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遗稿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2 次 更新时间:2004-06-03 20: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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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岩  

  

  1936年冬,知名学者陈中凡作《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文,其中讲到1919年秋刘师培临死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问,感慨良深地说:“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这段记载的权威性及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值得格外重视。它至少说明了两点:一,刘师培向来以治“春秋左氏之学”为学术界所称道,而他本人晚年并不完全认同此点,反倒认为自己最得意的学问,全在“三礼”上。二,他研究“三礼”的得意之作,曾经誊抄出正规的文本,交给好朋友和好学生黄季刚(侃)去作序,以备出版。

    

  但是,刘师培这两部最得意的著作并没有出版,甚至连清稿都找不到了!现存《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的这两部书,《礼经旧说》乃根据各种零散文稿重新连缀而成,《周礼古注集疏》为残本,均不是刘氏写定的清稿。对此,《遗书》编者钱玄同等人有详细交待。那么,黄季刚到底拿没拿这两部稿子呢?如果拿了,又将稿子弄到哪里去了呢?是丢了,还是自己藏起来了?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哑谜。

    

  我们知道,刘师培死前最亲密的朋友,有黄侃、刘叔雅、陈中凡,而与陈的关系更不同一般。陈在当时虽为晚辈,但已经是刘师培任主编的《国故月刊》的特别编辑,更与刘有通财之谊。1919年8月,刘卧病不起,无钱买药,曾经给陈中凡写过五封信,请其给自己弄些钞票,陈均一一照办。刘死后,陈并为之料理后事,刘的叔父刘富曾等后来曾经特意致函感谢(《陈中凡年谱》,1919年。见姚柯夫编《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刘师培的后人也证实说:陈中凡追随刘氏最亲,师培在京病笃,中凡日侍左右。同时,陈又是刘师培好友陈独秀的学生,对陈独秀也曾经一往情深,恪尽弟子之道。可见,陈中凡是一位极为忠诚极讲情义的道德中人,他对刘师培的记载当然也是极具权威性的。

    

  然而,陈中凡的记载却引起黄侃后人的不满。黄焯教授在《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附录中辩驳说:“曩阅《刘申叔先生遗书》,见《周礼古注集疏》后有陈氏跋,称刘君有《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尝移写净本交黄季刚。又刘师颖跋亦谓《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二种全稿为黄君假借以去。阅之不胜骇异。凡先从父所藏书稿,经焯数度清理,从未见有四十卷与四卷之清稿,亦无所谓全稿。忆先从父祭刘君文有《春秋》、《周礼》纂述未竟之语,是《周礼古注集疏》本为未完成之作。又据钱玄同序,知《礼经旧说》亦不全。今附记于此,以捻世之关心刘君遗书者。”(《量守庐学记》第138页)

    

  显然,黄焯教授意在否认黄侃拿了刘的稿子,理由则有二:一,在黄侃的遗物中,经数度清理,并没有刘师培的稿子;二,黄侃祭奠刘师培的文章说刘氏的书并没有完成,钱玄同也说《礼经旧说》不全。

    

  这两条“理由”显然都不成其为理由。首先,遗物中没有,并不说明黄就没有拿过刘的稿子。当然,如果遗物中有,那满天的云彩尽散,是最好不过的事。而人们感到遗憾的也正在于,刘稿宛若黄鹤,不知去向了!其次,稿子不全也不成其为黄没有拿的理由:假如黄拿的正是那不全的稿子呢?至少从道理上,可以提此疑问。至于钱玄同所谓“不全”之说,乃是讲未见到《礼经旧说》清稿,重新搜集其零散部分予以整理连缀的情况,与陈中凡所说刘氏清稿是两码事,当然只能说它“不全”。

    

  而且,黄焯教授对“先从父祭刘君文”也作了断章取义。核对黄侃的原文,发现所谓“《春秋》、《周礼》,纂述未竟”的前后文原来是这样的:“庚申年(1920)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黄侃自武昌为文,奠我先师刘君。……君之绝业,《春秋》《周礼》,纂述未竟,以属顽鄙。”(黄侃《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原来,黄侃本人是承认拿了刘稿的,是刘师培把“纂述未竟”的“绝业”交给了(“以属”)他这个“顽鄙”。

    

  又据上引陈中凡跋文,1928年春,他在上海见到黄侃,曾经问到刘的“两稿”,黄答“藏诸箧衍,容某刊布,不任堙晦也。”可见,那时刘的遗稿尚完好地保存在黄侃手中。到1934年冬,有个叫郑友渔的发函征寻刘师培遗著,陈中凡请他与黄侃联系,可惜已经“茫无端绪”。第二年秋,陈中凡准备亲自与黄侃联系,而黄侃却去世了,“原著遂不可复得矣”。不得已,陈中凡只得将自己保存的“残本”寄给郑友渔,以便行世。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五、六两册所录《周礼古注集疏》。而陈中凡的这部分手稿残本,是刘师培的过继儿子刘葆儒在1923年春送给他的。从稿子“勾乙涂改,迹如乱丝,几令人不可识别”的情况看,大概是刘师培的草稿或初稿。至于《遗书》中的《礼经旧说》,里面夹杂了一段孙世扬、沈延国的题记,写道:“刘君《礼经旧说》手稿《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三篇,《特牲馈食礼》一条,藏量守庐(即黄侃住所),黄小同兄(黄侃之子)录三篇,以付《制言》,并出示原稿,俾为校勘。原稿笔误之处颇多。”足见黄侃确实存有刘氏手稿,不过这里透露出来的显然不是清稿,也不像是全本。

    

  不只是黄侃本人承认,也不只是陈中凡一人如此记述,而且,正如黄焯教授所言,刘师颖也这样说过。假如说刘师颍是师培的亲戚,其言不足为据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的说法。此书虽杂有不少小说家言,但基本史实还是完整的;至少,我们不能否认里面包含的史影:

    

  刘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1919年11月20日,他重病垂危时,急忙派人把北大同事黄侃找来,叫黄坐在榻前。他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的手里,吐着低沉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到:“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黄侃听了这些话,心情十分激动,急忙趴在地上叩头拜他为师。刘即于是日气绝身亡。

    

  这段记载至少有三点是不确切的。第一,刘师培死时,黄侃并不在身边。黄侃《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明言:“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第二,黄侃拜刘为师的时间,也不在刘临死前。《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则说:“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第三,所谓将“音韵学秘本”送给黄,当属乱上添乱。但它流露出的确切史影却在于,刘师培确实将自己的著作给过黄侃。

    

  问题是,刘交给黄的稿子到哪里去了呢?偶睹林庚白《丽白楼遗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憬然似有所解。该书下册第794页有这样一节:

    

  闻师培有手抄本若干,皆其治国学之心得,生平未尝以示人,虽妻孥亦莫敢寓目,死后展转入蕲州黄侃手。侃喜不自胜,扃诸箧,资为述作之助,“一二八”变起,日兵以巨炮击狮子山炮台,政府迁洛,人心皇皇,侃亦挈其眷属走北平,而私念藏书甚富,猝不能徙,踌躇中,其及门少年某君,自请留守,侃乃决去。比乱定返京,一日检点所藏典籍,则此秘本悉已飞去,亟召少年诘之,坚谓不知,亦无如何,侃以此经旬不眠,备极懊丧,忽少年来,还秘本于侃,至是始告以已一一钞之矣。中国士大夫,于学术每不肯广所传,喜矜其独得之秘,实于文化之进步有碍,此少年尚是“解人”,特迹近于窃盗,不得不谥以“雅贼”二字矣。

    

  这里所说的“京”,是南京。1932年初,黄由南京赴北平,同行的就有敝母校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到北平后还收了杨伯峻先生做弟子。那么,黄侃所藏刘稿是否被“雅贼”偷去了呢?照林庚白的讲法,自有这个可能。然而,在林的记载中,刘稿并不是主动送给黄的,而是“死后展转入蕲州黄侃手”,而且没有说是什么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由于战乱,黄的藏书确实有过丢失。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验之于黄氏贤婿潘重规教授的《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该文曰:

    

  南京失守前,内弟念田以大车二辆,载先师藏书寄存于其友人鲁亚鹤采石矶寓中。抗战十年,规及田弟俱居蜀。胜利后,规应暨南大学、安徽大学聘,时往来京沪间。偶闻施则敬君言,先师《古韵谱》手稿尚在鲁亚鹤处。因亟遄往采石矶访得其寓所,相见则谓存书尽毁,出《古韵谱》及手批《文始》二册相授,曰:“遗书尽在此矣!”

    

  据悉,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日本鬼子不仅大肆杀人,而且还毁了大量的中国图书。黄侃藏书遭厄,实也应算在这笔账上。那么,在这两大车藏书中,是否有刘师培的遗稿呢?不得而知。它是否会重现人间,也未可知。不过,照笔者推测,刘师培的遗稿应不是迷失于南京大屠杀前后,而是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便丢失了。所以,1928年时黄侃还承认自己藏有刘稿,到1934年底便“茫无端绪”了。可不管怎么说,它总归是与日本的侵略中国相关,故不应归咎于黄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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