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敏:局限与反思:近十年来国内清末宪政史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5 次 更新时间:2009-07-15 12: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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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  

  只是,我们对日本近代史的知识水平是否足以支撑有意义的比较呢?相对于日本“汉学”的发达,我们的“日本学”似乎还远不成熟。对于这样一个曾深深伤害过我们的民族,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贡献出几部有分量的研究性著作,有关日本研究的经典著作如《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布莱克)、《菊与刀》(本尼迪克特)和《当今日本人》(赖肖尔)等,皆是由美国人作出的。对于国内的很多宪政史学者来说,仍需要补充日本近代政治史的知识。

  大木雅夫认为,“如果以中国和日本为例将之同西洋相比较的话,至少可以说在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亲近性”,[94]很多国内学者亦持如此的观点,这也许是他们将中日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日本迎接西方挑战的成功,使得国人将日本视作学习的榜样,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即与日本战胜俄国这一“外部”因素有关。然而,这种“亲近性”表述是否存在问题呢?实际上,虽然中日两国在近代所面临的课题具有类似性,但是两国政治转型的具体背景是不同的,在制度、思维、精神诸层面更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正如有学者所言,日本、中国、朝鲜这三个东亚国家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基础是很不一样的。[95]日本学者依田熹家亦指出,“即使将研究的对象国限定于东亚,也必须要认真对待各个国家具有与欧洲无法相比的异质因素。”[96]一些观察家和学者甚至认为,相比于中国,日本在诸多方面与欧洲的近似性更多。[97]

  在政治结构方面,中日之间其实差异颇大。章太炎在反对中国实行代议制的论文中曾精辟的谈到,日本“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98]同样面临危机,日本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迅速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凝聚,通过“废藩置县”等措施实现了向近代国家转变的政治统一,并以此为前提推动各项近代化改革。[99]然而,清末中国的政治演化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运行。集权体制日益崩溃,国家权力日益下移。[100]对此,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派”或“君宪派”有着清醒的认知。[101]在康有为看来,清末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必须克服潜在的分裂危险,以皇权为中心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中央政府权威的薄弱,使得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统一国家”,因而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得不同时谋求“前提”和“本身”两个不同阶段课题的解决。但多种问题、危机的同时出现,使得政治体系“负担过重”,从而产生尖锐的分裂和冲突,政治改革难以有序进行。[102]而且,清末的变法派不可能像幕末日本的讨幕派那样提出打倒幕府、建立雄藩联合为中心的强大国家的目标,而只能依赖皇帝个人的力量,但清朝的皇帝又缺乏类似日本“尊王论”那样的强有力支持以及应对时局的实权和能力。[103]种种差异,揭示了清末政治改革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

  比较历史分析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发生”的问题。[104]很多国内宪政史学者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即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105]这种问题意识固然可贵,但在具体的比较分析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赵军的研究虽然颇为广涉,不过却将大量的篇幅用来描述两国改革之前的历史背景,其相关比较也是大而化之,并没有做出多大实质上的学术贡献。高旺博士的分析虽颇为全面,不过深度远远不够,还停留在一个较为肤浅的层次上。比如,高旺虽提及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与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具有可比性,[106]然而仅仅是一笔带过。实际上,在日本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皆与自由民权运动存在紧密的关联,在议会开设以及立宪等问题上也存在颇多的争论。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及政府的积极响应,最终促使了《国会开设敕谕》的公布,成为日本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起点。[107]可以说,自由民权运动促使了日本君宪制的成功。在清末中国,政府当局虽也承诺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国会请愿运动却不断走向激化,并最终促使了清政府的覆亡。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国内近代史学界对此尚缺乏深入的比较研究。此外,高旺还对《钦定宪法大纲》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具体条款进行了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来说明清末立宪之于日本宪法的借鉴,以及两部宪法的相似之处:“两部宪法关于君主权力的条款基本相同。此外,关于臣民义务,国会、政府与君主关系诸条款,两部宪法也多相同或相仿。”[108]这种结论当然没什么问题,只是这种文本或者制度规则的比较,意义何在呢?因为类似的文本和制度规则在不同的政治场域中,其功能和效果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因而,必须在常规的规范或制度分析方法之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制度规则背后的心理、经济、社会和组织因素上,“制度主义在完成宪政工程上有心无力”。[109]

  柯文曾指出,中国近代史家应该扩大比较史学的视野,不要把自己只局限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的比较上,[110]此诚为至论。以笔者个人的浅见,二十世纪初,俄、中两国皆面临改革与革命的课题,完全可以纳入比较分析的视野。摩尔的历史社会学名著虽然没有对俄国进行专章阐述,然而在分析中国的部分却时时以俄国为参照对象,斯考契波的著作则是直接以俄、中两国作为比较分析的主要对象。在斯考契波看来,无论在旧制度方面,还是革命的进程和结果方面,俄、中两国均存在重要的相似性。[111]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日俄战争成为清末立宪的诱因,那么这次战争对俄国的政治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它直接刺激了俄国国内革命风潮和社会运动的兴起。正是在此背景下,俄皇于1905年发布了进行国家杜马选举的三个重要文件,并签署《10月17日宣言》,宣布赋予人民各种政治权利和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次年,俄皇颁布《国家根本法》,从而开始了实质意义上的立宪改革。[112]清末的革命运动同样以1905年为转折点,中国同盟会于本年成立,“消弭”革命成为清末立宪改革的一个直接目的。实际上,俄国的革命与立宪运动均进入了清朝政治家的视野,驻法使臣孙宝琦、驻俄使臣胡惟德、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均在上书或奏折中提到了俄国的政情,并以之作为中国急需立宪的依据。[113]由此可见,在近代化过程中,各国政治、文化之间常常是互为背景和和资源的。中日之间如此,中俄之间亦是如此。此外,“改革结束了改革政府”的判断也适用于对中俄两国改革运动的分析。由开明政治家维特担任总理的俄国政府是经济和宪政改革的热心者。不少俄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1907年开始启动的斯托雷平改革就不会有1917年的二月革命。[114]实际上,二月革命的发生非常突然,其导火索不过是“面包店脱销”导致的“自发性罢工”;在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则是源自一次偶然的新军叛乱事件。在两国,旧王朝的覆灭基本上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因为两国的最高统治者发现,他们已经指挥不动自己的军队,因而只好放弃皇位。革命前,两国统治者都面临来自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115]俄国国家杜马和清末的各省谘议局最终都离弃了政府当局。当然,这种类似分析还停留在表层上,两国政治转型中还存在很多并不相同的地方。但同时也说明,对两国在二十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进行比较分析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非常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中俄两国立宪运动的比较分析,大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如果说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和理解本国的历史,并汲取历史智慧和经验教训,那么,即使与近代中国并无多少关联的国家及其历史一样可以进入我们比较分析的视野。而且,无论是相似性也罢,差异性也罢,只要有助于增进我们的智识,均不应被排斥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外。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前的宪政经验,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均可作为我们审视清末宪政史的参照对象。正如有学者所言的,“我们所面对的经验事实,将不再仅仅是西方宪政发育的历史和当下的实践,而会包容非西方国家向宪政转轨的经验、教训。甚至,对于中国的宪政科学来说,非西方国家向宪政转轨的经验的理论价值更高。”[116]

  相比于英、美、法等较早确立宪政体制的国家,日本和俄国开始政治转型的时间与中国较为接近,这可能是两国与中国更具可比性的因素。迪尔凯姆(涂尔干)认为,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必须比较它们相同发展阶段的状况,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在一个社会最后阶段中发生的情形与另一个社会中最初阶段发生的情形进行比较。[117]这意味着,我们在将早期宪政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进行法律和制度比较时,必须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下一些学者,往往拿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宪政制度,反观清末的政治改革,以致于“以西度中”、“以今度古”,得出很多“后见之明”式的结论,由此导致对清末政治改革的评价过低。萨托利曾指出“日历时间”和“历史时间”的时间差问题。在他看来,模仿或者学习一种政治模式是基于“日历时间”的一种同步过程,输入的或者作为参照对象的就是当时已经存在的。然而,国家间的“历史时间”却可能相隔千年之久。华盛顿和喀布尔的“日历时间”可以是同一天,然而后者移植前者却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时间”上的跳跃。[118]那么在1908年,北京和东京、伦敦之间的“历史时间”差是多少呢?这种“时间差”理论虽带有“社会进化论”的色彩,但也说明后发国家在政治转型方面所面临的难题。先进国家的宪政制度可以通过留学生以及各种媒介传入本国,但这种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石和特殊背景往往被忽视了,于是就会出现“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政治改革的心态容易流于激进。

  摩尔认为,西方的民主政体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萨托利则进一步指出,民主并非只适合于西方。[119]宪政民主制度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样式(西方各国之间的宪政模式也存在颇多差异,只是相对而言更具亲和性),因而我们不要因为本国内部存在某些类似西方的因素,就想当然的将之视作构建民主制度的有效资源,而将那些不同于西方的因素视作构建民主制度的障碍。当然,如何判断哪些是有效资源,哪些是阻碍因素,也并非此处所分析的那么简单。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同样可以进入我们考察的视野。只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许,我们应该像斯考契波所说的那样,截取它们的某些历史时段或事件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从而避免宏观比较的缺陷。以美国宪政史为例,北美走向独立的直接原因是英王强加给殖民地各种税收,而殖民地一方则坚持“无代表权不得征税”,这种冲突最终导致独立战争爆发,各殖民地宣布独立。[120]在清末政治改革中,立宪派曾以类似理由作为要求速开国会的理由,在得不到清廷当局允诺的情况下支持各省独立,导致清政府覆亡。独立后的北美很快建成一个联邦制宪政国家,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却没有如此,民初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没有将中国导向一个联邦制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121]其背后自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有些学者批评清末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的选举不够民主,理由是种种限制使得合格选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太低,其实,西方国家民主化的早期阶段亦是如此。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先确立起法治和分权制衡的宪政框架,然后再逐步扩大民主选举范围的。[122]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证明,新兴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的“参与爆炸”曾导致种种消极后果。[123]故而,“先法治后民主”的政改路径是比较有效的选择。在萨托利看来,一个法治健全但不民主的国家,优越于一个虽然民主却没有实现法治的国家,自由的因素应该优先于民主的因素。奥康纳和施密特等人也认为,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期应分为政治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两个次级过程,前者指国家对个人或团体基本自由不当限制的解除,后者指政治权力转移的制度化过程。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民主转型可能会比较顺利。[124]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经验也说明精英主导的民主转型更容易成功,而群众一旦动员便有可能危害到民主转型的过程和巩固。[125]此外,民主转型之后还有一个民主巩固的阶段,两者需要具备的条件是有差别的。二十世纪的政治经验也告诉我们,民主回潮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126]既然民主转型的成功并非可一蹴而就,那么我们对清末的立宪改革就不必给以太多的苛责。如果说清末的立宪改革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民主化浪潮”的一个环节,[127]那么这种“民主资本”和“民主记忆”无疑将构成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有力因素,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重现这种“记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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