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进行中国民主研究的过程中，我从中国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角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研究，[2]并在去年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专门关于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3]这些研究里面都谈了一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状况，并进行了一个实证研究，探讨了在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其中也谈到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可能会对民主产生的影响，但是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加展开。之后，有许多人询问这个问题，国内外的有关学者也对此很感兴趣。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深一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影响。

一、 概念框架

基督教是一个对世界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宗教，是西方文化对世界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在世界当前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基督教也在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除了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基督教和民主关系的研究，西方的学者不仅对于出现在西方的现象有着相当多的研究，而且也对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对民主发展的影响有很多的研究。有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是个空白。有些中国学者关注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但是对民主理论不清楚；有些学者关注民主的理论，但是不了解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因此，我在这里先将国外的一些知名学者对于基督教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看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然后再去谈论中国的情况。

对于基督教和民主关系的研究来讲，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西方学者所说的“基督教”包括了所有基督教三个主要的派别，即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对这三个主要派别对民主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有详细的论述。对于中国的基督教来讲，目前影响最大的是新教，其次是天主教，新教所占中国基督教的人口大概在五分之四左右，了解新教对于世界民主发展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中国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的概述以研究基督教新教的作用为主。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新教的人口，在全世界的变化如下：在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新教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 而到2000年的时候，新教人口达到了16.5％，一百年内增长了10倍。[4]这样的发展就为基督教新教对世界民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实，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从对世界民主发展的影响而言，新教的作用非常之大。

有的学者认为基督教新教的发展推动了宗教多元主义的发展，并使得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而且在西方首先出现了“双容忍”（twin toleration）[5]的态度，也就是基督教对于国家采取容忍态度，不去干预世俗政治，而国家对宗教也采取容忍态度，允许宗教自由，不干预宗教传教事务。这种双容忍的态度对于新教和民主的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既体现了政教分离，也体现了传教自由，而政教分离是基督教可以推动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Robert Woodberry和Timothy Shah看来，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与基督教新教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中由于新教是采用教会自己管理自己，以单个教会的方式独立进行传教，从而改变了天主教的集权体制，这样就使得每一个单个的新教的教会都要有能力独立发展，从而以此为基础事实上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出现和独立的结社生活。[6]

他们指出，新教在推动传教的同时，进行大范围的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包括识字、音乐、娱乐，并同时印发了大量的圣经，这些文字的圣经对于推动大众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带动了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出现。

他们也认可马克思·韦伯的看法，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对于经济发展有当然的重要影响，资本主义和新教精神是共生关系。同时，基督教所推行的伦理和道德精神对于减少政府的腐败是有作用的。

历史上的马丁·路德就曾经拒绝过国王的命令，而坚持良心是来自于上帝的，而这个观点对于推动宗教自由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指出，基督教的发展推动了宗教多元主义（pluralism）的发展，而宗教多元主义和民主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新教多元主义的发展结束了天主教的霸权，从而使得国家走向自治，黑格尔曾经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们还认为加尔文主义的“社会盟约”（Societal Covenant）直接导致了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的出现。这个社会盟约在许多基督教的学者看来，实际上就是对圣约的解释。他们还指出由于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人本性为恶，因此导致了对于政府的制衡原则的出现。

他们还认为新教的教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地区性的社会组织，使得教徒学会了管理、领导、吸收资源的本领，从而推动了现代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出现。新教也推动和产生了自愿者组织。这个运动在近代历史中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在亚洲、非洲都有大量的现象可以证明，其中包括早年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广泛的全球化自愿者组织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还认为，新教的发展对于弱势群体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妇女解放、奴隶解放和黑人解放，无论是在南非、印度等，都和新教的发展有关，由原罪观点出发，新教也提倡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对拒绝多数派的迫害产生了影响。

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Peter Berger对于新教和民主发展的理论的看法也有过很重要的陈述，他认为新教的发展特点在于强调个人良心，强调所有信仰的平等，推动识字和教育的发展，这些是推动社会自治组织出现的重要原因，而社会自治组织就是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的基础。[7]

Hillel Fradkin指出，从美国的历史来看，民主发展和新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他说，当年，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调查的时候也得出结论，民主和宗教是朋友，在民主的长期发展的作用中，宗教有决定性的因素，宗教是维持民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维持繁荣的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宗教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8]

通过以上这些西方学者对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和民主关系的论述，大致可以看到，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潮流当中，新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政治体制而言，新教要求政教分离，从而使得国家从宗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制，而使得政治摆脱了宗教的控制，这样的神权和政权的分离，对于推动政权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新教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新教所提倡的自愿精神和独立精神，所面对的推动传教必须要克服各种阻力和压力而产生的宗教精神以及新教所推动的大众教育都带动了新教群体的领导力的提高，并导致新教的每一个教会都成为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这对于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自愿者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基督教的观念包括原罪观念、平等观念、以及新教的伦理道德精神，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当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包括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观念——例如制衡观念的产生有很大的作用。第四，新教直接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包括非暴力运动，也帮助了世界范围内弱势群体的自由和解放。所以，从这些来看，毫无疑问，在世界近代史当中，新教和民主的发展之间是有着一种非常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除了新教的作用之外，东正教和天主教都不如新教那样对民主在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于还起过相反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近年来，天主教和东正教也逐渐转变了态度，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由于天主教采用了集权制的管理方式，因此，一旦当罗马教皇决定推动世界民主发展的时候，在他们所影响的地方，民主的发展也就同时产生。例如东欧和南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天主教所起的作用就非常大。所以，从总体而言，世界的基督教和民主的发展有着正面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前影响世界民主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文化的力量。

当然，这些学者也都同时指出，基督教对于民主的影响主要不是直接的推动，而是起到了一个机制（mechanism）和中间(mediating)的作用（Shah和Berger）。民主的出现毕竟是一个世俗的事务，是广大的群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动员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出现的政治结果，基督教所起到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这个间接的影响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观念的传播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基督教直接的参与到政治和民主的发展当中，基督教毕竟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二、基督教对于中国民主的间接影响

Peter Berger曾经指出，在世界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宗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四种文化传播方式中，宗教起到的是一个大众文化运动的作用，尤其是新教的福音派是目前推动这种大众基督教文化运动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9]从中国的主要实际情况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现，其本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这种全球化大众文化运动直接产生的结果，它带动了中国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10]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政治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大众文化运动却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我称之为这是中国历史的“千年之变”，就是这个原因。[11]这种文化之变一定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因此，基督教对于中国民主发展就和基督教对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民主发展一样，也会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起的是间接的作用。当然，由于中国目前的特殊情况，基督教在某些情况下，对民主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我们先谈一下这些间接影响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信仰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民主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1、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改革开放30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念和信仰的作用。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和信仰观念在中国出现，刚开始在农村比较流行，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到处可以看见基督徒的身影，许多年轻的学者、学生也加入了基督教组织，他们之所以加入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观念，而且是一种现代化的西方观念，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要吸收的东西。这种看法非常符合Peter Berger所讲的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其实，对这种观点的看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断出现。当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传统的宗教观念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无法适应的时候，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有许多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来源，或者试图“复兴”中国文化，或者试图整合中国文化，或者试图给中国文化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因此许多人在近代历史上搬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念，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实证主义等，也曾经向纳粹德国、日本学习过“先进”文化。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个文化运动，它们试图在中国残破的文化思想之外，找到一个新的观念，可以恢复中国的文化，或者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或者以新文化补充旧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变化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就像中国的共产主义要试图修复、取代传统文化一样，基督教文化现在也在许多人的眼中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样试图扮演着修复和取代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作用。[12]对于现在加入基督教的许多人来说（当然主要是基督教知识分子），在所有的现代西方思想都试过之后，在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几十年实践以后，也许是基督教才能够给中国真正带来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信仰和道德，这才是中国所真正需要的。当然许多基督徒是个人的精神体验，但是从总体上这构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精神探索。事实上，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生活当中，也在扮演着一种这样的作用。基督教在反对腐败，提倡廉洁自律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道德精神相对于现代中国所到处充斥的追求金钱、追求物欲、无道德、无理想的现象来讲，是一个清流的思想。基督教试图在这个时代的物欲横流当中，树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精神来源。[13]

2、从中国现在基督教的发展情况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也在寻求“双容忍”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表示要服从政府，听从政府的安排，但同时，又强烈的要求宗教自由，进行自由的信仰崇拜和传教活动。因此基督教并不希望干预政治，同时也希望国家（政府）对基督教采取容忍的态度。在实际的行为上，基督教积极在大众中推动宗教的运动，注重于精神和道德的发展。为此一方面他们不希望政府对他们的宗教活动进行干预和迫害，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因为政府的这种迫害而停止他们的宗教和文化道德重建的活动。这种宗教自由的精神在中国当前的思想自由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

3、从家庭教会的各种出版物来看，他们在提倡一种宗教复兴的观念，这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是，他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艰苦的传教历程之后，现在正在突破各种阻碍，历史性地进行宗教“复兴”运动，而且，这种宗教复兴运动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救世主义态度。因此，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目前总体文化变化的态势上一方面体现了一种强势的文化发展精神，但是仍然和历史上一样，另一方面基督教决不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尤其是一些体现文化核心价值的仪式，包括崇拜偶像和祖宗崇拜等。[15]

大众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文化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从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基督教正在推动了一个大众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文化的变迁。而且基督教目前的信仰者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众基督教文化运动，这些一定会带来对政治的影响。

其次，作为社会组织来看中国基督教对民主的影响。

1、由于中国基督教大部分是用家庭教会的方式在进行传教，主要以新教为主，而新教所提倡的以独立教会的方式进行传教的活动也同时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出现，他们自己组织、训练公民，培养公民的组织、领导、演讲能力，并在现实中培训了大量的农民工，[16]并由他们带回各地进行传教，从而形成了中国家庭教会自己的传教网络。这种网络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经遍布中国各地。毫无疑问，这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并带给了公民社会一些经过培训的义工或者领导人员。[17]

2、基督教在中国也在提倡志愿者精神，并推动了志愿者的活动。例如，有关方面统计，仅在汶川大地震中，基督教（以家庭教会为主）自愿去的救援人员达到63万（全社会100万），并捐款115亿（整个中国社会的捐款一共1000亿）。[18]基督教家庭教会在这个活动中成了一个组织完好而且效率很高的志愿者组织，这种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出现也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3、在中国推动了教育、识字、娱乐等大众教育的活动。基督教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对于大规模群众教育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虽然也大力推动大众教育，但在很多偏远地区和经济困难的地区，大众教育遇到了困难。中国的基督教在推动农村偏远和贫穷地区的教育、识字和包括唱歌在内的基本娱乐方面起到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对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面，包括基本的医疗、群众互助等方面，基督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起到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的，但是地方政府却并没有做，而由基督教在进行。

从以上诸方面来看，在社会组织方面，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国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它同政府和政府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管理的社会组织不一样，他们以单个组织的形式建立了独力的、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并在此之上，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毫无疑问，上述的这些现象，虽然并没有直接推动民主的发展，但对于建立公民社会、培训公民能力、建立社会网络、提倡自愿精神等方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民主发展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三、基督教对民主发展的直接影响

其实，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由基督教发起的运动来推动民主的发展，在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当中，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它对民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些中介而起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中国基督教和民主发展的影响当中，应该是主要的方式。但是由于中国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中国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也以直接的方式在影响民主的发展，这些方式就是他们直接参加了中国的维护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权活动，并且成了维权活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和世界其它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基督教对于中国民主的发展因此开始有了一些直接的影响。

1、被动的维权。从中国当前基督教发展的基本情况来看，基督徒恪守了他们的原则，服从政府，他们并不直接介入政治的各种活动，也不想取代政府，基督徒所要求的是要有传教和信教的自由。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首先，他要有一个信仰的自由，他可以在他所认为必要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宗教活动；此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还有进行传教的自由，也就是要把他们认为的这个信仰带给别人，在观念上实现这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他们所要的一个基本权利。当然，从现在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宪法所规定的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但是恰恰这样的基本权利，对于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很难实现，原因在于中国基督教的管理是由国家进行的直接管理。中国政府出于控制意识形态（文化）、控制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严格控制宗教的活动。政府规定除了在它所指定的宗教场所和指定的神职人员之外，不得在其它的地方进行宗教活动，这就和基督徒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政府对于不按照政府所规定的办法进行传教和信教活动的这些人，实行了传统的专政的办法，也就是把他们抓起来，禁止他们进行活动，并且取缔未被政府认可的教会组织。[19]这样就将原本不想和政府发生冲突关系的基督徒，推上了对政府不满意的道路。按照中国基督教人员的普遍解释，他们认为政府这样打压他们是政府误解了他们，而他们的本意是为政府进行祈祷的，是要帮助政府的。尽管政府这样对待他们，但是他们的信仰不会改变，活动也将继续，而且也要继续服从政府。[20]但是无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无论他们如何解释他们不想介入政治，他们实际上被动地加入了目前中国各地出现的各类各样的维权活动当中，成了维权活动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力量。这种维权活动在全国各地也导致了许许多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在宗教自由问题上的这种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基督教在政府的打压之下，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发展和壮大起来。这样的结果和中国历史上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打击所得到的结果正好相反，打压反而使得基督教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同样，这样的打压也使得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中国各地出现的维权活动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给维权运动带来了精神和道德力量。基督教的维权给中国的维权运动带来了道德和精神力量，这和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发展的情况基本相同。基督教的这个大众文化运动带给了社会一种新的道德和精神，并且加速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中国的维权活动来看，几乎所有的维权都是围绕着具体利益而发生的，例如土地、房产、各种苛捐杂税等，都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利益。维权者是由于这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参加维权的，他们要求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这些具体的、受损的利益能够得到补偿。但是，在中国唯有基督教的维权，没有这种具体物质利益的需求，他们要求的是信教和传教的自由，也即是信仰和精神的自由。这样，基督教的维权给中国的维权运动带来了一种清新的感觉，也就是他们不要求具体的物质利益，而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需求，是一种信仰的需求。这样的一种现象，给基督徒的维权运动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可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力量，不受引诱，也不被利用，也不怕打压，他们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我在《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中讲过，世界各国的非暴力运动如果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支持，而在中国的维权运动当中，这种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并没有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儒教、传统宗教在维权中几乎看不到身影，他们仍然是统治者所控制的精神和文化力量。只有基督教的思想在维权中展现了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作用。这种精神力量的介入，很有可能成为支持中国维权运动能够持续发展的道德和精神力量。

3、积极参与。由于目前有许多的城市知识分子加入了基督教，因此以城市为主体的基督教组织在维权方面有了更强烈一些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服从政府的基督教的原则，但是又要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各项政治改革当中，尤其是要在推动政府廉洁、自律、治理和社会公正等公共事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作为基督教的组织，不应该介入上述的活动，但是作为基督徒个人，应该要体现上帝所带给社会的各种公正、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积极介入到政府和政治的改革中，要有公共关怀。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由这些城市基督徒所表达出来的积极参与的观念，在城市中逐渐流行，很有可能这样的一种精神会成为基督教影响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21]

4、救世主义。前面讲过，救世主义和文化运动是一种间接的影响民主发展的力量，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当中，他们虽然在扮演着间接影响的作用，可是又起到了直接影响的作用。例如在家庭教会的维权过程当中，表现有非常强烈的复兴中国基督教的救世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基督徒要克服一切人间的困难，将中国带入“上帝的天国”。例如在中国家庭教会特有的《迦南诗歌》当中，感情强烈、而且旋律也非常深沉的进行曲形式的歌曲到处都是，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积极的救世主义的精神。这种强烈的救世主义可以理解为当基督徒面临到迫害的时候要勇敢地挺身而出，而且要用基督教的思想复兴和拯救中国，为此要不怕牺牲、不怕迫害。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所谓的积极就是要用一种进取的救世的精神，主动地将中国从他们认为是一种处在不合理的精神状态和信仰状态之下转入“上帝之光”的笼罩之下，这毫无疑问让人看到的是一种积极的介入精神。这种积极的态度，也会产生一种入世的结果，不然，如何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如何又要担负着世界基督教复兴的根本责任呢？[22]

5、对三自教会的影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在许多地区由于力量的壮大得到了政府的默认，[23]即地方政府不再对一些家庭教会进行迫害，而是承认他们为宗教活动的场所，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场所进行活动。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政府还对他们的活动不理不睬。这些教会组织在事实上得到了自由。他们因此可以在国内进行自由的传教活动，建立社会网络。这样的情况影响了政府管理的三自教会组织，使得一些三自教会的基督徒也想要得到这样的“自由”，因此他们要从政府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得到“宗教自由”。今年在浙江温州乐清白象镇第二教堂出现的选举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在不少地区出现，由此可能形成为一个潮流，影响到政府的宗教控制的管理政策。[24]

所以，从以上的描述来看，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政治，虽然从主体上讲，是一种消极地、不介入的态度，对于民主的发展也是一种间接的影响，但是恰恰在中国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在政府限制宗教自由的情况之下，而引起了一种反对、不满的态度的出现。这样的态度和要求就使得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政治无形之中形成了一定程度介入的态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中国的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有直接影响也不为过，这是一种现实。至于中国政府逐渐转变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以后，这样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是，从现实来看，直接影响应该是存在的。

四、小结：基督教与中国民主的关系

对于基督教和中国民主的关系，必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加以了解。从总体上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可以独立行为的社会组织；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使得中国出现了前边所讲的一个和全球化文化接轨的大众文化宗教运动。基督教的社会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教育程度、社会资本等方面在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有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而且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的来源，这些方面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推动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来讲都是重要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不仅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在中国民主发展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中国民主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文化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不管基督教本身愿意还是不愿意，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基督教在扮演着一个使社会逐渐强大，并且开始组织化起来的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角色作用的推动之下，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中国民主的发展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之中而加以出现的，社会强大就会要求国家对于社会做出重大的让步，从而推动政治的变革。这种政治的变革既要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也要包括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变化，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要由社会的发展来加以推动，指望国家自身放弃自己的权力或者改革自己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上来看，中国的基督教在扮演着比他们自身所能认识到的大得多的作用。

从世界民主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些国家的政治变革是通过宗教的发展而出现的，也就是说某一种宗教的出现和发展伴随着国家政治变革的出现和发展，这是一种同步的发展，例如韩国和菲律宾的政治变化都和基督教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所谓的宗教变革和发展，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例如早期佛教的发展就曾经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5]其实，对于这样的历史变化用文化来解释可能更为容易一些。文化的变化对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目前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所产生的政治变化在世界各地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价值观的改变、信仰的改变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也同样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视，这个大众文化运动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宗教与政治都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它影响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它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变化。因此不管宗教本身的态度是怎样的，宗教的发展都要对政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样，民主和基督教也不可分离，民主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这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中国的历史也可能在重复着这种现象。

[1]本文为2009年7月18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当代中国政治治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中国共产党”会议提供的论文。

[2]这个研究于2008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题目为《大变革的前奏》；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在9月刊出了这个研究报告，题目为《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

[3]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见《背景与分析·特刊》第19期，2008年7月24日，后刊于《解读中国民主》，世界与中国研究所，2009.5.

[4]Robert Woodberry & Timothy Shah, “The Pioneering Protestants”,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P. 119.

[5]Alfred Stepan, “Relidion, Democracy, and the ‘Twin Toleration’”,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9.

[6]这些论述和下边的论述主要引用自Robert Woodberry和Timothy Shah合写的文章“The Pioneering Protestants, ”见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g 4-9，P. 117－131.以及Timothy Shah的文章“The Bible and Ballot Box: Evangelicals and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South”,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 and Fall 2004.

[7]Peter Berger, “Christianity: The Global Picture”,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6.

[8]Hillel Fradkin, “Epilogue: Does Democracy Need Religion?”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6.

[9]它们是商业文化、学界文化、大众文化和大众化宗教文化运动，前两种是精英文化，后两种是大众文化。见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塞缪尔·亨廷顿和彼得·伯杰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新华出版社，2004，北京，页1－7。

[10]其实，用一种文化现象的方式来看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能能够更好地理解基督教目前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基督教这个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冲突在所难免。而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如果涉及到政治权力的介入，也就会影响政治，就必然会发生政治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的冲突，在现在的冲突也同样如此。可以看我的《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一文。

[11]见我的《基督教和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文。

[12]Carol Lee Hamrin, “China’s Protestants-A Mustard Seed for Moral Renewal”,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y　2008.

[13]许多家庭教会都有这样严格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家庭教会的出版物，刊登了一些教会组织内部道德和信仰的规定，要求教徒在道德方面自律，这些规定有些是非常严格的。例如北京的守望教会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信徒遵守。见守望教会的“教会纪律手册”，以及“河南省基督教家庭教会教条”，《圣山》2008年第4期。

[14]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各种流派的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当时这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所带动和发起的；之后流行文化在中国出现。目前所出现的基督教文化运动是在此之后慢慢出现的。目前如果谈论中国当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话，应该关注基督教所带动的这个大众文化运动所起到的作用，重点我认为是“运动”这两个字。宗教自由所体现的思想自由化可能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核心内容。

[15]同注12。

[16]家庭教会对在民工中进行传教非常重视，这是建立基督教传教网络的重要一环，见牧禾，“温州教会民工宣教之探讨”，《麦种》，2009年第1期。

[17]除了培训农民工之外，家庭教会也有自己的神学院，培训自己的神职人员，也有不少人在海外接受专业培训后回国工作。

[18]据说这是民政部的统计数字，见范亚峰“异象、圣局与战略”，《圣山》，2009年第1期。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河南的家庭教会。这是一个很小的教会，20多个人组成，成员也不富裕。他们告诉我，在汶川地震中，他们捐款1万元，并由他们的“传道人”亲自带到汶川地震灾区，将捐款直接交到灾民手中。

[19]最新的案例就是刚刚发生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案件（2009年6月），由于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定进行宗教活动，这个家庭教会组织被地方政府取缔。但是这样的取缔对于家庭教会来讲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们照样进行活动。

[20]在我访问过的许多家庭教会的人员都是这样认为的。我对这种解释可以理解，但是紧接的问题就是，他们对政府的行为会满意吗？我在河南对一个家庭教会访问的时候，家庭教会的人员告诉我，当地的警察平时对他们不理睬，对他们的宗教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缺钱的时候会把他们抓起来，要200元的罚款，他们不交，就关起来，第二天罚款变50元，交钱就可以回家了。回家以后他们继续进行宗教活动，警察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21]应该指出，大量的城市知识分子加入到家庭教会以后，尤其是在大城市例如北京，基督教的一些观念在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他们较农村为主体的家庭教会更对现实问题有所关怀。我在《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一文中讲过，基督教能否对中国的社会关心的公共问题进行关怀，是决定基督教和政治关系的关键，同样对这个问题的关怀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民主的发展。其实，这种关怀在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在逐渐增多，有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参考有关家庭教会的出版物，例如参见范亚峰“异象、圣局与战略”一文和刘同书的“天命与世道——家庭教会与政府在新时期的基本关系”一文，见《圣山》杂志，2009年第1期。

[22]其实现在国际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已经非常清楚，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对世界基督教的命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前边讲过，新教上个世纪在世界发展了十倍，但是从西方国家来看，世俗主义的发展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在某种程度出现了宗教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基督教寄希望于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家庭教会在过去的30年里至少发展了有20-30倍，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基督教人口最大的国家，那又会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作者就曾经谈论过世界基督教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和可能起到的对世界基督教发展重要作用的期待。

[23]我在《基督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发言中提到，据我的观察，中国许多地方的家庭教会如果人口达到当地人口的7%-10%的时候，政府的态度要发生变化。见李凡著，《解读中国民主》，世界与中国研究所，2009年5月。

[24]我在2009年2月去乐清白象镇了解过情况。该镇的第二教堂为政府的三自教会组织，但是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提出要学习中国的基层民主，用选举的办法来产生该教会的管理人员，而不能由政府任命。在他们组织的选举中，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员全部落选。但是这个选举结果当地的宗教管理组织宗教局和统战部不予承认，认为选举非法。当举的管理人员在组织这个教堂的宗教活动的时候，原来的管理人员就进行捣乱活动，大放流行歌曲，使得宗教活动无法进行。目前组织这个选举的人员已经被地方政府抓了起来，要进入法律程序。这个事件影响很大。地方的一些教会组织在看这个事件如何解决。其实，这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影响政府的宗教政策的一个案例。这样的案例在全国的一些地方也在出现。这就表明，中国宗教自由化在家庭教会大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只是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家庭教会的发展，而且三自教会也开始要争取自己的自由了。

[25]其实佛教在4、5世纪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就导致了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将佛教列为“国教”，事实上出现了佛教国家，如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