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城镇居民收入1万5781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761元。而在南疆，当地农牧民去年的人均纯收入是：和田2226元，喀什2870元，克州1695元，不但明显低于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甚至达不到其一半。

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不久前在北京的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改善少数民族民生，认真解决他们最关心的最直接现实利益问题。

他提出数据说，从1980年至今，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原来的414元（人民币，下同，约88新元）增加到1万3170元，增长32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68元增加到3千389元，增长19倍。

官方力陈过去30年来少数民族收入得到大幅度改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上述数字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人口还未达到全中国人口一成的少数民族原本就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当中更为弱势的农牧民收入还远远落后于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两者比例为1:3.9，将近1比4。

将这个数字与全国平均做比较，1980年至今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33倍，达到1万5781元；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5倍，达到4761元，城乡收入差距是1:3.3。不论在收入绝对数、增幅、或者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方面，少数民族农牧民都处在下滑的劣势中。

再把镜头对焦到南疆，本报从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得到的数据显示，当地农牧民去年的人均纯收入是：和田2226元，喀什2870元，克州1695元，不但明显低于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甚至达不到其一半。

在新疆“七·五”事件后，国内外舆论界与学者寻找暴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相对于官方将“七·五”根源归咎于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策划组织，一些国外学者以及部分国内知识分子则将眼光投向维吾尔民族经济状况问题。他们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水平较低，汉语有障碍的维族群体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被甩在后头。　　

这些人对现实不满，因此容易被煽动来实施反社会暴力。资深媒体人海来特持有这种观点。海来特曾在一线采访过南疆23个县市，100多个乡镇与上千个村子，当过基层的乡长，他对于南疆贫困状况的认识更多来自直接感受，而非统计数据。

他在乌鲁木齐受访时说，南疆老百姓的贫困是相当普遍的情况。

他说，1990年代南疆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低于一亩，但维族生育率高，人口一直增加耕地却不可能膨胀，于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靠土地生活日子越来越艰难，许多维族农民只好到城市谋求出路。他估计当前乌鲁木齐有好几十万流动人口，在街边摆摊或者从事社会最底层劳动来赚取微薄的收入。

官方资料显示，在1990年到2004年期间，南疆和田地区人口从140万人增加到180万，增加了40万人；喀什地区人口从268万提高到360万，增加92万。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窜到城市，城市里却没有就业机会，海来特指出一些维族少年在内地当小偷，贩毒、卖淫，他亲身采访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并非被犯罪团伙拐骗，而是被家长自愿卖，理由是“养不起”。

海来特认为，失业的底层维族“基本上是没有劳动权利。劳动是一种基本的权利，现在他们连这个权利都被剥夺了。”

从经济角度看待“七·五”事件的，并非只有维族群体的代表。本报在乌鲁木齐也遇到一些极普通汉族市民说，贫困是犯罪的根本原因。“如果政府让维族都过上好日子，中产阶级多一点，谁会跟你去搞破坏。”

南疆人脱贫必须离开新疆？

新疆政府官员的谈话中显示，他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南疆农村贫困与就业困难问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上周受访时解释，政府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打工，就是要帮助南疆贫困老百姓尽快摆脱贫困。

他表示，政府每年投资三四个亿培训经费，希望通过有序、有组织的转移使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为他今后的谋生奠定基础。过去几年里，由政府组织出外务工的维族每年达10万人。

上述做法反映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泄洪减压”的迫切性。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却是：为什么需要千里迢迢将他们送到广东、山东等文化环境迥异的地方打工？与其大费周章，何不将同样的资源投入到帮助他们在新疆本区就业？

“七·五”事件的导火索－－6月25日广东韶关汉维工人的械斗，以及围绕韶关事件的煽动性谣言，导致了维汉矛盾在短时间内激化，一发不可收拾。

本报也辗转通过其他渠道听喀什维族居民说，出外务工者既不算强迫也不能说自愿，是地方领导对他们进行思想工作，把“思想转过来”后送出去。他们当中，既有本来就乐意外出打工开拓眼界的，也有并不那么情愿的。

新疆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王宁受访时说，新疆工业并不发达，近年进入新疆的主要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石油、石化企业，吸纳不了大量劳动力。

她提出，许多企业极缺工人，政府也鼓励他们聘请少数民族职工，但后者劳动纪律意识淡薄经常让企业非常为难。

她说：“坦率说，我们去调研，一些企业反映将工人培训好了，没多久他赚够了钱，也不交代就走了。等他钱花完了又回来了，情况特别不稳定。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贫困是不是暴乱根本原因？

中国少数民族农牧民落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属于社会快速转型的阵痛，就“七·五”事件而言，恐怕是剧痛。

贫困、对现实不满的城市流动人口往往在示威、暴乱发生时跟着起哄，然而，能不能将贫困看做是有组织暴乱的根本原因，显然仍有争议。王宁就反问：“热比娅不是很富有吗？她也搞分裂主义。”

贫穷不能作为杀人的借口。但是，一向标榜“稳定第一”的新疆政府对暴乱严重性准备欠缺，多少表明他们对底层生活压力与不满估计不足。在“七·五”事件结束，这个问题尤其需要体制内外的学者深入研究。

（三之二）

原载《联合早报》2009-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