳动量。到一九九四年底,中国每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三点二亩耕地从事农业生产,在正常状态下,这三点二亩耕地只需要八十个劳动日,而实际上平均投入了劳动日高达350个左右,其中77%左右的人力遭到浪费,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农村是100个人干23个人的活,其中77%的劳动量可以投入非农产业之中。

  而且,1994年底中国共有农村劳动力四点四亿人,其中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约为一点九五亿,占劳动力的44%左右,若折合劳动量,约占农村总劳动量的44%左右,这与从事农业劳动的23%相加,约为67%,那么剩下的33%的农村劳动人口就意味着是隐性失业人数,约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左右,[4]与上述的人地比例计算法的结果(一亿六千五百万人)基本接近。另外,根据1995年中共国家农业部的报告,“约三分之一属剩余劳动力,绝对量为一点二亿人”,[5][5]这与上述两种计算法大致相同。也有学者提出狭义和广义的农业剩余劳力的概念,其结论是以广义而言,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力占农村总劳力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以狭义而言,则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6]

  总之,中国农村存在固有的就业特点,难以与城市企业的一个岗位一个工人的岗位制相比拟,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且在观念上,农民没活干毕竟不能与工人无工做相提并论,所以无法象城市企业一样,精确计算农民的失业率和失业人口。但根据上述方法的综合估算,中国大陆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或剩余劳力大致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农村失业率约在40%左右。

  

  二、农村剩余劳力的城市因素

  

  面对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力现象,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力和隐性失业问题早已存在,在1975年时,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力就高达一亿一千万以上,[7]但在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中,为什么这一劳力过剩危机并未成为社会经济的热点和难点?农民们为什么能够默默地承受各种不公的待遇?而且,从剩余劳力绝对量的释放和减少而言,1978年以后,乡镇企业、新建城镇、城市化、工业化、甚至劳务输出等,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据估计自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已吸纳约八千万农村剩余劳力,城市化吸收二千万,[8]差不多将1970年代的一亿一千万农村剩余劳力,都成功地予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了,而且自一九七九年展开的计划生育,也大量限制了农村人口的绝对增长,但为什么却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力危机不断加深?为什么“民工潮”、“流民潮”越演越烈,逐渐成为社会政治危机的源头?

  很显然,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如果以城市因素为聚焦,我们不难发现,过去五十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力问题由隐至显、由小变大和由静变动的城市因素主要有三。

  第一,城市长期对农村和农民实施剥夺政策。自1950年代初以来的苏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无法成功地吸纳农村劳动力;1950年代末的统购统销和剪刀差政策,也导致农业资本大量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加上1958年以来的强制性户籍制度,迫使大量剩余劳力滞留在农村,导致人力资源无法与生产要素有效结合。[9]而且通过城市工人下放和知识青年下乡等方式,将大批市民逆向遣往农村,转嫁城市的人口和资源压力给农村,如1960年到1963年全大陆共精简1887万人,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10]“文革”期间也有1700多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为农村平添一批新的过剩劳力。[11]在1949-1979年期间,农业为全大陆提供了约八千亿元的积累,而且,1952-1978年期间,农民对传统工业化的资金贡献总量达到4452亿元以上。[12]

  不过,这种经济资源的剥夺和社会等级的建立并未导致社会危机的一大原因,是它得到了强大的超经济力量的政治强制和政策配合,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扼杀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农民个人失去了独立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劳动力的社会性完全替代了个人的独立支配性,以致于自1949年到1957年形成的初级劳力市场也完全消失,农村劳力的供求开始由无偿的非商品性的行政支配所主导。[13]当然,这种巨大的生产效率和劳力市场的牺牲,也换来了上亿过剩农村劳力的相安无事和农村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是,这种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夺、挤压和歧视,到了1970年代末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促使更多的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空前觉醒,推动原先长期而又客观存在的剩余劳力问题集中在1980年代爆发,并严重威胁了城市社会的稳定,[14]在某种意义上说,今日中国农村剩余劳力的危机,是对长期以来大陆社会“重工轻农、厚城薄乡”的报复和反弹。

  第二,城市无法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力,既导致农村劳力流动受阻,又造成城市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在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功能是将大批农村剩余劳力,成功地关在“潘多拉”的瓶子里,但它为1978年后“潘多拉”盖子的打开、冲击城乡经济的稳定发展,制造了潜在的危机和压力,[15]也就是说,城市是以损农的目的开始,却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很显然,当农民恢复了自主的生产权利和相对自由的就业选择以后,就出现多年潜伏的农村剩余劳力为全国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巨额的供给数量,1981-1987年期间,农业劳力在农村劳力所占的比重由90.7%下降到79.2%,非农业劳力比重由9.3%提高到20.8%,由此表明11.5%的劳力已从农业中获得释放,加入了劳动力市场。[16]尽管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为转移这批剩余劳力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自1980年代末起,乡镇企业出现疲软,因为乡镇企业开始重视集约化经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而且乡镇企业职工的就业成本大增,难以大量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加上财税改革导致乡镇企业税负增加,自我积累程度降低,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治理的成本和社会各界的压力大增。[17]

  这样,作为农村剩余劳力的始作蛹者-城市,就必须承担未来吸纳农村劳力的主要场所。但是,今日的中国城市受当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累,连消化城市自身人口的失业都难以为继,更无法吸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力,出现雪上加霜的负面压力。必须指出,由于城市对农村的长期剥夺,促使城乡差别急剧扩大,并严重阻碍了农村自身城市化的能力,只能逼使大批农民涌向城市,这样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城市体制改革,导致有关决策部门害怕一旦将城市向农民平等开放,改革现行的歧视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包括就业、户籍、福利和就学等),那么大中城市将更难承受人口压力,尤其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增加,促使政府不得不将工人再就业当作第一优先,重复当初牺牲农民保工人的传统战略,对农村流民的规范和限制也日益明显,例如,1985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农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是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这就阻隔了农民进城经商的合法途径。[18]

  所以,自1978年以来所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力,只有15%转向城镇和乡镇企业,75%仍然滞留农村,10%则处于流动状态。[19]另外,中国的城市工业化已开始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由此也限制了城市工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20]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即越维持对农民的歧视制度和政策,越导致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农民越贫困,就越难阻止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势头;而农民进城越多,城市更对农民充满敌意,更无法推动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化,所以,无论从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角度,形形色色的社会危机就越难避免。[21]

  第三,城市劳力市场对农民的部分开放,促使进城的农民期望值上升,强化了农民改变现状的意愿,由此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农民进城谋职、定居以后,农民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值大大提升,“富则思变”是改革后农民行为变化的主要特征,所谓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谚语表明,“吃肉”与“骂娘”是存在逻辑关系的,正因为有了肉吃,农民才骂娘,在没有肉吃的“困难时期”反而少有大的社会动荡。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参照集团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 个人对自己的地位评估和个人的心理满足程度,直接取决于他们与其它社会集团的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没有机会比较不同集团的生活水平之前,就缺乏追求更好生活的期望和动力,因而也就少有改变现状的冲动和行为,并因此对现状感到满意。相反,如果他们一旦有机会经历更好的生活和亲身比较不同集团的生活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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