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敏:局限与反思:近十年来国内清末宪政史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7 次 更新时间:2009-07-15 12:13:52

进入专题: 清末立宪   政治转型   现代化   新史学   政治史   比较历史分析  

郭绍敏  

  

  [内容摘要]清末立宪改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转型,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现有的研究由于种种局限,并不能让人非常满意。最具分量的“知识生产”存在于历史学界,然而如果不能有效的结合社会科学理论,恐怕很难推进相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而且,只有综合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视野,才有可能避免过于“偏狭”的研究路径。虽然有学者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来审视清末宪政史,却多流于历史过程的简单并列,缺乏实质意义上的比较。

  [关键词]清末立宪;政治转型;现代化;新史学;政治史;比较历史分析

  

  近十余年来,国内有关清末宪政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史学、政治学、法学界皆有涉入其中的学者。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固然有所不同,但若以“跨学科”的多维角度予以审视将会发现,现有的研究尚存在颇多的局限。尽管如此,相比于十余年之前,对于清末宪政史的评价与研究,已有很大的改观。这种对清末宪政史的“重述”,恐怕并非仅是智识兴趣使然,实蕴涵了知识分子对当下政治转型的关注,并试图唤起曾经的历史记忆——近代中国最初的政改经验与学理资源。“跨学科”是颇为时髦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对其的运用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迷失自身的学术立场,貌似内容“丰富”的文字便成了一个混乱的“大杂烩”,亦不足以产生有意义的知识增量。但笔者仍然认为,如果不能结合社会科学理论,并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来审视清末宪政史,则无法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传统范式与新史学

  

  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认为,虽然在历史研究中确定史实是必须的基础作业,但完全排除主体因素的实证主义史学是不存在的。[1]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阐释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浪漫主义的“独创”,它必须受到历史结构的严格制约。没有对近代中国史实的足够了解,没有对大量史料的缜密阅读,学者的思想阐释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为了增进思想能力,我们往往吸纳、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思想。但是,当用西方理论与思想来解读中国问题时必须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近代中国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潮与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其问题意识、社会结构、政治语境都与西方国家存在相当的差异。我们应将西方理论与思想视作解读中国的学理资源,而非根据。正如黄宗智先生所言,“历史探究要求在经验与概念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与观点之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指南,它从来都不应当成为现成的答案。”[2]问题是,离开了源于西方的概念、理论与思想,我们是否还能更有效的思考和表达?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当下学术界的一个现实,即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为无以立足于中国自身经验和理性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学说创建而忧虑。[3]可以说,在西方理论“霸权”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甚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主动迎合的,最起码也是一种相互的“契合”。在与世界一流学术的交流隔断数十年,且自身学术几无任何实质性进步的学术语境下,我们面对西方理论与思想时几无回应能力。就当下学界而言,虽然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的“新史学”范式势头强劲,但在中国近代宪政史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实证史学”范式,更加注重史料的清理以及史实的叙述或者说重建。关于两种研究范式,此处暂不展开论述,我们首先来审视一下两种范式下的相关研究成果。

  毕业于政法大学的徐爽博士将“宪政史的书写”作为首要任务,“不预设任何前见、不进行过度诠释,理解它、认清它,我想,这便是对历史最朴素的尊重。”不过,徐的博士论文对清末立宪改革的“书写”是很不成功的,对清末的央地关系、保路运动等重要问题均没有涉及,其“书写”也远没有超越既有的学术成果。虽全文刻意追求一种“朴素”叙事的风格,但作者的学术能力似尚有欠缺。从该文对沟口雄三文章的引用来看,似受沟口史观的影响,但细读沟氏之文,会发现徐对沟口史观的采鉴也是极为有限的。[4]“实证史学范式”更具代表性的是如下的研究立场:“此册撰写虽历时十年,但宗旨始终如一:多讲事实,少发议论;多讲往日研究者未讲之事实,少发往日研究者已发之议论。”[5]在《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尚小明运用大量的史料叙述了留日学生之于清末宪政文件的起草、议政活动、教育改革等诸方面的积极作用,试图纠正以往过度强调留日学生与革命运动密切关系的倾向。正如其所言,“私意以为,留日学生与革命运动的密切关系不容否认,但将其笼统地视为革命党,则不全符合历史的实际。研究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正是出乎此意。”[6]不过,类似的结论早在1992年即由张学继教授作出,[7]只是张的研究没有尚那么广涉与深入。此外,尚小明书可与程燎原先生的著作相参照。程著《清末法政人的世界》一书对留日法政科的学生及其参政情况进行了仔细深入的考察。在其著作中,程同样对从历史事件或言论中寻求“历史的意义”的做法进行了质疑。在他看来,用思想与文化的方式阐释历史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基本精神。他推崇的是法国史家保罗·韦纳的观点,更加注重叙述而非阐释。在必要的时候,甚而不厌其烦地寻求细节,稽核“历史的真实”,写作的基本立场是“让事实说话”。[8]

  如果追溯学术史,我们可以说,以传统范式研究清末宪政史的一个突破,是1993年侯宜杰专书的出版,它是此前侯先生多年学术努力的一个总结。侯运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清末报刊杂志,展现了清末立宪运动史的全貌,几无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而同年出版的《清末宪政史》一书则仍具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清末立宪改革的评价明显偏低,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似有太多的非学术性偏见。[9]在侯书之前,曾出版有董方奎的相关论著,[10]其中也多有持平之论,但其研究以梁启超的论说为中心,研究范围较为狭窄,侯书的随后出版恰好弥补了这个不足。侯书出版后,相关的书评就有好几种。[11]该书为各领域的学者所征引,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侯书之后,虽然亦有关于清末宪政史的通论性著作出版,但并没有超越侯书的成就,[12]直到最近才稍有突破。由李细珠、张海鹏合著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核心内容即是清末的政治改革,对这一政治改革的评价也甚为客观。[13]不过,通论性著作虽然较为全面,却往往流于肤浅。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局限,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很多国内学者开始转向微观史研究方法,注重从某一个层面切入清末宪(新)政史的研究,前述的尚小明书便是其中一例。除尚小明书外,刘增合关于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研究也颇见学术功底。[14]刘指出,清末的鸦片禁政虽然是近代中国走向文明的标志,得到社会道义力量的支持,然而鸦片禁政却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失去了一大块财政税收,这对于亟需资金的各项新政事业无疑构成了阻碍。而且,禁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恶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最终反而成为清廷财政崩溃的导火线。此外,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一书也是近年来涌现的一本佳作。该书对张之洞主持的各项新政举措,及其宪政思想均进行非常详细的研究。[15]张海林教授则将目光对向了另一位清末重臣端方,并通过全方位的考察改变了人们对这样一位满族大员的“偏见”。[16]张海林教授还指出,清末新政研究存在两大弱项,一是对政府官员缺少有分量的个案研究;二是对新政举措缺少地方层面的实证考察。张的努力就是为了改变前一局面,李细珠的研究亦属此列。关于后一方面,沈晓敏、周松青两博士的相关研究算是可喜的尝试,[17]但他们的著作并非以清末的地方自治为核心内容,其研究重心均是民初时期。马小泉教授的著作虽涉及对地方自治的考察,但在资料的把握与理论阐释的深度上似还远不充分。[18]

  相比于传统史学范式,“新史学”范式下的清末宪政史研究尚远不成熟,其借鉴的主要学理资源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学界兴起以来,其影响便逐渐扩及到汉语学界。其时在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金耀基先生即是汉语学界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著述中,金耀基便将现代化理论用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出路即在于现代化的实现。[19]不过,他将辛亥革命而不是清末新政(立宪),视作中国现代化史上的第三个运动,应该说存在一定的偏见。[20]大规模的引进现代化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张朋园等先生主持的集体研究计划——“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张朋园便亲自选定了湖南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21]在张先生看来,凡是有助于民主政治、自由平等、经济发展等观念开展的相关现象或意识形态,均可以称作现代性因素。清末预备立宪具有这种特质,可视作中国现代化真正开始的标志。[22]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便成为国内朝野一致的普遍诉求,“现代化”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了一种价值取向的意味。对于国人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不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化”理论主要被运用于文化研究领域,即所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问题。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现代化理论才开始被大规模运用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政治史领域。[23]90年代中叶,由众多学者集体撰写的一部“中国现代化史”在国内产生颇为广泛的影响。这部著作从思想、政治、社会、经济等多个层面,并运用政治变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而指出,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课题。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史的重要一环,“改革范围的广泛和触及的深刻,也是从未有过的”,[24]它是洋务运动、戊戌改新的继续,又是对两者的极大超越。

  亨廷顿等学者曾指出,鉴于传统-现代性两分法对政治分析变得不是那么有用,政治发展研究与现代化研究日益分离,而与更广泛的政治变革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和一致。[25]但在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内,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基本上是不分的,政治发展往往被视作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26]政治改革乃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用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还与近代史学界力图去除僵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相关。很多国内史家将现代化话语当作一种解放性的、进步的话语来接受,以打破狭隘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学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加诸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限制。[27]革命固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主题,但并不是全部,以“革命”范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显然有其局限性。长期以来,清末宪政史多被视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蕴涵太多的偏见。实际上,已有学者开始厘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语境中的复杂涵义及其演变,并进而指出,不应该仅仅将推翻现行政权的暴力活动视作“革命”。孙文等革命党人所追求的暴力革命和民主立宪、梁启超等所追求的和平式君主立宪,以及清政府主动推动的预备立宪,实际上都应纳入政治革命的范畴。[28]

  在清末宪政史研究领域,受“现代化”范式影响的学者,先有吴春梅教授,后有高旺博士。在其研究中,吴肯定了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并将清末的宪政改革与对铁路政策演变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是此前相关著作的研究盲点。[29]实际上,清末保路运动与立宪诉求存在紧密的勾连。[30]高的著作具有更多的政治学色彩,其中涉及到大量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的运用,比如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政治参与等,并试图将近代中国放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但他仅限于将政治学理论进行较为简单的套用,缺乏与研究对象的有机结合,也缺乏对近代中国政治结构变动的深度把握。[31]使用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理论范式研究清末宪政史,并产生较广泛影响的是萧功秦教授。萧本修元史,后来转向中国近代史领域,倡导新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在思想界颇有影响。萧同样接受了现代化的分析范式,但他是一个很有问题意识的人。在他看来,研究清末改革能为当下改革提供经验启示,并为中国的改革政治学提供可行的理论研究范式。[32]他将清末新政放在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史中进行考察,[33]视野颇为宏阔,但其研究略显粗糙。他认为,近代国人对西方立宪存在相当的“误读”,“制度决定论”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国人对立宪抱以太高期望,而一旦制度改革的成效不能立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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