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哪种看法是真的哪种看法是假的的确很荒谬：既然你的看法是你自己构造的，我的看法是我自己构造的，我们怎们衡量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所以，即便像伯林那样用视角多元论理解认知多元论，要防止滑向认知相对论还必须确认此时“认知”仍然指的是“反映”而不是“建构”，仅当“认知”仍然是“反映”的时候，哪怕人不得不从一定角度看事物并且只能看到事物的某一面，但由于他毕竟看到了事物本身而不是关于事物的自我构造，谈论他看得真还是假才是有意义的。伯林的认知多元论之所以不等于认知相对论就在于此。伯林仍然承认“事实”的存在，仍然相信“历史真相”的存在，表明他仍然相信“真理”的存在和获得“真理”的可能性。理解伯林的认知多元论，必须同时明白他一方面强调人不具有看穿一切的眼光，只能从一定角度看事物；另一方面又坚持人可以看见事物本身，而不是像“盲人摸象”[11]中的盲人那样只能想象事物。两方面缺一不可。我认为，今日学界（尤其在中国）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伯林读成了后现代主义者而不自知。

　　我认为伯林的主张总体上是正确的。在认知问题上，必须同时兼顾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超越性。由于人是有限的，人不是神，传统西方哲学关于某人可以一劳永逸、完完全全地认清事物的真相（即完全掌握真理）的信念是错误的。如果列奥·斯特劳斯所复兴的柏拉图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相信少数人拥有这种万能目光因而能够彻底掌握真理的学说，那么列奥·斯特劳斯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由于人具有超越性即具有超出自身限制的能力，人有能力穿透自己的主观成见看到事物本身，加达默尔解释学和后现代认知理论（加达默尔解释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理论）也是错误的，相应地，列奥·斯特劳斯对现代社会陷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方面的谴责也是非常有道理的。由于人是有限的，人的认知的确是多元的；但由于人有超越性，人的认知仍然有真假高低之分。由于人只能有限地获得真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话（乃至批判争吵）就是完全必要的（交流对话可以积累对真理的认识）；由于人毕竟可以获得真理（哪怕只是部分的），不仅常规的“真理与谬误”之分是合理的，柏拉图关于“真理与意见”的区分经过恰当的解释（“真理”指真正的真理，“意见”指虚假的真理）后也是可以成立的。（因而，列奥·斯特劳斯学派复兴柏拉图也有其合理性，伪装的真理乃是人类社会最耐人寻味的现象之一。）

　　提到列奥·斯特劳斯，联想到伯林对他的完全排斥，我不由得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伯林的认知多元论由于太强调人的有限性一面有时几乎滑向了认知相对论一边。他对人的超越性一面的论述非常不够，以致他的观点也许在列奥·斯特劳斯看来严重浸染了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之类遗忘真理的现代痼疾。本来，伯林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对价值分裂的揭示，等等，如果不假定真理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伯林看到了列奥·斯特劳斯的缺陷一样，列奥·斯特劳斯也许也看到了伯林的缺陷。但伯林自己显然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许这就是伯林的局限性吧。只要是人，谁没有局限性呢？

　　众所周知，伯林根据古希腊诗人Archilochus 的名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而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提出了刺猬型思想家和狐狸型思想家的区分，一种是一元论思想家，一种是多元论思想家。伯林显然是以多元论思想家自居的。伯林是狐狸没错。但正如史蒂文·卢克斯在《一个过时的狐狸》一文中所说，刺猬不只一种，狐狸也不只一种[12]。狐狸和狐狸之间看到的东西也是不同的。伯林看到些了什么呢？本文试图回答的就是这一问题。

　　2009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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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44－245页。

　　[②] 我不赞成叫做“价值冲突论”，因为伯林的意思是说价值与价值之间不一定可以达到和谐一致，但不和谐不一致并不一定就是冲突，冲突只是分裂或不和谐的极端情况。

　　[③] 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罗伯特·西尔维斯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第76页。

　　[④]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41页。

　　[⑤] 同上，第243页。

　　[⑥]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⑦] 可参见：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鲁》，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4－37页。

　　[⑧]见“民族主义”一文，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⑨]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鲁》，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9－30页。

　　[⑩]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11] “盲人摸象”故事大致为：六位没见过大象的盲人去摸大象，各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分别宣称大象是一堵墙，、支矛、一条蛇、一棵树、一个扇子、一根绳子。然后，他们争论不休，却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12]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罗伯特·西尔维斯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第39－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