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全面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7 次 更新时间:2009-07-21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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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与时俱进实质是对开放性的进一步强调)。我们需要全面而辩证地把握它们。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全面把握

综合以往的认识成果,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概括为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与时俱进实质是对开放性的进一步强调)。我们需要全面而辩证地把握它们。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唯物而辩证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实践观点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强调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它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于实践,受实践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且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时,在充分肯定他在理论上的两个伟大发现以后,也着重指出,这些发现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卓有成效地组织和参加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实践2。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力求正确反映实践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努力通过理论的批判来推动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早已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强调要把理论付诸实践,改变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它包含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同样适用于自身。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革命。当然,否定、批判性、革命性与肯定、建设性、创造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片面执着于某一方面,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际情况处于经常变化之中,每时每刻几乎都有新事物诞生,而理论作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要经过人们的加工和概括,并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常常落后于实践。如果把实际情况比作“地形”或“地貌”,理论就是“地图”,当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企望按照“地图”来修正“地形”,而只能是根据“地形”来矫正“地图”。坚持这样的实践观点,摆正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关系,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点。我们必须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解释并且正确地指导新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真理。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一点绝对化,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得越高,立场就越坚定。这同那种“越左越革命”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等“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他甚至讲:每个人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他还说过“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7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没有局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上面所引恩格斯的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阐明的、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道理,更不必说那些本来就不是真理性的认识了。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时而出错,恩格斯曾经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89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10马克思是人,他像其他一切伟人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一般地说,是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蒸汽和电气代表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作为革命家的以革命、造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显然不会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和想象。

即使是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对性。普遍真理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长期适用;二是空间维度上的普遍有效。但是,所谓“长期适用”,也是指一定的阶段或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假如对所有的阶段和时期都适用,要么是“人会死的”这样一些简单和粗略的常识,要么就是过于狂妄甚至骗人的诳语,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个无尽的过程,总有新东西在不断产生。对于我们来说的普遍真理,关键是要对我们当下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阶段适用的普遍真理。而且,所谓长期适用,显然也是就某个范围、某一类事情而言,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都适用。同理,所谓普遍有效,当然也是对某一层次、某个领域来说。它们都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无条件的适用,夸大普遍真理的应用范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永恒真理的观点时,已经阐述了很多相关的道理。11

作为辅证,这里引述陈学明的研究成果。他概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的五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体系。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分;二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解释,即存在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他们中一些人提出,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虽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第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分开。……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12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苏东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中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不但通过考察历史来证明市场要比资本主义概念宽泛得多,而且通过分析现实来说明社会主义不能取消市场而实行计划经济,同时还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教训的总结与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的论证结合在一起,因此显得很有说服力。……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缺乏民主的现象归咎于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并进一步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列入已过时的范围,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及当代意义打开了新的思路。”13

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些部分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宗教信仰的估计,等等)。”“有些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今天看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在《资本论》所定义的意义上)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现在的问题已是剩余产品问题;充分就业的社会让位于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社会,或者说市场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贫困化理论(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工业国同大多数不发达的、并因此受剥削的国家的关系上)。”14

认识总是要不断发展即扬弃的。像一切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通常都包含着对前人某些重要观点的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突破,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对列宁“中心城市起义”论的突破,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同样,没有对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突破,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对邓小平理论某些局限性的突破,也不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个话说得多好啊!

前人的偏差常常要由后人纠正,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在认识上,对于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人们常常熟视无睹,不容易发现和改正;后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容易发现、也容易改正。另一方面,有利益和价值取向问题: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多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包括所谓威信和形象),因此人们往往讳疾忌医甚至文过饰非;而后人则没有这些利益关联和顾忌,完全可以秉公处理。

龚育之专门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所谓“异端”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异端’都是创新)。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1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常表现在一些所谓的“异端”之中。这里的所谓“异端”,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这些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具体结论确实不同乃至相反,因而才会被视为“异端”;二是这些看法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核心内容相一致的,因此,“异端”又要加上引号,称之为“所谓”,意思是它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对立面或反方。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若有,主要表现和危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作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且不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际也是应当加以分析的,上文已作论述),仅就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旧中国缺乏民主,缺少科学,泯灭个性,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影响的。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中,封建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唯书(教条主义),唯上(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本位”)、绝对化。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但它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过去,我们对于阶级性的理解十分狭隘,现在需要予以澄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据资料介绍,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1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工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17。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的一个先进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它是人类的先进部分,它有许多优良品质。可见,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假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且终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不可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抛在一边,只讲无产阶级。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旧中国国情同英国的重大区别,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现代工人阶级不到总人口0.5%的旧中国,也只强调无产阶级,而把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都当作异己力量。这是抓住马克思主义词句、却违背其精神实质的坏典型,只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而毛泽东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我们党不仅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广大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在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疑更必须强调人民性。而阶级性只是人民中不同部分的特殊性,它们整合于、统一于人民性。

附带指出,多年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常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仔细推敲,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将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排除在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的界定过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富裕幸福服务的,前者符合后者根本利益,因而能够为后者所接受;而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完全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也不属于无产者。诚然,其他进步阶级中的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工人、无产者不是同样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吗!所以,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所强调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在笔者牵头主编的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一书的《前言》中,笔者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该书已于2005年3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在教学中使用。这大概是国内如此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部著作。

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它必然要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仅在我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基本原理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单包括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而且包括其他人乃至外国人所概括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也不限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其实,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和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讲了多少马列没有讲过的新话呀!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新话,对我们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过去,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也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既要向实践开放,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又要向其他思想理论开放,从中汲取有益营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吸纳了许多前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必然如此。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性,即与时俱进。

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看,马克思主义整体上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大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承包”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真理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没有真理。第二,它又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基础和标志。

事实也表明,在当代世界上,不少国家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总体上也在发展和进步,由此可以断言,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实践水平较高即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有人提出:“有些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怎么发展得比我们还好呢?”不能仅仅把这个说法当作怪话,其中是包含真理成分和严峻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特别是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唯我正确、唯我科学、唯我革命、唯我优越等夜郎自大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句俗语可说是至理名言,我们必须自觉以这句话为指导,来看待我们的一切,包括看待我们的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要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实事求是,而不能是越学习,思想越受禁锢,条条框框越多。我们既要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同时又要防止对它作狭隘的、封闭的、宗派式的理解。不能重蹈中国历史上西汉以降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和蛮横。统一到哪里?统一到“普遍真理”,而不是统一到某一个人。

这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泛化”了?“泛化”一词带有贬义,正确的说法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丰富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实践在不断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单靠“老祖宗”原有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因为人民需要科学,而越是科学的东西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9由于理论所反映的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具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而这一切,都是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及其不断变化发展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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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第1卷,第75页;第3卷,第29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0页。

5 《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第31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页;第3卷,第427页;第4卷,第24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第728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至第436页。

12 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13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14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第65页。

15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2006年6月26日《北京日报》。

16 《大国崛起•第三集解说词》。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5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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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理论视野》2008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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