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2009如何花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 次 更新时间:2009-07-23 16: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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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主持人:金融危机让2009年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不可忽略的一年;金融危机也让2009年的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希望。只是中国能否实现GDP增长保八的目标?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全国两会热议经济话题。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做客《22°观察》,用他的国际视野,为我们把脉2009中国经济。

  2009年经济目标是保证GDP百分之八的增长,很多经济学家对此表示乐观,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陈志武:我觉得保八的难度非常高,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最多为GDP的增长提供两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左右的全年的GDP的增长速度。

  根据以往的经验的话,在全球的经济继续增长,全球的需求继续增长,而且在中国的当初的WTO红利没有被用完的时候,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做的那些投资,比如1997 1998年的时候,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通过发国债,然后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有效。不仅仅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也为后来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以后,带来新一轮增长奠定了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

  主持人:您的看法是不是这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向主要是基础建设,对整个GDP的拉动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陈志武: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你不可能也不应该总是靠修很多的铁路,修很多的桥梁,修很多的公路来以这种方式带动增长。因为毕竟这些是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网络是帮助把人、把货物、把商品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来进行配置、进行运输。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国际的需求严重下滑,国内的需求也严重下滑,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刺激民间消费上面的话,而是拿更多的钱,去做新的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盖这么多的楼,修这么多的路,修这么多的铁路,这么多的机场,到最后没有人去用,那么最后人们的收入不会增长,工作机会、就业的安全,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主持人:您的看法是这四万亿应该更多地投入到拉动消费、需求上去,那怎么做呢?

  陈志武:具体来讲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给全国的中小企业,2009年全部免税一年。据我的了解中小企业,也就是年收入大约在三个亿以下的企业,去年给全国的财政税收大概贡献了46%,差不多有两万五千亿左右。如果除了给这个中小企业免税一年以外,也给这个月收入在比如说一万以下的家庭和个人,每一个人也都免税一年的话,总共可以把三万亿左右的钱可以留在中小企业,留在老百姓家庭,由他们去决定怎么花。由此带来的效果,会跟修铁路,修更多的楼房,修更多的机场会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中小企业,每年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占全国每年新增加的就业机会的75%以上,也就是100个新的就业机会里面,有75个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最担忧的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主持人:在您的角度看,我们保证增长,实际上有一个核心就是保证就业,保证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可是我们这四万亿投入到基础建设中,是不是也可以提高就业的水平?

  陈志武:任何时候花钱,都可以给GDP带来一些贡献,也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说,这四万亿这样子创造的GDP,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是不是最理想?奥运场馆花了几千亿人民币,但是也许创造了一两千个新的就业机会,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也可看出来,就是往基础设施方面做更多的投入能够产生的新的就业机会,会非常非常有限。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一直都放在生产和投资,然后为出口生产制造这方面,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地也应该要进行一些转型,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转移到小消费驱动。正因为中国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型的关键点,不止是今天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要给中低等收入的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提供退税,或者是补贴,或者送钱的举措。因为以后的宏观调控不应该再是通过投资刺激增长,而是更多地要转移到通过刺激消费来带动增长。

  主持人:像这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国家采用这种做法,或者有没有模式可以学习?

  陈志武:很多的国家都这样做。我刚刚去过巴西,巴西政府这样做了很多次,美国也刚刚2008年从4月到6月期间给一般的普通收入家庭送钱退税。其实在中国,香港也这样做过。好像2008年在东莞也这样子实验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仅仅东莞应该可以这样做,应该在全国的范围之内都可以这样做的。

  主持人:但国情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南美人,他们巴西,他们有钱,他们就花了;印度人有钱就花了。可是中国人一般省吃俭用,如果把税退给我,我还是存着不花,你起不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陈志武:但是问题是,如果不给这些中低等收入的家庭,农民家庭、城市家庭,给他们退税,给他们补贴的话,他们的收入本来就不高,那么更加不是不想花钱吗!所以在已有的收入的基础之上,每个人多一千块钱,相对于现在的状况来说,大家消费的意愿性,总体上应该要更高一些。

  主持人:如果几万亿发下去,每个老百姓的人均不多,一千、两千,我们这些年习惯了一个说法

  叫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确实集中力量,也办了很多大事,在您的这种想法指导下,我们是不是会放弃这些原则?

  陈志武:过去三十年集中力量办大事,具体做成了很多的大事,特别是在过去,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网络,都普遍的比较落后的时候,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使得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进展非常快。但是呢,一个国家的建设,不能够总是,无止境地沿着这个路下去。因为毕竟我们退一步想一想的话,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做这些投资,说到底还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日子过得更好,过得更幸福。民间消费应该是最终要改变要推动的一个目标,因为如果大家不能够消费,没有钱消费,收入都到不了老百姓的钱包里面,那最后建这么多楼房,修这么多基础设施,做这么多工业化的进程,那是为了什么呢?不能够为了工业化而去工业化,不能够为了基础建设而去做基础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那个基础设施,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应该按照常理也应该是时候,是做一个转型,做一个调整。过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许这个精神可以保留但是这个办的大事,不再是具体的楼房,工业基地,而是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的改善。这个应该是新的大事。

  就是以巴西,因为中国可以说,跟巴西更有可比性。那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方面的投入,总的金额占了巴西的GDP的5.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失业福利这三项上面,才投入了中国GDP的2.4%的这么多的钱。按照我的计算的话,算到13亿中国人身上,去年一年,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补贴这方面,放在每一个身上,大概去年是451块钱,这个是非常少的一个数字。

  主持人:在您看来,我们对医疗、教育、养老这些事,投入得少,但是什么样是多呢?像美国对医疗他也不能整个靠投入解决了所有问题,我们投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好的标准呢?

  陈志武: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确确实实如果有政府,在医疗、在教育、在民生的项目上面做了太多的投入的话,那当然这个会带来一些道德风险,让人们可能觉得,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反正有政府给我包了,但是相比而言,中国远远没有到那个层面。

  主持人:我们说一下微观层面,比如说我,我想借钱买房子,贷款买车,贷款去读书等等等等。可是我想我要得病了怎么办,我孩子上学怎么办,会有很多钱要花,贷了款以后,我自己手里没有更多的钱准备,怎么保证这个事呢,国家没有给我一个,政府现在的制度里面,给我一个信心的保证,我才愿意去借钱,才敢去,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在目前的环境下。

  陈志武:一方面,为什么政府层面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所谓的低保,不管是对农村的人还是对于城市的人,都应该提供的基本的底线的保障,和底线的医疗保障这些,还有在教育方面的基本的投入;第二个方面,就是在金融市场方面,进一步要加快发展,因为你刚才讲到生病怎么办,养老怎么办,发生大的开支,要买房子,或者是小孩要上学怎么办。这些除了政府提供的,基本的底线保障之外,个人可以通过,拿自己的收入去买一些保险,包括医疗保险,还有意外的财产保险,退休金,还有这个包括学生的,给小孩提供教育费用的去买债券,或者去买投资基金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金融投资组合,就可以让你把整个一辈子,可以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不确定性的风险事件和养老的需要,都可以更理想地安排好。通过这些安排以后,那当然会让你感觉到,不仅仅对于今天,而且对于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会上升很多,那么接着下来,你消费的这个意愿也会上升很多。

  主持人:您的建议实际上是这些钱投入,应该一个是到医疗教育方面,社会保障方面,一个拿钱直接发给居民,实际上很多国家采用这种做法,还有就是向中小企业退税减税,这几步。

  陈志武:给中小企业免税一年,那财政的收入,它肯定会,增长一下就下来了。一种可能是发国债,现在中国的国债,这个占GDP的比重还是非常低的,这个空间发国债的空间还是很大。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说,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总是对于这个借债,是看得非常负面的。比如说据我的研究,从1982年开始中国开始发国债,一直到2004或者到前两年。尽管按照我们传统的视角,传统的观念,中国政府发国债这么多,每年的财政赤字这么大,中国按理说应该是很弱的。相比之下明朝的时候,清朝是一直到1898年,基本上都没有财政赤字,既使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甚至于太平天国时期,每年的朝廷的财政盈余,至少有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两银子这么多。但是实际的情况,我们知道,不管是从绝对的国力,还是相对的国力来说,让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天的国力比当时的清朝的,中国的国力要强很多,所以这就说明发不发国债,有没有国债,有没有财政赤字本身不用担心的。实际上从更大范围,更长的历史来看,我们大家回过头去到明朝的中国,四百年以前,中国的明朝每年也是存银万贯,每年的财政盈余很多,当时的印度、日本、土耳其都是有很多的财政盈余。而相比之下呢,四百年以前的西方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负债累累。你像当时的英国、荷兰、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负的债务,比现在的美国总的国债余额,相对GDP的比重还要高很多。但是现在看来,哪些国家今天更强呢,当年负债累累的这些国家,是今天的发达国家,而这些当年国库里面,存银存金万贯的这些国家呢,反而是今天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历史的教训应该让我们看到,在关键的时候,为了镇住整个社会的秩序,为了稳住就业,为了给国家的未来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不妨去负国债。

  主持人:这里面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花明年的钱,花明天的钱反而会有更大的发展。

  陈志武:表面上看美国的负债,是全球所有国家里面,负债最高的国家,国债也是最高的国家,但是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美国到今天,甚至于到未来可以看到的那些年,还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这个负债跟那个国家的强和弱,已经没有明显的等号的关系,而是恰恰是什么呢,谁能够愿意通过,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来花呢,让大家今天和明天、后天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的机会,都被扩大了。

  主持人:就是现在美国今天的次贷危机不也是因为借钱导致的吗?那是不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检讨这种借贷消费模式,还是继续向美国学习这种借贷消费模式?

  陈志武:继续学习。因为美国可以说是借贷消费有一点过度了,超出了现在的金融市场,金融化、证券化、资本化所能容纳的这个范围。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面对的这个局面,跟美国可以说是正好相反,从1780年到1900年左右的一百多年的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美国当时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那个时候美国面对的挑战跟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一样的,怎么样实现经济从生产驱动、投资驱动往消费驱动这个模式的转型。而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挑战也是这样子,特别是这一次,这个全球经济危机这个威胁之下,中国靠国内的消费增长,来带动增长的压力,这种必要性,已经进一步被提高了,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最终中国也必须得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发展民间这个金融借贷市场,以这种方式来让更多的个人,更多的中国家庭,更多的中国人可以更好地安排一辈子的消费。一个从简单的学理上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一个人从20岁向前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他整个一辈子,从20岁到25岁、30岁、4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收入会越来越高。但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在消费意愿消费的动力上,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下降,就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觉得相比之下,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愿意花钱,也是最能够花钱的时候,通过花钱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是我最没钱的时候。但是今天我46岁,我的收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高,但是呢,我要花钱的愿望,比我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低,所以这个简单意义上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把一辈子的收入增长的曲线跟消费意愿增长的曲线,完全相矛盾的这样一个局面可以解决得更好。

  主持人:中国要想成为全球化浪潮的中流砥柱,要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必然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储备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对外部世界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陈志武: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中间的发言权,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肯定是上升很多。但是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挑战,因为我并不觉得中国准备好了,在知识储备上面,还是非常非常欠缺的。没有几个老师做这些细致性的研究,也更没有太多的学生做这些研究。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真正地起到唱主角的作用之前,大学里面的课程设置,学生的专业安排,老师的知识结构都必须做全方位的调整。我在四年以前,在北大的历史系和经济系,找一个研究生帮助我来搜集一些英国经济历史方面的一些资料,我很吃惊地发现找不到一个。因为相比之下在美国学校的教育鼓励他们,对于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多多少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点了解,有一点感觉。中国目前不具备,真正地在世界舞台上唱主角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和研究方面的储备。当然在目前这个,大家都去追数理化的考分,追英语的考分的时候,追政治课程的考分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地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去鼓励中国的学生,对于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的方方面面,产生一些兴趣,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唱主角,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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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卫视“22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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