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改革的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

——2009年7月4三味书屋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2 次 更新时间:2009-08-11 18: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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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感觉有点慌。这个题目不是一个准备得特别好的题目。以前我一般是不谈改革的,这个问题谈的太多了,也不太好谈,我也不是很擅长,当然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太好回避,到今年三十多年了。今年年初我尝试从历史的角度谈了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谈改革时有一种担忧:改革会不会被革命所扑倒?会不会改着改着就改不下去了,革命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实际上有过这么一次,改革被革命所扑倒的历史。既然是有过这么一次的,而且我又是做历史的,我就想把这个联系一下,也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当年那次改革被革命所扑倒的历史,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所谓被革命所扑倒的改革就是所谓“清末新政”。关于清末新政,历史界的说法很多。它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新政紧接着革命,王朝就覆灭了?这个说法很多,比如有的说这是假改革,假改革真聚敛;还有的说当时条件已不具备了,到这个时候改革已经晚了。其实我以前这么认为,戊戌维新那时可以,1898年可以,但戊戌维新失败了,清政府反动,不改,经过义和团运动,清政府的空间比较小了,就不行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革比较匆促,成本比较高。成本高的改革容易反弹。总而言之,大家基本上都认为,清末新政没有改好,引起了所有王朝覆灭前的种种毛病,什么吏职腐败啦,什么横征暴敛啦,什么人民民变蜂起了。过去还有人专门研究辛亥前一年的民变的。我们今天讲就是群体性事件。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史料比较多了,大家研究比较公允了,态度也比较放平了,就发现实际上清末新政,包括辛亥前,那个时候的中国,并不是一团糟,没有很强的末世景象,不是说我们这个王朝已经完了。

  李宗仁先生当时是广西陆军小学的一个学生,他后来说,他说我觉得清末新政时一天比一天好,蒸蒸日上,一进入民国就完了,一片黑暗,军阀割据,互相打仗,老百姓今天被这伙兵抢一下,明天被那伙兵再抢一下,日子没法过。而且他还是个得益者,他是军人嘛,他就是在军阀中打出来的,最后我们知道,他后来是大军阀了,是桂系的大军阀,而且当了民国最后一任总统,他实际是得益于军阀混战的,他不应该说军阀不好的,对吧?他这么说应该是有道理的。而且后来我看了一些,他们提到新政的时候,都没有微词,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时候一片黑暗。

  研究过辛亥前就是1910年的民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证实过,那个时候的民变,都是小规模的,全国一万起。那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我们去年的,他们告诉我是八万五千起,今年肯定比去年还要多。怎么比较呢?这么大一个国家,那时的面积比现在还大呢,那么多人,才一万起,就是太平盛世了,没什么事儿,别看一万起挺多的,那胡椒面撒在那么大国家、分散在一年里,没多少,不像一个受不了的事。

  还有,当时的国家改革,各项改革,国家能力是在提高。改革前的时候,刚刚受过八国联军的入侵,整个国家,北方残破,辛丑条约签订了以后,庚子赔款,实际上拿走了中国的主要收入,就是关税和盐税,庚子赔款四亿两白银是用关税和盐税做抵押支付的,也就是说从那以后中国就拿不到自己的关税和盐税了,而这是两项主要收入。但我们知道,清朝在平常的时候,每年的收入也就是七、八千万两白银。到了清末新政开始时,比这还要低,因为我们知道主要收入都赔款了,再加上各省还有小额赔款,那个数目很大。即使是这样,在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两亿四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量,这个国家在关税和盐税都没有的情况下,还能有这么多的收入,说明国家的能力是在提高的,而且各项改革都在很有序地进行。

  比如说司法改革,那时候司法改革是一个很重的任务。之前中国的法律与现代的法律差距太大了。整个的司法系统(法条、案例)、审判系统、监狱系统,整个都不是现代化的,但当时改革进行得有条不紊,非常有效。而且在辛亥前已经把新的法律颁布了,它的成败我们暂且不说,但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套东西做好,你可见当时他们新政的效率是很高的。

  行政改革也是,把中国传统科层制:吏部、刑部、礼部、工部,改成今天现代意义上的科层制: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工商部,这样一个科层制改革也实现了,下一步就是地方改革了。

  还有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这个时期蓬勃进行,一直到乡,那个地方自治进行得相当好。那个时候有个比较,清末新政时的社会治安与民国时的社会治安有着天壤之别。清末新政时基本大多数地区是相对太平的,为什么呢?地方自治,乡坤们就能够把治安管起来,很有序。再就是,到顶上,各省成立咨议局。虽然是咨议机构,但它毕竟是民意机关,对各省的督府有很大的反制作用。中央后来进一步预备立宪——这是最关键的,朝廷居然答应了,限期立宪,1905年说,九年以后也就是1914立宪,它有时间表,不像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笑声),后来立宪提前了。1911把它提前到1912前,后来就完了。

  再就是教育改革,废科举、建学堂,新式教育成为国策。从国家开始办国立的学校,国立的西式学校,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也鼓励民间办,它不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国家包圆了,私人办就是拾遗补缺,基本上国家垄断了。那时教会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整个教育改革还是有规模的,还是比较有序地进行。

  军事改革做得更早。全国的军队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把以前剩下的什么八旗、绿营、勇营,全部变成巡防预备营或都淘汰掉。然后编练新军,新式军队,从制度、编制到训练方法全部都是西式的,各省都要编练新军。

  你看,改革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在那样一个情境中,能这么走,而且走得比较有序,感觉还可以吧。而且这样一个改革没有造成什么大乱子来。当时最大的乱子就是两种,一个是丈量土地。因为中国的税收、中国的土地——按黄仁宇的说法,不能在数字上管理,是一笔糊涂账,(估计到现在可能还是糊涂账吧?)你不知道它有多少土地。丈量土地农民反抗得比较厉害。再一个是办学堂。没衔接好。好多农民把学堂给烧了。其它的改革没有受到很大的反抗。也就是在1911年清朝垮台的时候并不是它最失民心的时候,老百姓对它的感觉还不错。倒是民国,没了皇帝以后老百姓反弹很大。

  首先是那些刁民。就是盐贩子、土匪、小偷、流氓啊,那些胆大的,全出来了,没王法了嘛,都出来了。都出来秩序一乱,各地方当局又管不了,于是老百姓就开始抱怨。实际上进入民国以后老百姓的民意有很大的反弹,认为民国管得不好。后来两次复辟跟这个有关系,确实民意对民国并不好。但问题是,当时——现在也是——决定政治走向的,不是底层老百姓,底层老百姓对政治的作用是非常缓慢的,或者非常间接的,真正的每个历史关头,车怎么转向,扳这个方向盘的,还是大人物,不是老百姓,从来如此。

  但问题是,搞得不错,为什么它就完了呢?而且完得那么快,稀里哗啦就完了。这是有它的道理。1911年王朝的当家人犯了两个大错。但这两个大错也有道理。

  1908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这是一个转折点。当家人中间比较有经验的、老成的,都死了。光绪的死,我们觉得已经查明——从他的头发中验出有很多砒霜的成份,是被毒死的,以前也一直这么说,但没有证据。这次看来肯定是了。因为谁受益就是谁干的,估计十有八九是西太后干的,这个是很顺理成章的,从历史上的推演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西太后把光绪搞掉呢?而且光绪头一天死的,她第二天就死了,从医案上看,此前她就拉了两个月的稀了,硬挺着不死,你别说,这老太婆也够有毅力的了。

  其实从历史上看,西太后这个人不是顽固派,当年戊戌变法为什么她反对,为什么她搞政变,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政治结构决定的。就是说你这变法搞成功后,我也就得退休了。因为她是实际上的皇帝,名义上的皇帝是光绪。名义上的皇帝可以明正言顺地搞,搞成功了,这个老太婆就得退休了。为什么呢?她甲午战争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就是你老太太的问题,就是你老太太没搞好,中国失败了,后来她不得不让光绪来主持变法,自己退居颐和园,歇着了。但是光绪呢还要向她请示,但光绪一旦把这个变法搞成功了,她就只好退休了。我们知道让这个政治强人退休都是个很难的事,谁都不愿意退休。权力是强人的春药,这没了春药活着没意思,就没有精神头。这个结构本身导致的。

  加上当时戊戌变法当时很多满人权贵,不想大局,他就想保自己的权位、势力,不想变法。一旦老太婆退居二线了,他们就是天天去游说老太婆。最后,当然呢,变法过程中,两个人又有点磨擦,前方后方的,二人结构都是这样的,中国也如此,总是要磨擦,越磨擦越大。开始两个人都挺好,到最后就败了。中国的事老是重复进行,没什么新鲜的,当年也就这样。最后老太婆出来,想把光绪废了,光绪挂起来闲置了,你就得把新法废了,变法不能搞了,就往后退,退到义和团了。你想,为什么要变法,变法就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国际形势、国际压力。那时的压力和今天不一样,真是能把你这个国家灭了,那时讲究这个,弱肉强食嘛,丛林时代。怎么应付呢?就变法。现在不让变了,压力还在,我就告诉你,义和团那边有刀枪不入的神术,真有神术不就可以了吗?加上周边人的配合,最后老太婆就信了,真有神术,那就了不得了,就开战呗。中国在1914年之前唯一的一次宣战,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光绪就急了:我们一国都打不过,十一个国家,我怎么打?哭了,在堂上。宣战之后一败涂地,发现他没有神术,谁也没有神术,都是吹的。完后老太婆就下定决心变革。新政很大程度上,真正的领导人是她。就像我们1992年之后邓小平一样,咬紧牙关,就一定要变了,力度很大,进步也很快,连预备立宪都答应了。

  但是老太婆又有隐忧:她当时七十多岁,光绪才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按自然规律,他要死在后面。她犯了个大错误,她把变法给废了,杀了六君子,这是个大错误啊。一旦她死了,她就担心舆论清算。历史记载,都是后面人写的。光绪当家了,就翻案了。这是她的一块心病,无论如何得把光绪搞掉。所以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她就没有什么心思去管了,就是一定要把光绪搞掉,还不能搞得特别露骨,还非常麻烦。为光绪治病的问题,两个人互相折腾:只要太医开了药,光绪认为这个药开得不错,老太婆认为这个药肯定不对;只要老太婆认为开得对的,光绪肯定不吃。两边就这样,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心结非常地厉害,疙瘩没解开。最后老太婆临死之前把光绪搞死了,她只有一点时间了嘛,于是匆匆忙忙地把一个三岁的溥仪当皇帝,当家谁当呢?溥仪他爸爸——摄政王载沣,载沣当时有多大?才二十五岁,像我们今天八〇后的一个孩子。这么一个孩子突然之间当家了,他什么阅历都没有,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这样的人,一个少年权贵,而且他当家之后,几乎满人的少年权贵全都出来了,溥伟、载涛(溥伟,恭亲王奕訢嫡孙;载涛,醇亲王奕譞第七子-编者注),一大帮,少年贵公子,当年就是骑马遛鸟的这帮人全出来当家了。完了就开始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权力从汉人手里头收到满人手里头。他们讲,这不对啊,这么长时间,“我大清”,天下怎么都是你们汉人说得算呀?收权!第一动作就是把袁世凯给赶走了。袁世凯是当年晚清最明白事儿的大臣,也是势力最大的。当时张之洞跟袁世凯实际上一点不对付。张之洞说,这事很不靠谱,你当时找不到比袁更好的人了,你把他赶走了。陆军部交给荫昌,他是个饭桶。包括后来的湖广总督瑞澄,也是少年权贵,就是这帮人当家,把军权、中央各部大权全部揽过来,逐步地收回。这是第一。

  我们知道,自从太平天国以后,清朝有两个大变化。一个是政治格局是满重汉轻,还一个是内重外轻,就是中央重地方轻。但太平天国以后,尤其是湘、淮军起后,整个倒过了:内轻外重,体现为督抚专权,第二个就是汉重满轻,满人的政治智慧、政治能力一直在下退。应该说,太平天国刚被打退,同光中兴时,满人还有几个人,还有恭亲王奕?,还有文祥(文祥,1859年任军机大臣。1861年的辛酉政变肃顺等一党败后,上奏提议两宫垂廉听政,其后受到重用--编者注)这样的人,比较明白的。地方还有个八儿的像关文这样的能力不强,但事儿还明白。但到了清末时,快灭亡的时候,进入二十世纪时,满人的政治实力、能力就又进一步大幅度衰退。没有什么明白人。像肃亲王善耆、端方(端方,1904年任两江总督,1905年参与出国考察,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编者注)这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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