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论“权力资本腐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7 次 更新时间:2004-05-18 23: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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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  

  确保拍卖运作公开、透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其中,还要防止一些执法及资产评估人员受利益驱动,搞虚假评估;四是强化审计监督工作,对国有资产的出卖进行全过程审计;五是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国有及国有控投企业负责人,终生不得担任任何国企负责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赔偿,构成违法违纪的要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六是将改制简单化为“国退民进”。

  

  第三,要坚决把好银行关。

  

  一位经济学家就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什么原因?因为中国新一轮的“权力资本腐败”是与金融腐败联在一起的,在“‘富豪’——‘父母官’——‘银行官’ ”三者之间建立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中国的大富豪们就异常地集中在地产领域。在中国2002年度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这批人一靠腐败了的父母官,另一靠是银行金融的腐败官员,有很多富豪是银行给房地产贷款造就的,其中有很多是违规的、灰色的、无节制的。什么后果?至少有以下三种副作用:一是一大批被称为中国经济精英的银行家(银行官员)被拖下了水;二是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上升,房地产商的潜伏的债务危机有引发出新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盲目投资房地产将造成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即泡沫经济),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怎么办?有以下四点:一是强化对银行系统“第一把手”的监督,不让这些“第一把手”的权力无限大,将监督落实到实处;第二,将贷款发放过程公开、透明、公平,杜绝暗箱操作;第三,不给房地产商吃偏饭,严格按照银行规定操作;第四,当今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央行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严查违规贷款,发现问题坚决查处。

  

  第四,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中国新一轮的“权力资本腐败”从根本上说是以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为结果的。无论是企业的改制(或叫拍卖)或是土地的征用,由于是暗箱操作(有的简直就像淸人入关的“圈地运动”),受到伤害的总是被称为工厂“主人”的工人和土地“主人”的农民、城市居民,往往是他们的利益被官员“出卖”掉了(或是成为失业工人或是成为无地的农民),“主人”却还被蒙在鼓里,而且一旦“圈地”成为事实,他们却无处申诉,理论上的“主人”成为听任宰割的“羔羊”。怎么办?应当从制度上保证“主人”有发言权:即在企业改制或土地征用过程中,应该成立一个由当地“主人”们构成的“公平改制委员会”或“公平征地委员会”,让他们有发言权,以保护、申诉自己利益不受富商们的侵害。总之,通过这一制度设计,让“理论上的主人”变成“真正的、实际上的主人”。人民的利益不受极大侵害,富商就失去暴富的可能性。

  

  第五,查处“权力资本腐败”问题一定要从严。

  

  11月16日国土资源部披露:“今年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以来,全国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两倍,有68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9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比例是687人÷168000件=0.0040892人/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是94人÷168000件=0.0005595人/件。前者是千分之五,后者是万分之五点六,百分九十九以上的人逃脱了“党纪政纪处分”,千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逃脱了“刑事责任”,基本上达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了。说明什么?一是说明当今中国官员的“违法成本”是实在太低了;二是说明当今社会的“法制观念”、“法制意识”的确是非常薄弱,不仅仅表现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还表现在当官的有权人身上;三是说明了依靠本地官员去“自我查处”是多么艰难,国土资源部人手有限,绝大部分的案件还得由地方部门自己来查处,这“千分之五”和“万分之五点六”就是“自我查处”的最好说明,这就叫“中间梗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反腐败的艰难;四是说明在一些地方一些位高权重的“有权者”和一些“地方富豪”结成的“利益同盟”之厉害,他们有能力去“摆平”或“搞掂”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在这些地方的反腐败,若是没有更高一级(或者中央)干预,所谓的反腐败也只能是形式一下,只能是走过场了。总之,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当今反腐败中的查处不力的问题。

  

  第六,“贯彻实施《条例》,关键在抓好落实”(吴官正语)。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执政五十余年来在执政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的说明,是执政党执政理论重要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自身问题的一项创举,对现实的反腐败斗争而言,的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但是,由于我们社会历来就有一个光重视制度建设不重视“落实”的“毛病”,对违反制度现象存在着“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邓小平语)的做法,心肠实在太软,不将制度的落实当回事;由于我们有些部门的领导太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行使权力带有一定的“随心所欲性”,经常会发布一些不讲理由、但又不让监督的“封杀性指令”;由于从根本上看,我们有些有权的领导压根儿就不喜欢受人监督,现在一下子将“监督”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从其內心来讲,肯定是相当抵触的,因而对这个《条例》的“本能性抗拒”是少不了的……的确,若是上述“致命的软肋”得不到“克服”,那么,像《条例》这样的“好制度”也会被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抓好落实”,认认真真地抓,认认真真地落实,认认真真地坚持,将《条例》作为反腐败、反“权力资本腐败”的重要武器,那么,我们是肯定能战胜腐败的,肯定能战胜“权力资本腐败”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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