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向继东:秘书眼里的江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4 次 更新时间:2009-08-14 20: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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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   向继东 (进入专栏)  

  

  阎长贵小档案:1937年生,山东聊城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 江青投入秦城 监狱近8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近5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 《红旗》杂志社,著有《阎长贵学术文集》、《问史求信集》(与王广宇合著)等。

  

  

  向继东:有一本称作“口述历史”的书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属实吗?

  

  阎长贵: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这样,毛泽东还会让江青当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吗?即便有别人提名,毛也不会批准。有一次,我们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聚会,我说,“文革”初期江青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几乎每天都去见毛。这一点我们都可以证明。说毛有些厌恶见她,那是以后的事。据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说:1972年以前,江青同毛泽东见面多,谈话也比较多。1972年春,也许是“九一三事件”后,毛的心情不好,对江青发过几次脾气,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4页)

  

  

  向继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后来不想见江青呢?

  

  阎长贵:我也说不清。汪东兴90岁生日聚会,我也去了。汪告诉我们,到了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泽东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泽东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见毛泽东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可警卫战士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取消了 这次“回家”之行。

  

  

  向继东:这都是后来的事。我也这样想,如果毛泽东很早就厌恶见到江青,那“文革”怎么搞得起来?这种说法与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符。

  

  

  阎长贵:实际上,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此文就是江青秘密组织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还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1967年2月和5月,毛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事。从毛泽东这些相当坦率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甚至认为,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向继东:这些问题重大,虽有不少研究文章,但由于档案未解密,还有谜底没揭开啊。

  

  阎长贵:从几年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张素华研究员出版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实际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显露出来了。1964年搞“社教”和“四清”,刘在不同的场合说开调查会的形式“过时了”;而调查研究、开调查会又是毛一向非常强调的,是毛泽东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基础。江青听说后很生气,报告给毛说:“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了作报告。如今你还活着,他就作报告了。”江青说这话,毛是听得进去的。

  

  

  向继东:你能进一步谈谈毛刘的分歧和矛盾吗?

  

  阎长贵:这可是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很不够。应该说毛刘的分歧由来已久了,我前面说毛刘的矛盾“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显露出来了”,这还说近了;远一点说,建国后就表现出来了。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就是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按照这个“理论和策略”,革命胜利后,中国应该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但在这个问题上,毛刘的主张截然相反。建国后,刘说:十年之内谈不到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毛说:民主革命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1952年,毛就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年 到15年时间要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这个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接着,毛利用他的权威和威望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取代他原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恐怕就是毛刘分歧和矛盾的总根源。话扯远了,但要谈毛刘的分歧和矛盾,不从这里说起又是不行的。

  

  

  向继东:其实,你上面所说的,有研究者也提出了。

  

  阎长贵:这是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说到毛要整刘少奇,要取消刘的接班人地位,也并非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建国后,毛就逐渐有这种想法了。人们知道,建国后,毛对高岗是非常赏识和重用的,其暗含的目的就是要用高取代刘。最近不少人都谈到毛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不是为整刘少奇,为什么要这样做?由此到“文化大革命”还有很多中间环节,一下子很难说完。

  

  

  向继东:简单说说你的看法吧。

  

  阎长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用林彪取代了刘少奇,但还是保留了刘的常委,其后还说过,下一次党代会还要选刘做中央委员等等,这说明毛还没有下决心打倒刘。1967年1月13日毛刘最后一次谈话,没谈得拢。毛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兴头上,而刘提出要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样毛就下决心要彻底打倒刘了。

  

  

  向继东:毛后来批评江青搞“四人帮”,你是怎样看的?

  

  阎长贵:从根本上说,毛批评江青是“恨铁不成钢”,并不是要把她打倒。就在毛批江青搞“四人帮”后,毛不是还说,对她要“一分为二”,她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吗?!

  

  

  向继东:说 “江青问题不大”是在什么时候?

  

  阎长贵:1975年5月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毛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向继东:“解决”语气好像很重啊。

  

  阎长贵:怎么很重呢?是说慢慢解决,不要着急嘛!

  

  

  向继东:有人说,华国锋当主席是毛远新推荐的。是这样吗?

  

  阎长贵:不错,最近有这种说法。毛远新现住南昌照顾98岁高龄的老母亲朱丹华,我曾给他打电话询问此事,他说这是瞎编的。他说:“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主席曾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这样认为,但我说不足的是他不能团结干部,城府太深,有点儿阴。当时主席在几个副总理中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了华国锋。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达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这些,就是毛远新在电话中向我谈的情况。看来认为毛远新推荐华国锋做接班人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向继东:我看到一些文章说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江青有“约法三章”,这是事实吗?

  

  阎长贵:这个说法流传很广,说当时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约法三章”,规定江青“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我1998年退休后,从事“文革”问题的研究,就想首先弄清这个问题。

  

  

  向继东: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现在很多书上说是“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

  

  阎长贵:我认为不能这样看。193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当时有反对的声音,但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但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与江青的结合。

  

  

  向继东: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

  

  阎长贵:是的。

  

  

  向继东:对江青,中央政治局究竟有没有“约法三章”?

  

  阎长贵:我曾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而在卫生部。汪、张二人均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和《毛泽东传(1893-1949)》这两部著作,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但对毛泽东和江青1938年11月结婚,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提到 “约法三章”。如中央政治局确有所谓“约法三章”,《年谱》和《传》肯定要提到或有所说明。

  

  

  向继东: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

  

  阎长贵:这可能是事实。一次看电影时,江青就曾跟我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能够印证这个说法。曾在“文革”中当过江青护士的周淑英说,江青曾对她说,她在延安演戏时,主席曾到后台看她,见她衣服穿得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向继东:江青那时确实是进步青年,又有才气,毛确实是很欣赏她的。

  

  阎长贵:张云生的《林彪秘书回忆录》和杨银禄的《我给江青当秘书》都说到这件事: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除江青外,成员们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签名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并说“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19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了。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学习。对这封信,毛泽东不仅画了圈,还亲笔批示:“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实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江青。再者,从江青的角度来看,她也不是为追求毛泽东才来延安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恐怕也不只是江青一人……

  

  

  向继东:你究竟是怎样看待1930年代江青的?

  

  阎长贵:要全面和正确地认识江青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1930年代的革命经历,比如她经常向人讲自己那时怎样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跟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1930年代的一些情况,对了解她那段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特别是在文艺界,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致残。然而客观地讲,1930年代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那时她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还写文章,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以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是从比较安适的都市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过的道路,是当时进步青年共同走过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19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向继东:那时的蓝苹,是一个热爱表演事业,而又不乏自知之明的女人;同时还是一个同情底层民众,关心国运兴衰、民族存亡的女人;还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革命精神的坚强的女性。但为什么“蓝苹”到了延安,继而成为毛泽东的妻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夫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就完全变了呢?

  

  阎长贵:这确实值得深思,从“蓝苹”到江青,其实就是她的“个人革命史”。

  

  

  向继东:在她的 “个人革命史”中,我们分明感到有悲壮,又有无奈。江青当然要对自己的悲剧负责,但使她变化的那些外因难道就可以忽略吗?

  

  阎长贵:你说得很对。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上,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去研究。

  

  

  向继东:江青是1991年5月自杀的。你对她的自杀有何感想?

  

  阎长贵:“多行不义必自毙。”希望绝灭了,用自杀来解脱。

  

  

  向继东: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出电讯稿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这个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的角落上。记得我当时正出差北京,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先是猛地一怔。

  

  阎长贵:也不应“怔”了,到了那个时候,死是最好的解脱。江青曾对她的护士马晓先不止一次说过:“将来我是准备杀头的、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最后应验了她自己的话。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13日 第13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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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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