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85 次 更新时间:2009-08-24 2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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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 (进入专栏)  

  

  此文为中国民族问题专家,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数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提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案。简而言之,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朱瑞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下面谈的是胡耀邦有关国内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思想和实践。不过这只是个人的理解和心得,自然不一定准确。而要谈这些问题,又不能不稍微交代一些有关情况。因此,本文拟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中国的民族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胡耀邦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拨乱反正和卓越贡献;根据胡耀邦意见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几点“再认识”。

  

  一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 1979年最后认定为56个)组成。这些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常识。但是关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还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论。谈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时却不能不稍有涉及,只是我个人对民族学并没有研究,所以只能谈几句可能属于外行的话。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指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形成的一种人们共同体。不过在习惯上,许多人也把古代的氏族、部落、群体、部族、种族等都称为民族。这就使民族有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之分。

  人们所指的现代民族,是由国家塑造和界定的,因而和国家分不开。 这体现在领土的界定、主权的拥有、官方语言的确立、民族认同心理的加强等。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就形成了孙中山所说的国族,如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中华民族也是如此,只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迟且慢,所以形成的时间较晚。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的出现,已到清末民初之际,梁启超和孙中山被认为 两个主要源头。梁启超1903年在理论层面提出“大民族”说。孙中山的主张则意味着国民党理论和政策上的改变。他在辛亥革命前,还是重复朱元璋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时的“中华”主要指中原领土及主要的居住者汉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先行者,才认识到居住中国境内的民族应合称一个大民族。所以到1924年,他又明确地讲,“我说民族就是国族”,“我的意见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这就使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含义从排满最后变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以汉为主、多族联合的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但反帝争取独立和反封建割据实现统一,却经过了长期的斗争。 因此,照我理解,中华民族应该是形成于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期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算完全定型。因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实现了中国的真正独立和统一,对内完成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对外取得了国际上对多民族组成的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公认(虽然还存在台湾问题,但国际社会也只承认一个中国)。那种为了表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或者把汉族混同于中华民族,而主张中华民族的形成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已开始甚至更早的提法,恐怕不够妥当。因为我们总不能把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率领下横行亚欧大陆,把突厥人西迁直到土耳其与原居民融合建立起近千年的奥斯曼帝国等等,都说成是参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正像我们只能把境内(包括境外持中国护照者)各少数民族藏、蒙、维(吾尔)等,算作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绝不能把境外的同一民族给算进来一样。

  从民族国家出现的几百年来,世界上保持单一民族的国家很少, 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共存。而对多民族国家来说,处理好民族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为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弄得不好,就会造成民族的长期争斗,甚至导致国家分裂。这方面的实证古今中外都有,而且今后还会出现。

  中共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说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其实不尽然。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很大不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只是为夺取政权和坚持专政的列宁斯大林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和民族国家大量形成时期,因此他们坚决主张民族平等,支持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压迫和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恩格斯有句名言︰“任何民族当它还是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可列宁、斯大林就不同了。他们也承认民族自决,承认各民族有根据志愿原则选择独立或联合的权利。苏联宪法上就明确写有这一条。但由于他们主张共产党专政,有权领导(管理)国内一切和对外输出革命,这就使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例如当时乌克兰、芬兰等地方政府要求自治,就被列宁断然拒绝),而只能是主体民族统治其他民族,共产党成为对各民族的领导者(管制者)。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共产党执政的多民族国家,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竟然成了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今还只有这三国在冷战结束时走向分裂,一下变成了20几个国家。

  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所执行的除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外, 还结合与继承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是,把夷夏之分视为“春秋大义”(实际上就是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汉族统治者执行的“以夏变夷”政策。具体作法可以是出兵对伐,进行征服、赶走以至于消灭;也可以是怀柔、羁縻、封赏、建立交通、屯垦戍边,还有恩威并用、开明包容、以及妥协让步等。其目的都在于保持中央政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强盛。因此,中共的民族政策,既遵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规范,又有中国的特色和传统。虽然这一政策可以一再变化,而且愈变愈“左”,使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但因中国少数民族所占比例较小,所处环境偏远,所以在和平时期没有也不会发生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分崩离析现象。

  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由于没有取得政权,没有面临现实问题, 所以还可搬用列宁斯大林的教义(而不是苏联实践),唱点高调,如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中央文件和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讲话,在抗日战争前曾多次提出主张民族自决与联邦制,反对中央集权制。他们还多次提出应让藏、维、蒙、回(甚至不知是否因不了解情况还提到台湾),都有自由联合或自行独立的权利。中央正式文件,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就明确写着︰“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一直到承认各弱小民族有权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几次会见外宾时的讲话,还一再重申这一主张。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根据地, 不但由于统一战线政策需要表明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而且在根据地已经成为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所以到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书记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蒙古和回民工作的两个报告,被利瓦伊汉说成“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党的历史上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当时提出的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民族自决,并且体现出平等,宽松和照顾精神。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已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中国的统一,对少数民族已不再提出“自决”,只提“自治”。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对自治的定义是,允许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解放战争时期,不论是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还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的都是“承认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由于内蒙曾一度出现部分人(包括部分内蒙人民党员)要求“独立”或“独立自治”的倾向与活动,中央特于1916年3月的指示中强调,“内蒙只可实行地方区域自决,而不是“独立自治”,更不是“独立”。从此,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了党和政府坚持至今的政策。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就已完全放弃了无论地方还是民族的联邦制,坚持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中央集权制下,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就极其有限,甚至名存实亡了。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建国后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建国头两年,党还多少注意大的民族聚居区的民族特点,没有完全和内地“一刀切”。例如在西藏,虽然也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但开始一阵还大体上遵守了解放西藏的和平协议,没有进行改革。而且按习中勋指示精神起草的西藏工委1952年5月16日文件,还体现了西北局派出由范明等率领工作队进藏时期的谈话精神,包括“稳定慎重”、“在西藏反封建为时过早”、“不怕慢只要搞对”等。但西南局邓小平派出的张国华为首的主要军政力量却显得有些过急过左,因而和西北局工作队发生矛盾,最后制造了个“范明反党集团”。西南局领导进行的这种违背自治的“党管一切、汉人当政”路线,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干部政策上。比如藏族中既有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同志,也有解放前就在藏区闹革命的大批地下革命者,但解放军进驻拉萨的5位党委中只有平措汪杰1名藏族成员。直到1958年成立西藏工委,11名委员中也还只是他一个人,当然不会起什么大作用。就是这位唯一的自治区藏族并没多少发言权的领导人,1960年还被诬为搞“藏独”,关押了18年(平反后照例是不会再被允许回到西藏领导岗位上去了)。

  又如在新疆,分局领导人王震、邓力群、解放初期在平叛、镇反、 土改中搞极左,以至提出把所谓“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压对象。由于他们太不了解当地各民族的特点,急于搞民主改革,还拒不听从西北局习仲勋的指示和纠正,中央就撤了他们的职。

  所以总的说来,虽然在有些地方和有些问题上发生过“左”的行为,但当时中央对全局掌握的还比较稳。加之各族人民长期受国民党、地方军阀、奴隶主、恶霸们的剥削压迫,也盼望变天。共产党又宣传自由民主、反剥削反压迫、翻身解放。特别是党的干部和军队,解放初期保持着良好作风,得到群众和上层人士的欢迎和表扬。这就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接管进行得比较顺利,一时出现过毛泽东歌颂的“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盛况和柳亚子描述人民希望早日解放的心情︰“伫看篝 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

  可惜,这种局面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整个国家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很快就被阶级争、民主改革所取代了。既然国家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汉族地区发动了不断的革命和无休止的斗争,少数民族地区也自然不能例外了。从此,民族问题就走了上歧路,并且或松或紧地一直贯彻下来。其后果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少和区域小的经常出小乱子,人口多和区域大的经常出大乱子,都不够安全稳定。

  党历来在所管辖的地区,都强调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国后不但没有放松,而且还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得到不断加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的人治,也就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在内地如此,对少数民族地区更不放心。既然党管一切,哪里还谈得上“民族自治”?一概都是党委特别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而党委和第一把手又不是对管辖下的这个少数民族负责,只是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章法办事。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由管辖下的地区选举产生,而是完全出于上级的委派。所以,我们实际上执行的这种“党的领导”,它本身就否决了民族自治。

  再说,我国各聚居区的少数民族都有强烈的带有全民性的宗教信仰, 如藏族信奉喇嘛教和新疆多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广西可算是例外,因为壮族与汉族融合度较深),但共产党却信仰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后来还把这一条和党的领导等所谓“四个坚持”写进了全国各族人民均须遵守宪法序言中,这不但和宪法条文中的宗教信仰自由相抵触,而且为代替民族自治的“党管一切”立下了法理根据。其实,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还以救世主自居,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从外面输入的这种制度变革,大大超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认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加。例如急于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把被信徒们敬之为神的喇嘛、阿訇,概当作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不少人被批斗和强制劳动还强迫还俗,主观上以为是解放人民,实际上却严重脱离群众。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费了大劲帮助少数民族翻身,发展经济,使他们不再受欺压,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但他们还是普遍对党和汉族干部不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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