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善: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7 次 更新时间:2009-08-26 07: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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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钦善  

  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世,虽有善读书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清代校勘名家顾广圻亦深叹后人妄改为书籍之厄(见《思适斋书跋》卷一《经典释文》校本卷首跋),其《礼记考异跋》也说:“校雠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失窥作者大意,道听途说,下笔不休,徒劳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瘐。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思适斋集》卷一四)近人鲁迅亦曾尖锐指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当然对于明人刻书、清人纂修《四库全书》、今人标点古书均不能一概而论,是非功过尚须具体分析,但是鲁迅所指出的严重错误倾向确实存在。忽视古文献学,对古文献乱加整理而古文献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已为古文献整理史无数事实所证明,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引以为戒。加强古文献学的修养,不仅可以提高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水平,而且可以端正古文献整理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因此如前所说,是否重视古文献学,古文献学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古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优劣,甚至关系到古文献本身的存亡,这实属客观必然之因果联系,绝非危言耸听之空话。

  

  关于古文献学对古代学科研究的意义,前面已经笼统提到古文献学是古代学科的基础。现在按古文献学内涵的各方面逐一具体分析:

  

  目录是治学的门径。由于我国传统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其在读书、治学方面的指导作用犹为突出,前人对此多有共识。如唐毋更说:“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别,则先贤遗事,有卒代(即世,避讳改,下同)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旧唐书·经籍志》总序引《古今书录序》)宋郑樵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通志·总序》)又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清代学者有关言论更多,如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方能得其门而人。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而下,讫明之焦弱侯(蚍)一辈人,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伪谬也。”(《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同上书卷七《汉书叙例》条)章学诚认为目录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卷一《互著》)。又说:“目录一门,不过簿录名目之书,原无深义,而充类以求,则亦浩汗难罄。合而为七略四部,分而为经史百家,副而为释道二藏,其易言耶?……故日学问贵知类,知类而又能充之,无往而不得其义也。”(《章氏遗书补遗·史考释例》)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曾就我国古代目录的创始之作《别录》、《七略》说:“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这里把目录比作指路明灯。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其《鲭轩语·语学篇》“论读书宜有门径”条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人,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另外目录可藉以考察版本的源流,确定校勘的底本和校本,鉴别古书的真伪,考察古书的存佚、完缺和辑佚的线索,等等。

  

  版本学涉及文献文本的考察和鉴别。读书、治学应选择版本,依据可靠的善本。如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研究古代学科,需要具备版本学的知识和技能,不仅要懂得版本的鉴定,还要懂得版本源流系统的考证。特别是版本源流系统的考证,为一般版本学著作所忽略,而对版本的选择和校勘来说非常重要,尤为古代学科研究者所应该重点掌握的。

  

  校勘是借助有关的理论和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比对、综合考订的方法,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舛乱等等,以期恢复文本的正确面貌。校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读书、治学存真求是的先决条件,诚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因此研究古代学科,必须具备校勘的知识和方法,能独立校正古书的错误。

  

  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辨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此之外,还把关于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包括在内。辨伪是一项鉴别史料的基础工作,诚如清人崔述《考信录提要·释例》所说:“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后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又说:“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因此对于古代学科研究来说,辨伪是一个首要的环节。否则会误用伪书,如现传《尚书》的25篇伪古文,有人竟当作真书引用。又如过去因为疑古过头,把真书误判为伪书而加以摈弃。至于对书中的伪事、伪说不加考辨,轻信援据,也屡见不鲜。

  

  辑佚是从传世的有关文献中钩稽、辑录已经散佚的整部古书或现存古书中部分遗失的内容(包括完整的篇段和残章断句),前者称辑集,后者称辑补。辑佚不仅是古文献整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古代学科研究的需要。就某些方面而言,辑佚甚至可以说是整理或研究的先决条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如《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书很多,而且有不少大部头的书,如一百五十卷《旧五代史》、二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又如鲁迅写《中国小说史》,先辑编《古小说钩沉》。再如研究古代诗文作家,没有别集传世的,要重新辑集;即使有别集传世的,也还有补辑集外佚作的问题。前人热衷于补遗,目的正在于此。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为例,建档诗人近一万家,其中有集传世的仅有六百多家,被称为“大家”;无集传世的占百分之九十四,被称为“小家”。“小家仅存零篇断旬,散见于各类文献当中,他们的诗作几乎全靠辑佚所得来编定。“大家”的集外诗,也靠辑佚来补遗。明嘉靖间吕槽编《张子钞释》,文集仅一卷,其中所收诗悉自《宋文鉴》出,清乾隆间刊《张子全书》沿之,遗漏甚多。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广泛辑佚,从吕祖谦《宋文鉴》、邵雍《伊川击壤集》、吕本中《紫微诗话》、阮阅《诗话总龟》、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时《宾退录》、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金履祥《濂洛风雅》(以上宋代)、《永乐大典》残本、《诗渊》、朱存理《赵氏铁网珊瑚》(以上明代)以及清汪景龙《宋诗略》辑得80首,又从晁说之《晁氏客语》、吕本中《童蒙训》、《紫微诗话》、王应麟《困学纪闻》、陈景沂《全芳备祖》辑得零旬9则,编为一卷(见《全宋诗》第九册)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即使有集子传世的作者,辑补佚诗也很重要,如唐代诗人高适的集子《高常侍集》,世传版本不少,但敦煌遗书中所存集外佚诗很多,这些佚诗对于诗作的校勘和高适生平行事的考证,均具有重要价值,详见拙著《高适集校注》及所附《高适年谱》。辑佚又往往服从于校勘、辨伪等方面的需要,如不少他校材料,得靠辑佚搜获;辨伪有时也靠辑佚,因为古人作伪,往往依傍有关书籍的佚文,如果能辑得有关佚文,就容易发现作伪者是如何借助这些佚文妄加增益的,如前人辨伪《古文尚书》就是这样做的。至于辑佚与古代学科研究的关系,如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十章《经学复盛时代》在谈到清代经学的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其首,次为“精校勘”、“通小学”。由此可见辑佚之重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到辑佚书时,在肯定清代辑佚成绩的同时,还流露出对辑佚工作的轻视,他说:“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辑佚是繁复的考证工作,无论佚文材料的搜集、甄辨、拼合,还是材料出处的准确注明,都离不开翔实的考证,决非如梁氏所说“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居于基础地位。古文献是用文字记载的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古文献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献的内容,必须从弄懂语言文字人手。这样就决定了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的基础地位。语文解读包括认字、读音和释义,涉及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所谓传统小学,狭义指文字学,广义则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一般用其广义。从汉代起,小学就成为经学的附庸,小学著作被着录在“六艺略”中。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既是服从于研读古文经的需要,又是为了纠正今文家对文字的穿凿附会的解释。不仅许慎,汉代的古文家多兼小学家,王国维有《两汉古文家多小学家说》一文,举张敞、桑钦、杜林、卫宏、徐巡、贾逵、许慎等人的事迹为例,结论说:“由此观之,两汉古文家与小学家实有不可分之势,此足见其所传经本多为古文。”(《观堂集林》卷七)中国古文献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以小学为中心。这个传统属于科学的认识和实践,反映了古文献学与语言文字学密不可分的客观规律,从而确定了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的基础地位。就古代而言,清代是中国古文献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传统小学发展的高峰,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此清代学者对小学在古文献学中的地位,认识得非常清楚。例如,顾炎武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按,指文字)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0”(《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这里把读古书与考订文字,考订文字与通晓古音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又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戴震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这里不仅强调了小学在古文献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了文字、音韵、训诂密不可分的关系。纪昀对戴震的小学成就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评价很高,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考工记图序》)钱大听也是小学成就极高的古文献学家,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小学考序》)与顾炎武的观点完全一致。又如王念孙师从戴震,其子王引之又家学相承,都是以精通小学见长的古文献学家,龚自珍在《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中曾转述王引之的话:“自珍爰述平Et所闻于公者日:‘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日: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龚自珍全集》第二辑)“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准确道出了王引之古文献学的特点;如果把“经”扩大到“经、史、子”,那又是王念孙古文献学的特点;而“用小学”属于方法,则是他们父子的共同特点。阮元《经义述闻序》说:“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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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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