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揭示历史真相,我义不容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6 次 更新时间:2009-09-03 08:23

袁伟时 (进入专栏)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他说,退休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至少还要再过十年吧!

这几天,摆在他桌面的依然是各种史料——有关北洋军阀的、有关袁世凯的,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和一本《华盛顿传》。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因为他的书侵占了饭厅等地,家里再无法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反正喜欢就买,哈哈,好像还要再活一百岁。”快要八十岁的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工作的八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的爱好是看小说,广州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他说这是消闲,和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一样。

晚上,他偶尔上qq和熟人聊天,对这位上网十年的78岁“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称得上不慢。

在和这位健康、快乐、爽朗的老人接触几次后,记者开始了本次读书周刊的重点人物专访,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大半生读史 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对这句话您最有发言权。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让我知道历史的智慧,因此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较中外古今,有很多启示。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如果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间,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导致转型艰难?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治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订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自由大宪章》规定,不能任用不懂法律的人做法官。但在中国达到这一步很艰难,1998年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时谈到,中国的法官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不是谁立场坚定、出身好就能去做法官;立即受到批判。但是没过几年,国务院司法部发了文件,指明中国法官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规定哪一级法官应该达到什么学历。英国13世纪的宪章的内容,我国在20、21世纪之交还要争论。英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所以,不要将中国100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归罪于某一个人,要看得更深入,眼光要更深刻,要看到我们社会结构里面有缺陷,原来的传统社会有缺陷,原来传统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发展那么艰难。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

记者:前几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泛历史读物,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大多的历史读物总是板着面孔,所以“解读”性读物才能被广泛接受,但这几年这种读物的市场又日趋黯沉,你觉得怎样历史读物最能让大家接受?

袁伟时:好的历史读物,一方面,内容要丰富,不单是讲故事,还要有思想,能启发读者在阅读时好好思考,作者的思想和智慧融合在里面;更重要的前提是不歪曲历史,如实揭示真相。当然,表达方式也要好,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八股文章谁都不爱看、不爱听。达到这样高度的历史读物,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记者:您的《晚清大变局》从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公认的好的历史读物。

袁伟时:对我个人来讲,它融入了我的价值观和生命追求。除此之外,书里是用史料来说话,所有论点都有根有据。第三点,我不人云亦云,别人提出来的论点、流行的结论,我都要经过重新考察、论证、思考,看它站不站得住脚,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我觉得我的文字流畅,很容易接受。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记者:《晚清大变局》刚出版就引起过广泛关注,您的一些观点还曾被批判。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您认为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袁伟时:我的研究领域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责任有两个方面:

头一个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历史真相被淹没,有些是史料限制,而更大程度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国民党开始,甚至从同盟会时期就开始了,孙中山搞革命当然要宣传革命,但他把历史作为工具。例如,刘成禺受孙中山委托写《太平天国战史》是为了革命宣传,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扬皇汉之武功”,因此拼命歌颂、夸大天平天国的成就,从推翻满清统治的角度来全盘肯定。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也是这一类宣传品。其实太平天国运动是很腐朽、很落后的,不值得那样吹捧。大家都知道,洪秀全有80多个老婆,官员封建等级化,老婆多少也是按照官位大小,太腐朽了!他们生活的奢华是惊人的,和历代皇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天朝田亩制度》整个设计就很反动,对历史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它要求绝对平均,消灭私有制,从基层到中央实行绝对专制统治,这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中国要倒退100年都不止。

揭示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从同盟会时代到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很多时候干涉学术自由,歪曲了很多东西,作为历史研究者,就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个责任。

另外,还要总结历史经验。还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吧,19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但这个转型非常艰辛,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仅仅19世纪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大约1亿多,20世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两亿多冤魂,多么悲惨!中国受外敌入侵很多次,割地赔款,国困民穷。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总结经验,将历史挫折变成历史的智慧。这要很多人一起来做。我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义不容辞要做这个工作。

委屈和不解 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在网站看您的书评,大家公认您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您选择的这条事业道路上,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挫折?

袁伟时:我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那些挫折,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这是很困难的路,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迎合尘世,我会活得很风光,很受重视,但那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一辈子会活得很羞耻。我不愿走那条路,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负责,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负责,写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来,这样,才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观点,因为我认真研究过,经得起考验,有充分的学术自信,当时受到挫折没关系。

读者读了我的书有收获,是给我的最高的奖赏。有些人不理解没有关系,要看得长远一点,说不定过些时候就变了。那些委屈、不理解,都是历史现象。对历史学家来讲,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你要认真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些言行、那些现象,是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那样的事?这样,那些争论、不理解就变成了很好的历史故事,成为历史篇章里的一个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 要揭露黑暗监督公共权力

记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您自己怎么理解?您认为当下还有谁能担当这个角色?

袁伟时:现代社会,需要有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整个社会才会健康发展。就全国来讲,男士先不说,应该讲讲我们的女士。我认为有三位女杰——章诒和,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我认为她们是最杰出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代表。

请大家不要将公众人物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可以没有社会担当,可以没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可能不会批判社会的不良现象。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苏格拉底讲的牛氓,特点是批评揭露社会黑暗面,监督公共权力,维护法治,坚持社会正义,推动整个社会更好发展。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不守护正义,是称不上公共知识分子的。

比如,刘晓庆是公众人物,但她是娱乐大众的公众人物,就是让大家笑一笑啦。但也有一些公众人物,在让大家笑或者哭的同时,还带着思想,让人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加上艺术造诣很深,那就是杰出的艺术家了。所以说,不要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混为一谈。

记者:公共知识分子远没有公众人物受普通读者关注,比如,青少年追星,是只认公众人物,而忽视公共知识分子的。您对这个怎么看?

袁伟时:人生有多方面,让所有人都活得快快活活,需要有娱乐。年轻人追星,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多数人追星不过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少年轻狂,过些时候,多数人就会思考,走上成熟,不那么狂野,会有更多社会责任感,有更多社会关怀,多数人会慢慢成熟。所以,他们崇拜偶像的时候,不要指责他们,要让他们自自然然快快活活成长,但要提醒他们多读书,多思考。

我有两个孩子。我觉得培养孩子最重要的环节,是培养他们看书。书也有好坏,但多数是比较好的,有读书习惯后,他们会自己拓展自己的知识,拓展眼光,提高自己欣赏水平,慢慢就会成熟。崇拜偶像很大程度上是情绪、感官满足。我坚持一个观点,欣赏一个艺术家,那一定要从艺术和思想角度,去分析、思考他们,才会提高自己的层次,也是提高自己的品味。要引导孩子不要老是停留在幼稚的盲目崇拜阶段,思考偶像让自己崇拜的原因,分析他与别的明星的不同之处,那就很好了。

神化鲁迅 是社会视野太狭窄

记者:鲁迅应该是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最近,因为中学教材选录他作品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风波。网络上有人认为之所以有传闻称教材减少鲁迅作品,是作品生涩难懂,而且语文老师水平不高,也难辞其咎。五四之后,鲁迅文章一路风行,伴随几代人成长,今日出现这样的风波,以您对五四的深入研究,能否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袁伟时:我认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很好,语文教材完全应该收录,这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应该珍惜、并引以为傲的东西。至于选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是学术问题,不该炒作那么厉害。

另外一方面,我们编教材应该胸怀更宽一些,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胡适的成就也很高。他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也应该收进他的作品。

总之,要将语文课编的丰富多彩,适合传承中国文化,不要那么狭隘。前几天我才跟记者谈到,中学语文里,文言文比重应该提高;台湾的文言文比重占到国文课45%,我们现在的比重应该适当提高一点,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承。

记者:您觉得这场风波是媒体炒作?

袁伟时:鲁迅文章除掉少数文言作品,我想没有什么读不懂的,不会比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更难懂,说难懂是炒作。第二,这次的风波里面有公众的逆反心理。

多年来,我们将鲁迅神化了,把他定位一个神,他讲的都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历史研究来说,这些都不准确。现在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在神化鲁迅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提起鲁迅都很敏感。作为业余爱好者,他的全部文章我最少读过三遍,我感觉他成就很高。但20世纪,除了鲁迅,还有一些成就很高的人,甚至有比鲁迅成就更高的人,比如,在思想文化领域,我认为胡适的成就超过鲁迅;沈从文的小说也很好。这应该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发表意见,我们现在的视野太窄,有些问题又不恰当地意识形态化了。

大师的根本要求是维护正义

记者:如果有人称您为大师您会不会接受?现在社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大师称谓的广泛使用,例如被称为文化大师的作家余秋雨。以您对历史的研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大师?真正的大师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袁伟时:现在“大师”是顶廉价高帽,5分钱一顶,呵呵,随便买,随便卖,也没有严格标准,对这个,笑一笑就可以了。有人喜欢人家叫就叫,喜欢这顶高帽并且戴着很舒服,就让他戴,社会那么复杂,高高兴兴就行啦。我自己当然不是大师。一个人,自己怎么称呼别人,把谁称大师,代表了你的水平。这就要考虑了,你要愚蠢地、人云亦云地,随便叫人大师,那你就是那么个层次的人;你如果是有追求的,是有素养的、高水平的人,说每一句话都有标准、都有依据,那你就不会随便叫人大师。

我认为,大师,专业造诣要很深,这个标准不能低,他在学科里,要有非常重大的、系统的贡献;二,他要有社会良知,守护社会正义毫不含糊。

你注意我的用词,我不是要求他在道德上是完人,这是不应该的。比如我们的大师鲁迅,他有很高成就,不是也有“第三者”许广平吗?他没有离婚,就与许广平同居。从新道德来看,他很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按旧道德来看,是有缺陷的。还有胡适,他接受传统婚姻,但他也出轨啊,和表妹曹成瑛,共同在西湖生活了几个礼拜。胡适的白话诗大部分不怎么样,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却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他们两位在婚姻上都很可怜,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利追求爱情。鲁迅就说,‘我也要爱’!他们勇敢地突破思想罗网,不能捡起泥巴往他们身上扔。

但是,他们两位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毫不含糊。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他直截了当说:按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国民党是反动的。他当面对蒋介石讲应该让反对党存在。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和鲁迅用文章批判国民党摧残文化、屠杀年轻一代一样可贵。

维护正义是大师的根本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之前被称为大师的余秋雨根本不入流。他就是一个作家,文字漂亮一点,也读了一点书,但以这两个方面衡量,他够格吗?

养生要诀四句话

记者:您每天坚持快走锻炼身体,78岁的高龄,常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您能否对很多年纪轻轻就被颈椎病、腰椎病、鼠标手、失眠、抑郁症、脂肪肝等各种现代病缠身、心力交瘁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袁伟时:一个人,想在人生道路上有一番成就,想不要那么平庸、有所建树,就要有一套养生办法,保护身体,使得你能长期坚持工作。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我的健康,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用广州人喜欢的话来说是:“天跌下来当被冚(kan盖)。”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对不是研究学术的人,则是: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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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华商报》2009年8月22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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