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五个问题歧见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0 次 更新时间:2009-07-24 10: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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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学科名称要改为社会主义学。(注:详见拙文《“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名称要改为“社会主义学”》,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441页。)改革开放以来,它才真正在我国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从近年来众多书刊文稿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学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深有研究,各抒己见,发表了众多不同看法,甚至还展开了争鸣。这对于繁荣社会主义学是大有好处的。本文谨就五个有争议的问题择要进行述评。

  第一个问题,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另有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两种观点是各走极端,各有偏颇。20世纪80年代初,当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刚刚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学科来进行教学和研究时,理论界就有人否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例如,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卫国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2期发表《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一文,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门科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一个结论。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注:详见高放《也谈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与常卫国同志商榷》,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此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62-27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现在又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不存在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北京日报》2004年9月13日第14版发表湖北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大俊的《澄清对马恩经典的一个误解》(同一作者在《江汉论坛》2001年第2期就发表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作者认为: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误解,是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都没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形态;恩格斯晚年所说的马克思一生的两个发现--即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都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发展前途的学说,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一句话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个看法既有一定道理,又有片面性。说它有一定道理,因为正是列宁本人不止一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同义语来使用。例如他于1902年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1903年又说:要到最广泛的大学生中间去“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依我理解,列宁这个说法是要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属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但是这并非说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核心,它还有两个基础。因为列宁于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学说这样三个组成部分。我细查过,在列宁全部著作中明确这么说的只有这一次。我认为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体会,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随后的考茨基、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都未曾这么说过。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也有助于我们分门别类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然而后来苏联理论界却对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作了绝对的、机械的理解,硬把完整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划分为三门科学,在党校和高校中分设三门课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还深受这种苏联模式影响,的确亟待改革。关于列宁的三组成部分说,我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意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学哲学、再学经济学,后成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两大理论基础。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正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两大理论基础。如果缺少这两大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博大精深,我认为除这三大组成部分之外,还应该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注:详见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就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从当今来看,要实现“人的解放”,需要十几门、几十门、几百门科学合力解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大体上只研究了十几门科学,其核心首要的一门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应该大力加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众多门类,以协同促进实现人的解放。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东方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本来设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可是到20世纪社会主义却首先在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实现。以往理论界都说这是列宁、毛泽东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学作为一门独特科学来研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细查出他们对俄国、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曾经有过不少论述,于是他们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例如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奎良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二期发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随后他又在《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登载《马克思晚年探索的划时代意义》等多篇文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谢霖于1991年写成《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先后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稿与书稿,总计上百之多。最近在2004年9月10日出版的《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9期上还发表该校副教授叶志坚写的《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晚年马克思思想论析》。绝大多数作者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马克思晚年已经主张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其主要论据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在给俄国民粹派文革命家查苏里奇的复信第一份草稿中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马克思在这里所用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古罗马的历史典故。指的是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队,强迫他们从用长矛交叉构成的牛轭形的门底下通过,给战败者以莫大的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后指耻辱和灾难。马克思这段话的原意是:如果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能够进而引发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那么将来在西欧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俄国社会存在的自古遗留下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就可以借助西欧国家的帮助,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所提供的一切肯定成就,同时避免资本主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等灾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可是我国的许多学者却把马克思的话理解为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以此来论证俄、中等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误解。在高放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版中就已指出:“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不发达国家胜利的观点,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意的,”(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张光明也早在《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2期就发表《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最近他又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刊出《关于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真相》,甘肃省委党校王继荣教授也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其课题项目成果之一《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可见也有少数学者正本清源,力排众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马克思是出于对俄国革命的热望,而并非如某些学者们所说的是马克思对“东方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新认识;马克思是从他一贯持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论出发,而并非他晚年形成了什么“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理论。简而言之,依我理解,马克思所设想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一直保存到欧洲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第二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又不至使农村公社破坏殆尽;第三,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能够推进德、法、英等国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第四,俄国能够取得西欧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多方面的援助,包括给予落后的俄国以各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如社会化、工业化、机械化,还要帮助俄国实现民主化、法治化。实际上这四个条件是很难同时俱备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卡夫丁峡谷'是东方理论和西方理论的交汇点”(注:见蔡金发《论东方社会革命与发展道路》,载《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第71页。)。即是说,东方国家要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只有使东方的民族民主革命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紧密配合、互相交汇成世界革命的洪波巨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残垣颓壁。后来长期实践证明,这种美好的愿望和设想是难以实现的。俄国1905年第一次民主革命到1907年失败了,1917年二月第二次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相隔8个月后又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8-1920年这三年间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设想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碰了钉子,遭到广大农民反对之后,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部分资本主义,开创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之路。这实际上是被迫部分通过卡夫丁峡谷,同时另外新辟卡夫丁栈道,最终进入社会主义通途。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之路,马克思依然指望“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紧接着引发欧洲大陆革命,出现“奇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至于中国社会内部,马克思认为“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中国将变成“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65页。)也就是中国将走资本主义之路,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没有说过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是现在也有好几位中国学者引用马克思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的片言只语,硬说马克思早已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以之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对照,甚至说“马克思认为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东方国家两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注: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何涵义》,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32-23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果真如此,那么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岂不就是当年马克思所预见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新发展?到2002年12月人民出版社与红旗出版社联合出现《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这部六集电视理论片解说词,其中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被马克思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曾怀抱'大同'理想而感召天下。”(注:王天玺总撰稿《东方之光》,第114页。)其实这些全是误解。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在《国际评论》一文中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指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农村主张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它与当时欧洲小资产阶级鼓吹的“欧洲的社会主义”大体一样,都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并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注:详见高放:《马克思并未称太平天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15页。)中国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落后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难以完全跨越的。当今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似,也是不得不部分通过卡夫丁峡谷,同时在卡夫丁峡谷之旁开创卡夫丁栈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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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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