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68 次 更新时间:2009-08-24 2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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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 (进入专栏)  

  就是前面说过的民族平等问题。 由于中国党接受共产国际狭隘的宗派主义特别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华夷之分的大汉民族主义的影响,所以对少数民族不能平等相待,多有歧视情绪而少有照顾精神。这里也只举几个特别明显的例证。

  中国的民族自治有名无实。主要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不信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社会传统,还影响着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族际问题的处理。这在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表现得最明显,不但远不如美国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比当年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更加狭隘落后。我们不只是要“党管一切”,而且还要“汉人当权”。例如以前苏联也是实行一党专政和以党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把手大体上都是该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出身,党委和政府成员也多由本地人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来。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担任实职,而不是虚位。有的全党和全国领袖就出身于少数民族,如斯大林、铁托。这在中国,既没有发生过,也不能想象。我们的做法是,少数民族中党和群众的领袖人物甚至老革命,一般都不能担任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书记必须由中央派汉族干来当,党委和政府中有实权的成员也多是外来汉人。对于少数民族中原来地位高,有望和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总还不放心让他们在原地工作,而是要调来北京,安排以名为国家领导人的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等虚职,如西藏的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等。其实,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并不亚于派往当地的汉族领导和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何况他们还有对本地区情况熟、和群众成为同文同族的优势。美国人民能放心地选举少数民族的非洲裔公民奥巴马当总统,更不用说许多第一代移民就当大官了。可我们竟不相信长期倾向和追随我们甚至是老党员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不是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又是什么?

  胡耀邦1980年视野西藏时提的三大政策︰“免征、放开、走人” ,这“走人”就是指把历年进藏的大部分汉族干部调回内地,西藏的工作主要靠藏族干部。他赞成万里提出的二八开,即藏族干部占80%。如果真的照此办理,从县、地级直到自治区党委,民族干部在同级中占绝大多数并真正有职有权,那就实现了真正的自治,这样的领导构成也基本上可以行使保卫本民族利益的自治权了。可惜这些并未做到。当时也确实走了些人,但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权的局面并未改变,后来反而加强了。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 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因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如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如果说这是出于地处大陆那些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要求,恐怕是没人相信的,包括高级领导。因为藏人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原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后来搞的那一套都是搬来汉人地区的模式,强加给他们的。所以胡耀邦1980年5月视察西藏时就批评过去西藏工作有错误,如前面所引,说“根本问题是极左路线的破坏,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我的意见是放宽,放宽,再放宽”。万里更直截了当地明说,“最好你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西藏。”

  正是由于落实了放宽政策,乘了全国改革开放之风, 特别是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和一些省市的封口援助,西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GDP的增长,要比全国平均数快得多,群众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这当然会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感到满意,尤其是那些50年前当过农奴的老人,尝过当年的苦,更知道今日的甜。但就整体来说,藏人对于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权的不满并没有减退,甚至还在加重。所以1989年春发生了拉萨动乱,还实行了一年多的戒严,但2008年又发生了“三一四”事件。西藏形势至今不稳,不能完全雪之于境外知对势力的颠覆渗透,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有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我们一定要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此前如此后的事实都证明,不但全党,领导上就对民族问题认识不够,也没有采用团结和平等的政策,而是主要用压服和灌输的办法进行管理、都带有强制性。这样做的效果是不会好的,特别是对那些民族和宗教结合得紧密的族群和教徒,就更是如此。

  我们长期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看待民族问题, 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看宗教,所以对宗教总是不信任,总有一种近乎自发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还要按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造。这当然只能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又习惯于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强制教育和进行镇压。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这些办法对极为松散的基督教都没用,例如得到政府大力扶助的爱国教会就竞争不过地下的“家庭教会”。这说明,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宗教,是不能单用提高物质生活、加强行政管理、以及进行政治教育,就能使信徒们接受控制和愿意改造的。其实,非法参加“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更穷,相反,多数倒是收入很可观和较有文化的人,其中还有越来越多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控制和改造的那一套,对于教规严格,数百年的政教合一和几乎带有全民族性的藏传佛教就更没用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有类似情况。)藏族中的佛教徒,是宗教信仰高于一切。不少信徒甘心情愿做苦行僧,宁愿倾家破产也要坚一步一跪拜地去拉萨朝圣,这种虔诚岂是物质诱惑和武力威胁能动摇和改变的?解放已有60年,在这期间,不谈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改变,单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我们在藏区推行的各种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宗教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可以说是从未停止过。头30年无休止的折腾不用去说,后30年治理和干涉宗教的运动也没中断过,只是形式有所变化,但并不手软,在有些问题上还更强硬了,如强制批判活佛,对佛事活动进行限制,对寺庙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对僧侣信仰与活动的干涉等。但是效果如何呢?真应按胡耀邦的号召,来一个“再认识”,好好检查总结一下了。

  总的说来,60年来,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很多工作, 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恐怕是无人能反驳的。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头30年的停滞甚至倒退不再说它。后30年主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说到底还是个人心向背问题。而涉及人心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例如党和政府给了西藏那么多帮助和照顾,使他们过上了空前的好日子,但由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问题,你能说西藏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多数党员和干部)在心底里是把共产党和汉人摆在第一位呢,还是把崇拜佛祖和在世活佛摆在第一位?如果双方有矛盾,发生冲突,他们会站在哪一边?恐怕不能否认,多数群众是心里一直站在佛祖和活佛一边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道德风俗的影响,有些人表面上拥护前者,实际上内心和在关键时候或有利条件下还是站在后一边。这样看来,我们反倒培养了一批两面派,还上了一些假装积极的人的当。就是对于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人,也是用“左”的标准衡量。凡是深入实际、同情和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也敢说真话的人,总会遭到怀疑,甚至没有好下场。凡是照搬内地一套,按“左”的要求行事,只做表面文章,保持稳定,不出大事,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干部警惕性高,加强控制和镇压的人,总是官运亨通,受到表扬和提升。说老实话,西藏和新疆一些地方,至今形势紧张,不得安宁,不敢对外开放,没有赢得民心,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坏在了这些人的手上。

  根据胡耀邦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提出的方针 和部署,结合过去的实践进行“再认识”,问题当然不只上面谈到的这些。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能够一直按他的指示精神去办,也许少数民族地区早已形成安全稳定的局面,不会再出现什么大乱子,中国也就真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助合作的大家庭了。

  应该认真落实胡耀邦有关的指示精神,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下面这几条︰

  一、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实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做到这条的标准是︰

  1. 实现毛泽东承诺的“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和胡耀邦提出的“ 不要照抄内地,也不要照抄中央”,按关于新疆问题的《第四十六号文件》的规定,中央只抓国防、外交和内政否决权,其余交给新疆,西藏等自治区自行处理︰不合乎自治区实际的中央文件、法规等也可以不执行,不搞“一刀切”。

  2. 自治区的党政干部必须按耀邦、万里所提,县以上民族干部占80%。这种按级计算,即在自治区、地市和县三级都各占80%,县以下全为民族干部。如果是全体干部不分、上下合在一起计算,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比如自治区一级汉族干部占主要的地位和多数,又掌实权,那下面特别是县级的比例有多大也都无所谓了。总之,耀邦的精神是大力裁减汉族干部(所谓“走人”),让民族干部在宪法的框架下,领导本民族当家作主。

  3. 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汉族,必须对兄弟民族平等相待,真心尊重,诚恳帮助,不加歧视。凡进入自治区工作的汉人均须遵守自治区法规,受自治区管理。对原来定居和新进入自治区的外族人员,也应规定一些必要条件和守则,以限制盲流。

  二、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 民主改革已破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原有的封建农奴和政教合一制,以后就应当认真执行政教分离原则,并制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守则,不得违犯。如寺庙不得进行政治活动和干涉行政事务,宗教活动不得包含政治内容,政府不能对寺庙实行政治管理,不可强制组织学习等。

  2. 按胡耀邦1982年7月和8月的严格指示,土改后的寺庙及其所属土地山林由僧道自己管理,实行僧人治寺(也含让脱产僧尼尽可能自食其力之意)。对喇嘛和阿訇等神职人员,按有关宗教规定和传统进行管理,不得强迫还俗,强制改造和实行其他歧视。

  3. 信仰自由适用于所有合法宗教,不得厚此薄彼,对此严彼宽的不同待遇。

  三、民族自治区继续进行改革,得遵守以下原则︰

  1. 所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的社会改革,都须根据自治区情况,因地制宜,在取得本民族广大群众和大多数宗教上层人士的真正同意后,才可由试点到推广。否则应当继续等待。已有的改革,凡不适合当地情况,群众又有强烈要求的,允许逐步改过来或进行其他补救。

  2. 宗教习俗的改革更须十分慎重,不得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强制实施。包括胡耀邦提出改革某些极为落后的宗教陋习,如藏传佛教的长途跪拜、穆斯林的割礼、自残等,也要从教育着手,提高教徒们的觉悟,做到广大群众自愿。

  3. 胡耀邦主张的自治区对外开放,不限于对国内其他省市,也是对外国的开放。在西藏,他特别强调对印度、尼泊尔和其他南亚国家,要利用旅游资源的优势,大力吸引外国人来藏旅游,在经济上也为中国打开了一个西南大门。在新疆,他更强调那里的对外开放,提出开创现代的丝绸之路。他反对在自治区搞闭关自守,暗箱作业,限制外国人旅游、参观、探访,特别是弄虚作假、欺骗洋人、连中国人的知情权也被剥夺。把本来是经济快速发展,面貌日新月异的自治区,弄成密不透风、极为神秘的围城,那就太不合算了。所以我国的西藏、新疆等自治区,应该发扬成绩,改正错误,向世界显示出光明磊落和开放透明的精神、以及灿烂辉煌的历史和令人羡慕的未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四、胡耀邦特别重视保护、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文化, 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具体提出办西藏大学,藏族学生要占98%,规定进藏的汉族干部要把学藏语列为必修课一样,藏人就不会有藏语被汉语代替(所谓汉化)之忧。西藏文化也随着世界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他甚至提出汉族音乐不得在西藏占主要地位,为主的必须是藏乐。其他如西藏历史、文学、戏剧、医药等,也要发扬光大。至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缮,就更不用说了。

  五、所有这些旨在命名各民族团结友好、爱国家爱民族, 使自治区和平稳定,繁荣开放的政策与措施,能够实现的先决条件,这是整个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经过政治改革,变成一个宪政法治的国家,否则没有可能。如果在全国,仍然是党管一切,自治区再加上一个汉人当权,那不但自治区会更为动荡,全国也是很难做到安全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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