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文学史中的赵树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7 次 更新时间:2009-09-06 0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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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  

  

  内容提要 “赵树理方向”代表着对赵树理大众化创作成就的高度肯定。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评价相对稳定,优缺点非常鲜明,但对于其不足,相当多的批评存在有盲点。赵树理的创作实际是以农民主要接受者的,他的“落后于时代”实际是以农为本、关注农民利益的表现。如果时代“进步”到抛弃农民,他就会坚决落后于时代。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发现赵树理的新价值,尤其是他对于当代文学中农民叙事的新意义。

  

  关键词 赵树理 农民利益 大众化 知识分子人格

  

  赵树理的“当代性”

  

  

  文学史的写作通常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比如政治、经济、观念等,这些标准的与时俱进也决定了文学与文学史的多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如此。或者可以说,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一个表面单一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国家政策、政治理念及其他观念会发生如此频繁的自我否定;或者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强行自我进化。这种“进化”不在于政治或者经济实体,而在于观念。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一般以“当代文学”称之。洪子诚认为,当代文学的内涵实际就是指建国到文革结束这段一元化创作时期,其文学的官方规训术语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说法从某一方面概括了当代文学的最核心问题。另一个年青的评论家李扬对文学史的分期更进一步,把当代文学的范围更向前扩展,他认为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当代文学。如果按照洪子诚的分期标准,确实是从1942年毛泽东确立了以政治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当代文学史的红色步伐,那么把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定为1949年就分割了历史。实际上,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在实际论述中也把当代文学史的起源延伸到40年代:“4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左翼文学界的领导者和重要作家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艺新方向’”,“以达到理想的文学形态的‘一体化’的实现”①。

  综合洪子诚和李扬的看法,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史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政权的解放区开始,同时本文认为赵树理是“当代性”相当典型的作家之一。从他一举成名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就树立了“当代性”的典范。钱理群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给了他这样的评价: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②那个“大众化”,正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文艺创作的核心,它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并成为文学“当代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赵树理首创了当时最完美的大众化文学,不能不说“当代性”即是其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赵树理作品评价的变迁

  

  1943年春天,赵树理写出了即将轰动左翼文坛的《小二黑结婚》。没有想到的是,最初没有文艺刊物同意发表他的小说,主要是因为乡土气息太重,编辑们不能认同他的作品为“文学”。1943年10月,“横刀立马”的彭德怀看到推荐来的《小二黑结婚》,把它交给了新华出版社。但他是以“通俗故事”的名义推荐的:“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就是说,彭德怀这位农民出身的第二号大将也不认为赵树理的东西是“文学作品”。被拒绝于文学之门,实际意味赵树理一开始就是被拒绝在现代国家叙述之外的。他的小说与源自西方的现代小说规则何止相差太远,不但毫无现代气息,就算是乡土作家也达不到标准。因为“乡土”实际是现代命名,而赵树理的作品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完全没有经过现代洗礼的、乡村的封建说书人。

  以“通俗故事”名义出版的《小二黑结婚》引起了轰动。在当时的解放区一部小说能印到二千本就很不错了,而《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同时,数以百计的剧团用不同的地方戏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其在群众中影响之大,甚至偏僻山村的老乡也翻山越岭赶来看演出。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来,还没有任何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赵树理的成功是出乎意料的,但在他红遍乡间的时候,那些文学批评家对此基本嗤之以鼻,甚至有人称之为“海派”,把他与鸳蝴派相比③ ,无人予以文学性的重视。大约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不屑评论这样的“通俗故事”。

  批评界的冷漠一直持续到1946年。这一年,周扬发表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赵树理的一生同样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论赵树理的创作》④。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在这儿,“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意味着赵树理的“现代”冠名,从此赵树理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在政治乌托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符合,才是赵树理小说的现代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同时也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当代性”。

  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陈荒煤提出了“赵树理方向”⑤ ,要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随后,解放区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等举足轻重的批评家的文章,皆对赵树理进行了高度赞扬。茅盾这个最权威的左翼评论家认为,《李有才板话》“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标志了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⑥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两套大型丛书出版,赵树理的创作入选代表“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⑦

  这种不惜为乌托邦理想造假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可爱,同时昭示着一种超于正常状态的焦虑。之后对赵树理的拔高更上一个台阶:在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把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从历史来看,当时的根据地需要这样一个掌握了农民叙事模式的作家:不但有写农民的真诚,而且了解农民,最重要的是其作品还要被农民读者接受,这些要求构成了1942之后文学一体化的重要标准。赵树理的出现及农民读者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让党内文艺工作负责人大喜过望,认为其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精髓,所以不遗余力地抬高赵树理的价值——不是文学价值,更多的是政治价值。党的宣传向来严密而有效,对文学的干预亦从来是雷厉风行不容辩驳,这也是文学的“当代性”一个极重要的特征。赵树理作为一个典型,在这种体制下也变成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甚至成为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⑧

  当时的文学史对赵树理的评价与主流完全一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大量直接引用周扬的说法,⑨称其为“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文艺方向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重要胜利”。这代表着直到今天的文艺界对赵树理的普遍看法,诸多文学史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发展,进入1949年之后,除了那些优点,赵树理的不足也不断被“发现”出来。同样由写农民而著称的作家孙犁评价1949年之后的赵树理说: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⑩。一个农民作家尚且如此评价,此时的文学史更是如此,只要谈到赵树理的不足部分,这个重要缺点就会被提到台前。《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提到多部文学史共同指出的不足:塑造新人的无力。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原因在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像对老农民那样深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1 。

  “反右”之后,对赵树理批评更加严厉。有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12

  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表现不典型、不严重、不尖锐,矛盾解决得都太过容易。1959 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甚至出现了批评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文章。13

  看来赵树理的“落后”是铁定的了。如果回忆一下历史,就可能发现赵树理的“落后”不是偶然的。在赵树理最受欢迎的时代,他一度成了名望仅次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人物。但是,从现在所知的文献来看,毛泽东却从未公开发表过对赵树理的评论。原因在哪儿?

  李扬在《抗争宿命之路》中,从当时的国家叙事的需要解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赵树理一开始就是一个拒绝西方文明的本土作家,他从传统民间文化中吸取了大部分的资源,对于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国家的叙事需要全不顾及,这注定了他一开始就是要被抛弃的。14

  李扬的论述是相当有力且令人信服的。他还认为,这也是毛泽东从未公开评论过赵树理的原因。毛泽东这个共产主义空想家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诗人,一开始就看出了赵树理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极力推行文学创作一体化,就与他的现代焦虑直接相关。而且毛泽东位于权力之颠,他的现代焦虑通过政治手段和神一般的影响力,严密地渗透了且控制了文学界、思想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所以,从一个一直着眼于未来实现第一个共产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家来说,他十分明了赵树理的“落后”之处,所以他对赵树理不置一词。因为他明白赵树理要被他扫入历史,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一个土生 土长的、为农民考虑的作家来唤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他才听任周扬把赵树理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也基本持同样看法,他认为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总体来看,对赵树理的评价趋势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家需要另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想”来指导文学的时候,赵树理的不足就越来越被重视,直至被当成一种政治错误。我们无法从年代发现对赵树理评价的合理与否。评论界和文学史上不论哪个年代都存在着众多的矛盾评价,这说明对赵树理理解的不统一。尤其是对于赵树理作品的缺点和不足,目前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或许它正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很可能正是当前的学者也没有厘清的问题,分析下去当能发现赵树理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赵树理的农民立场

  

  既然李杨分析说赵树理“落后”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叙事方式的拒绝现代,下面就从叙事角度分析一下赵树理的特点。仔细分析一下赵树理的小说叙事特点,就会发现,赵树理小说的叙述中心在于农民。《邪不压正》叙事中心为中农,《三里湾》也是中农,《李有才板话》、《福贵》和《李家庄变迁》为贫农,像描述“解放”后的农村的《登记》也是以普通农民为视点。与此相对比,《暴风骤雨》是以共产党的工作队为叙事视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一个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为视点。

  萨支山评论社会主义现代叙事经典《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时说,他们“都有一个外来者‘进入’的相似的开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不过这个外来者是党的化身。”15

  这揭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叙事核心:一切以党为中心。那个“外来者”正是个极其关键的角色。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对赵树理和柳青的叙事动力也作过比较: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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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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