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秦晖:“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8 次 更新时间:2009-08-07 1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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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历史的断裂”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

  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1970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10卷(16册)《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嘻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和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慨,令人想到我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做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后者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15、16两卷问世②,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10卷16册的计划虽然早经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3卷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3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汹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著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果。

  

  1917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而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向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

  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19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④。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20年前他为《红轮》第3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我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俄国历史进程的“断裂”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让我们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绝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无新意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谢尔盖·舍林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普罗大众决定的。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做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时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还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义观点,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的剧变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

  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如果列宁是“西化”的罪魁,彻底否定了列宁的叶利钦为什么就不是“传统”的救星呢?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理解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褒斯贬列),却没有什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哪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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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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