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论“权力资本腐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6 次 更新时间:2004-05-18 23: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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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  

  

  (一)问题的提出

  

  “权贵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亚洲(如菲律宾、印尼等)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这几年来,吴敬链先生时不时地结合“中国国情”将它作了“发挥性的引入”,有一段时间,报刊杂志亦不失时机地将“权贵资本主义”热炒了一阵。我也加入了这个“热炒”的行列,写了一篇《我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读》,在《人民网》发表了,网友们的评论真还不少。

  

  写是写了,评也评了,然而心里总还有点不太踏实,什么原因?就像“权力寻租”这一概念一样,“权贵资本主义”是舶来品,多数人还不太认识,要让人们接受它,还得将“权贵资本主义”本身解释一番,否则,一般人真还有点不太好懂,也就是说这一概念的人民性、通俗性不很强。

  

  于是,我就在想,能不能找出一个类似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概念呢?能不能创造一个让人一看就明白的概念呢?经过很多天的苦思冥想,真还找到了一个,这就是“权力资本腐败”这六个字。查一查资料,有“权力资本”、“权力资本化”的提法,也有“权力”病变为“资本”而导致腐败的这类描写,将这六个字直接组合在一起专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提出似乎还没有。(也许有,只是本人查得不够详尽,若真是这样,也算是一种“异曲同工”吧!)

  

  这就是自己为什么提出“权力资本腐败”这一概念的“原始想法”。

  

  这篇文章也算是自己对过去腐败研究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二)“权力资本腐败”及其出现的社会背景

  

  什么是“权力资本腐败”?

  

  所谓“权力资本腐败”,指的是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使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直发地发将起来,成为百万、千万、几亿元的“暴富式的富翁”。譬如,那个被称为“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原来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私企业主,但却能成为一名上海地产界和金融圈子内呼风唤雨式的人物。

  

  应该说,“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是中国腐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凡熟悉中国腐败发展特点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腐败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商品流通领域里的“不正之风”,当时,因为商品短缺(短缺经济)消费品不足,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如能搞到一台彩电、冰箱),为了一张票据而奔波,而“走后门”;到了八十年代,仍然是这个短缺经济,社会为了奔向“市场经济”而不得不实行价格的“双轨制”,因为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导致了“官倒”的大量出现,当时的社会就用“腐败”二字来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从“不正之风”→“严重不正之风”→腐败,社会腐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当时主要还是表现在诸如商品、信贷和外汇指标等等“流量领域”,主要还是在“流量领域”中的腐败。据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统计,当时社会为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问题损失了6000亿左右。随着社会的发展,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应该说,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它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进入到了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领域、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这就使中国的腐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就将它称为“权力资本腐败”。

  

  看看现实,当今新一轮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都是围绕着超大规模的工程(或称“跨世纪工程”)纷纷上马展开的,围绕着城市的“拆迁圈地”和农村的“圈地运动”展开的,围绕着“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展开的,都是浓浓地烙上了“权力资本腐败”的痕迹。

  

  为什么“权力资本腐败”成为一些 “有权人”和“有钱人”新的一种时髦?很简单,因为这种腐败操作方便,流程简单,最能赚钱,最能在短时间中使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暴富。譬如,当今什么资源最值钱?当然是土地,它没有公开的市场价,“级差”特别大,全在当官的一句话,一进一出都以亿来计算。据统计,自80年代末以来,因为土地转让中违规现象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都达100亿元以上。而且,根据11月16日国土资源部披露,“今年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以来,全国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两倍,有68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9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譬如,那个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副市长期间将超过人民币亿元的地价,5000多万元就批了出去。当官的,只要自己能捞,哪管国家利益。慕绥新从1997年到沈阳市任市长至2000年,沈阳财政收入一年损失数十亿元。沈阳黑老大刘涌请马向东吃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一包钱,总计两万美金。事后,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资产3.5亿元。

  

  全国的国有资产极其庞大,一共有11.83万亿,其中6.15万亿是地方的,5.68万亿是中央的。邓聿文先生在《规范国企改制杜绝国资流失》一文中指出,20多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中,国有资产流失比较严重。仅对1994年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调查统计,资产损失及挂账就达4438亿元;2002年,国家审计署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以及决策严重失误等原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就高达72.3亿元。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据国资委前不久公布的数据,中国经营性国有资产大约有10万亿元。(《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19日 )“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本身没有错,然而腐败分子却将“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视作为“唐僧肉”,将它看作是“腐败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腐败的最后一顿晩宴”),因而一些“有权人”、“有钱人”用不捞白不捞来“激励”自己,千方百计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一些地方一窝风出售巨额国有资产,大搞“监守者自盗”到“看守者交易”,一些地方的案例表明,有的以恶意“拍卖”为手段,疯狂占有国有资产;有的以“公司脱钩”为幌子,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企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从公开侵吞到暗箱操作,从非法变成合法。一位网友在我在《人民网》上发表的《牢牢记住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一文后的贴子上这样说道:“我所在的县的几家国有企业是这样子‘卖’掉的:由原企业领导层自筹资金收购;但是,没钱的(且不管他们是如何没钱的)领导,可以由该企业——就是这家即将被卖掉的人民的财产——作抵押,由本地银行为该领导担保贷款,以便他们能更快的得到这些企业——这些属于人民的共同财产,结果这些原企业领导们,集体没钱,全部采用该方法!真是荒唐透顶!!这和白送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说,如果我想买汽车、买房子,就用我想买的汽车、房子做“抵押”,若是还不起,就将做“抵押”的(你的)汽车、房子再还给你,世界上竟有“零成本购买”这样的“好事”?!我们的一些权力者竟还有这样的“发明创造”,这不是“零成本购买”国有资产是什么?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是荒唐,然而这恰恰是一些地区腐败的现实。

  

  总之,正是这个进入到工业资产领域、土地和房地产领域的“存量领域”的“权力资本腐败”,使一些“有权人”、“有钱人”打着“改革”的幌子、发展“经济”的幌子,大肆侵吞、任意挥霍国家和集体资产,才使当今社会的腐败呈现“易发多发高发态势”;正是这个进入到工业资产领域和土地和房地产领域的“存量领域”的“权力资本腐败”,才使我得出当今腐败形势是“仍很严峻”这四个字。

  

  (三)“权力资本腐败”就是权力者、金融家和投机冒险家之间的“游戏”

  

  “权力资本腐败”就是权力者、金融家(银行)和投机冒险家之间的一种“资本操作游戏”。

  

  这种“资本操作游戏”,其中的秘密,依我现在看来,说深也不深,说浅也不浅,还蛮管用,“效率”极高。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一夜暴富的“富翁”,其中,房地产商“发”得最快,也最容易,这些人一不留神就上了福布斯内地富豪榜。所以,中国的大富豪们有个特点,就是异常地集中在地产领域。在中国2002年度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所以,管土地的官也就富得最厉害,成克杰一句话就能赚3000万。

  

  中国的学者这样总结这些“富翁”暴富的轨迹(即“暴富操作流程图”):“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

  

  这一“暴富操作流程图”,学术味太强,一般老百姓真还看不懂。于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对它作了通俗的解释: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这些人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再将它变成自己的。

  

  我认为,这一解释还不够白,还需要作更“通俗”的注解,于是,到了我的嘴里,就不那么好听了,这就是,这批不怕“坐班房、掉脑袋”的“商人”(“投机冒险家”)极能抓住两种类型的官:一种是地方上握有“资源绝对支配权”的“父母官”,一种是口袋里装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金钱的“银行官”,然后在“市场——资源——金钱”三者之间进行“资本运作”(这是说得好听一点的说法,说得难听一点就叫“空手倒”)。

  

  “资本运作”需要钱,然而房地产商又哪儿来的钱?什么背景都没有的人又从哪儿去找钱?于是,精明的商人将眼睛盯住了“银行家”,攻关的目标自然成了“银行家”。然而,商人们的这种“用小钱换取大钱,用担保换担保”的伎俩怎能骗得过管钱的、精明的“银行家”?因而怎么将“银行家”们搞掂,就成了商人们的一门深奥的学问。于是,“银行家”们自然就成为房地产商和批发土地官员“攻关的对象”,成为“共富的对象”,成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银行家”一摆平,钱就滚滚而来。据学者的计算,房地产项目中有超过70%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

  

  以上就是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诀窍”。所以,一位经济学家就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

  

  也可以这么说,是权力者、金融家(银行)和投机冒险家之间的“权力资本操作游戏”,造就了当代中国相当一批的“超富豪”。

  

  (四)在权力失去制约前提下,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亦为腐败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也许有人会问: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与腐败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

  

  我的回答是“否”,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与腐败之间无必然的联系。

  

  然而,当权力处于“失控”、“失去制约”的条件下,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却为腐败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往往是腐败的易发、多发时期。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这个历史时期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阶段,不仅仅是社会利益冲突最激烈的阶段,也是利益对处于“脫贫致富”时期人们的诱惑最大时期,更主要的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权力制约”始终是个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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