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花季”的“滑稽”:“绿坝”背后的国家主义幽灵——工信部的道德权威是从哪里来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4 次 更新时间:2009-08-03 13: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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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今年6月9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下发”了《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要求在七月一日之后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并定期报告计算机销售数量和软件安装数量。这款软件具备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功能。工信部等几部委使用中央财政资金4170万元买断其一年服务供全社会免费使用。一年之后,用户必须自行付费使用该产品。6月30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新闻发言人就绿色上网过滤软件问题表示,近来一些企业提出工作量大、时间仓促、准备不足等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推迟预装但是并未放弃这一措施。

  这一措施出台之后,立即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质疑。有的专家指出,这一措施违反一系列现行法律,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滥用纳税人税款、限制公民上网自由,用国家权力强制安装流氓软件等。也有技术专家指出,这款软件不仅有危险的漏洞,而且大量阻止正常信息。

  不过,我最怀疑的还是在这一件事中工信部为自己攫取的、不属于自己的道德权威。工信部发布通知称,要求计算机厂家在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目的是“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它假装自己有响当当的道德权威来决定什么好什么不好,规定公民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作为一个技术性行业主管部门,工信部何时成为权威的道德机构?工信部的道德权威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不向社会公布其所依据的判断信息良善与否的标准?究竟哪些信息是不良信息?为什么它们不良?这些不公开,民众何以知道工信部道德判断的正当性?

  工信部的这一做法还把自己搁在全体国人的家长的位置上。软件名称中的“花季护航”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表面上,工信部只当未成人的家长,为花季的人保驾护航,实际上,它是所有的人的家长,因为这个软件,不仅花季电脑使用者要安装使用,而且所有的国人电脑都要安装使用。这个软件不仅是过滤、监视花季用户电脑的中“敏感”、“不良”词和内容,而是过滤所有用户电脑中的内容。所以,在工信部的眼中,不仅未成年处于花季,所有1-120岁的国人都是处在花季,只有他们自己不在此年龄段之内。否则,他们怎么能像对待花季的人一样对待所有的成年人呢?工信部僭越了家长的权力,并假装是所有人的家长。工信部没有权利做全体国人的家长,更没有相应的道德权威。他们没有所资格做所有人的护花使者。

  有人可能会问,若是工信部对花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做出区分,只做未成年人的道德权威并采取相应行动可以吗?当然也完全不可以,工信部若这样做,那是越俎代庖,僭越了未成年人父母的职权。然而,工信部不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资格取代家长,更不具有父母才有的道德权威。

  绿坝背后的这种僭妄与无知,不仅在工信部的通知中而且在外交部发言人身上都一览无遗。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出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问题时,发言人秦刚在回答中反问到:“你有孩子吗?”这貌似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问,其实是超级的低级错误。一个人有无孩子与工信部、绿坝软件有什么关系?有史以来,孩子常有,而工信部不常有。该部在中国也不过几年的时间。难到有孩子就需要工信部与绿坝软件?难道工信部携着绿坝软件就可以自动成为孩子的家长?正是因为孩子有家长管才不要工信部和秦刚来多管闲事。

  很多观察家都看到了工信部和绿坝行动的家长制逻辑和父权思想。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这凸显父权的家长制背后是国家主义幽灵。正是被国家主义的幽灵所左右,工信部才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拥有其所没有的道德权威。

  什么是国家主义?根据政治学的研究,国家主义是视国家为至高无上的主义。国家主义是一种信念,它视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将国家当成终极目的,将国民看成国家的工具。国家主义以国家及其官僚机器为本,个人为末。国家主义还把国家神秘化、神圣化,否认国家不过是官僚与官僚机构的集合。国家主义视国家(以及国家机关和官员)为全知、全能、全善,并有权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私人的、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个人的隐私也属于国家。总之,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万能的,视国家为一切问题的答案。

  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中,所有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只不过是其统治下的子民。这些子民,与孩童一样,人格和智力上远“逊”于“家长”,永远被设定为“未成年”的子民;他们没有充分的道德判断力和克制能力,故一切均要由“家长”来代为定夺,一切要对“家长”无条件服从。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及其官僚“家长”被塑造成社会中特有的“成人”与各级家长,他们是绝对的真理与绝对的道德权威的化身。正是凭借掌握的权力,“家长”才得以把其他成年人降为“花季”。

  但是,从数百年前开始,这种国家主义政治哲学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并在其他地方早就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反对国家主义,不是反对政治家,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一种错误地看待国家的方式,反对视国家与统治者为解决问题的万能手段,反对用政治权力来攫取道德权威。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及其官员从来都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个体而不是国家才是社会的根本。国家应该保护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作为家长所享有的道德权威和责任。这是国家及其官僚机构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的。国家的官僚机构与道德权威是互相排斥的。当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一旦获得道德权威,就像我们在绿坝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么道德的标准就会被政治权力所扭曲。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总是企图凭借政治权力把其所认定的道德标准强加给社会。而这样的掌权者奉行的一定是对自己一套对他人另一套的双重标准。所以任何机构或个人要想获得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放弃政治权力。工信部也不例外。如果不肯放弃权力,那就断掉成为道德权威的念想。

  须知,公务员只是公仆,没有资格告诉主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相反,应该由主人来告诉公仆什么是正误对错好坏。国家不仅没有能力知道,而且还需要公民与民意告诉政府,告诉国家党政官员什么是好的。这也是宪政民主的道德基础。这次,工信部自封了自己本来根本没有的道德权威。这次工信部也因为“滑稽护航”而彻底失去公信。如果某部门的一项强制规定没有法律授权,其合法性就大可质疑。即使是法律,也不能违宪,更不能违反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

  因此,所有政府机构在发布文件时应停止使用“下发”之类的国家主义家长制语言;工信部应立即停止“滑稽护航”而不是暂缓;最高法院应该审查并宣布工信部的《通知》违宪;全国人大应当质询工信部的不当支出;家长应要回被工信部拿走的道德权威!

  

  (《凤凰周刊》09-07-15,此处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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