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 王淑梅:试论邓小平的中国和平崛起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4 次 更新时间:2009-07-23 19: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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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 (进入专栏)   王淑梅  

  

  【摘 要】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引路人。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正确把握时代主题,把社会主义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有机地统一起来,科学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适时把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的发展机遇,并在准确判断国际局势的基础上确定外交策略,实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邓小平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奠定的和平崛起战略,从而继续有力地将中国和平崛起推向前进。

  

  【关键词】 邓小平;和平崛起;和平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二十四字方针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趋势之一。中国的和平崛起迅速改变着世界格局,向世人展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之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实践探索的产物。

  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引路人。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适时把握经济全球化中新的发展机遇,准确判断形势确定外交策略,实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邓小平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1、 “和平与发展”:和平崛起的历史坐标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为新的历史坐标,邓小平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实现了从“斗争崛起”战略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左”的路线,开辟了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此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澄清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是非。这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党对于时代问题、对于时代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认识,从当代世界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的现实出发,做出了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我们党“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主题观。

  自列宁在上个世纪初提出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以来,各国共产党人都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出发,制订自己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在1941 年明确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后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说过,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这完全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更将准备打仗,并且立足于“早打”、“大打”,作为判断世界形势和制订战略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根据世界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对于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做出新的分析和评估,改变了过去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通过对世界形势和战争与和平力量此消彼长的分析,邓小平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的重要结论。[1] (P126~127)

  20 世纪80 年代,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世界发生的新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果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国际形势判断,得出了“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结论[1] (P232) ,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时代问题的认识。1984 年10 月31 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首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世界上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突出问题[1] (P96) 。时隔不久,1985 年3 月4日,邓小平发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谈话,明确将时代的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 (P105)

  正确地判断和认识时代,是无产阶级政党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列宁曾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 ,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2] (P142) 邓小平也指出,正是由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时代问题,并且坚持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才能放心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1] (P232)“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 (P64)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 (P78) 等立论,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我们党做出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从“斗争崛起”战略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历史性转变。

  邓小平审时度势准确地把握了时代风云的变化,正确地做出了世界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与发展时期的预见,为全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前提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判断和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与和平崛起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历史坐标。

  

  2 、“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和平崛起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的和平崛起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的发展。在短短20 年内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来源。

  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 年的3 624亿元,上升到2003 年的11. 7 万亿元,年均增长914 %,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6 位。对外开放,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加速发展,是中国经济近20 年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7 亿美元,2003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高达8 512亿美元,居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中国也同时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成为世界第一直接投资国。改革开放以来,来华投资的外商企业已达46 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6 800亿美元以上,其中直接投资5 015亿美元。最近连续两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创造了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周边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世界经济中一支稳定健康的力量。这一特点在20 世纪90 年代末亚洲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97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地区,包括我国香港在内的东南亚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资本市场剧烈动荡,整个地区经济陷入不景气,并面临进一步全面衰退的危险。面对地区性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稳定区域经济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从而缓解了东南亚地区的衰退压力,为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为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在世界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联合国《2004 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将与美国共同成为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经济近20 年来的巨大成就,是在我们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抓住时代主题转换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实现了我们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1] (P64) 始终强调要利用和平环境,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作法,也是他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使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遇到一些困难和干扰的时候,邓小平都是从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和党的基本路线出发,坚决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他多次告诫全党: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要“顽固一点”,始终“扭住不放”。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 (P375)

  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邓小平思想的一大特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1] (P378) 等著名论断。这些重要论断不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更为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意义重大而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文明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国家民族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甚至引起战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资源少,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形势严峻的资源、环境等因素的约束。如果中国走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老路,给世界带来的就不会是和平、稳定和共赢,就必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因此,中国必须寻求消耗资源更少,对环境污染更小的发展道路;必须寻找能够创造共同利益而非扩张与掠夺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将中国引上一条注重效率的、集约式发展的道路,使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过程中,始终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积极健康、具有建设性的因素。

  

  3 、“二十四字方针”: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思想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正确实施,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保证,特别是正确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1] (P328) 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为建设“和平的社会主义”,为保证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实行和平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邓小平以敏锐的国际战略眼光,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满足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平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顺应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发展和繁荣的共同愿望。“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1] (P330)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以此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主张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分歧,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等,是邓小平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基本观点。

  20 世纪80、90 年代之交,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治剧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中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1989 年至1990年间,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几次谈话中,反复阐明了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二十四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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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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