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97 次 更新时间:2004-04-26 11: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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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茅于轼: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萧功秦教授来谈中国100年来的六次政治选择的机会。大家对这个课题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又一次选择的机会,总结过去有什么经验教训对我们这次选择会有很重大的意义。下面先请萧教授做主题讲演,接下来会有一个小时的讨论发言时间。

  

  萧功秦:今天我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六次政治选择》,谈的是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来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每个时代的矛盾、困境、问题不同,人们总是从自己面对的困境和矛盾的角度,力求从历史当中获得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万古长青的学问。我们这个民族正在面临一个新的现代化挑战时期,自然我们会向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10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人来说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前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启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时代需要现代化的历史。

  应该说,近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之间的这20年,中国人还没有醒过来,中国人真正醒过来是从洋务运动中一些少数的政治精英开始的。从洋务运动到今天140多年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就需要现代化的政治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能使中国人适应现代化的那种挑战呢?有不同的国际与国内条件的制约下,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政治载体,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

  首先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次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第三,就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他们可以运用什么样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政治选择。所谓的政治选择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模式,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政治选择前后相继,就形成了一部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史。大体上中国可以说从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现在,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就是洋务运动一直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虽然它是失败的。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3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全能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在政治学上进行分类,我认为它是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新权威主义。这六次政治选择实际上可以以六个人的名字为代表。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而这六个人恰恰是中国这140年来对中国人的命运有最重要影响的六个人,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给中国人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我就对这六次选择逐一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评价,并通过这个评价想对我们当前的政治选择做一个历史的定位,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第一次选择,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为什么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开明专制化呢?从逻辑上可以很简单的引申出这么一点,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大的压力时,他只有向西方文明仿效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能力,这种仿效的过程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精英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资源来实现既定目标。那么只要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一旦开始,那就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开明专制化过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官僚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推行现代化的转型。从威廉二世到明治天皇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历史实例。

  首先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首先在于两点,第一点,他们是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干扰,用功效和实例,用效果、用成效、用实效来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现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条。这种克服教条的过程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虽然他们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只要他们意识到只有从仿效西方的过程中获得了成效才能打败西方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世俗理性的觉醒。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用教条和信仰来进行统治的国家,他的世俗理性的觉醒大概不是什么启蒙意识,最早就是功效理性,就像我们在邓小平新政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是用功效理性来取代了信仰理性,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如此。其次,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的第二点是特别重要的,只要他们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这是蒋廷黼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一个非常精采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开始你是想要仿效西方的军事器械,你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你要发展军事工业你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你就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只有轻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流转,这种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过程又需要新式教育。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向现代化迈进了。

  当然,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论,几乎所有的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初期都是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只有在发现问题以后才能在试错的过程中逐渐的针对性跟进,而在发生问题,制度没有跟进以前就一定会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腐败程度不比洋务运动时更少,甚至在有些地方可能更严重。洋务运动的低效率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要集中大量的资源来致力于迅速达到某一个现实的目标,你就不得不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的资源有效配置是在几百年里,在一个微观合理的竞争过程当中逐渐的磨合起来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如果给洋务运动一个无限长的时间,50年,100年……这种状态可以逐渐的走向开明专制化。虽然开明专制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但是中国实际上洋务运动的时间不是由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日本人来决定的。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经过了二三十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且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洋务运动作为一种模式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就已经过去了。然后进入了戊戌变法阶段。

  戊戌变法是开明专制化的第二个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突然进入了政治中心,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改革精神,有着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当过官,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焦虑型的激进型当中,他们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改革的上谕,所有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甚至说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他们要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来推动中国的开明专制化。这样他们一定会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顽固的守旧派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温和的改革派三者联合起来对抗激进的改革派。这里的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指得是两个人,慈禧和荣禄。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对这两个人进行具体分析了。所以就形成了相当孤立的状态。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确没有任何的经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当过官,他们在边缘状态获得了外部的一些支持,正是他们对外部支持相对有限的了解能够使他们鹤立鸡群,从而赢得了年轻皇帝的信任。然而当他们获得了一些信任以后,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任何经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要求全国人都穿西装。我们现在都有很多人穿不上西装,100多年前他要求都穿西装。因为日本人就是穿西装的,日本人因为穿了西装精神焕发所以改革成功了。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钱,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英国人喜欢西藏,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反正这个地方是荒茫一片,毫无用处。他们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当时农民那么穷,而且国家那么没有信用,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其中1亿用在海军,1亿用来造铁路,2亿用在陆军,大概是这样分配的。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改革机会是被中国那种书生型的政治家所获得,为什么是由他们来主导这次改革运动?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两难性的问题。正是这个官僚体制过于封闭,无法容纳现代化的精英有序的进入这个体制,而进入这个体制的人在长期的官僚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已经磨合的失去了任何改革的动力、愿望、能力和眼光,而体制外那些有动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之所以有动力、有眼光是因为他们没受到这个体制的污染、干预。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体制内有经验的人没有这个改革的能力,有改革的愿望的人在体制内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然后来到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开明专制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先生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这一场清末新政运动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从它的广泛性上它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而且它是在全国铺开的,洋务运动仅仅是在沿海沿江进行的。从时间上说它长达11年,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3个月。它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全面的重要影响。

  那么这场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这里边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首先,新政是在统治者的权威急剧流失以后,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的情况下才进行的。这就使得受到权威危机压力的统治者想通过急剧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而来挽回自己的权威危机。但是由于他的改革难度、幅度太大,他的权威又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难度、幅度的改革,所以就形成了改革过程当中越来越大的不满和脱序状态。而这种脱序状态所引起的不满又使得他进一步陷入更深的危机感当中,因此要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另外第二个因素,根据我对清末新政八九年的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清末新政改革的战略是错误的。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得士绅阶层、官僚阶层当中形成了一种立宪思潮,立宪思潮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改革当中一种非常进步的思潮。但是立宪思潮最大的特点就是,明明在当时,现代化的初期需要一个开明的权威主导的权威来推行改革的时候,权力却被分散到了地方,实际上它造成的结果是权力一旦到了地方以后,中央和各省政府的权力提前被各省的士绅挖掉了,中央政府毫无权威,使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包括谘议局的既得利益者所排斥,而地方的谘议局又被激进的士绅阶层所把握,他们提出了很多超越当时实际情况的要求。当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形成了全社会的挫折感。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政治参与的爆炸状态,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也就是说清末新政没有实现,碰到的第一个关口就是权威参与危机,而这个权威参与危机使他超前的进行了立宪改革。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根本不是立宪改革,日本实际上是一个以立宪为口号和幌子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在明治维新二三十年以后才进入了立宪时期。所以日本的政治学家清夫信三郎一语道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本质,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是属于一种类型,它的实质是增加天皇和中央的权威。它以立宪作为一个符号,实质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化的过程。而中国却以为要现代化就要立宪,立宪就要学英国的真立宪,那就是民立宪法。到后来地方士绅的权力强大到什么地步?地方知一级强大到他可以弹劾都督、总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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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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