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全:这只狐狸看到了些什么?——以赛亚·伯林思想解析(下)

——下篇 伯林的多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6 次 更新时间:2009-07-10 17: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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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  

  他相信维柯和赫尔德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说明了,一种文化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与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必须以平等的方式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伯林之所以肯定文化多元论,有很多理由。比如,反对历史进化论(维柯证明历史并不是由低到高地“进化”的),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赫尔德证明不存在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区别)。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伯林相信人类事务与自然事务是根本不同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完全不同的形态。这一点,从伯林对“反启蒙运动”的同情可以明显看出来。伯林显然觉得,启蒙运动最大的缺陷就是把看待自然的方式照搬过来看待社会,以致过于粗暴地看待人类事务。他的文化多元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突显被启蒙思想忽视的人类生活的具体性、特殊性、多样性层面。下面一段话最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一关注:

  “是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才构成了一次认知行为、一段历史描述、一个人格的完整性——无论是对一件物体、一个人还是一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尽管他们有种种过分夸张和含混不清,维柯和赫尔德一劳永逸地让我们认识到,成为一个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十八世纪的德国人即意味着属于一个独特的社会,而要‘属于’的是什么则不能以这些人与其他社会或宇宙中的其他实体的共同之处来分析,而只能以他们每个人与其他古希腊人或德国人的共同之处来分析——有一种希腊或德国的谈话、进食、缔约、经商、跳舞、做手势、系鞋带、造船、解释过去、崇拜上帝的方式,渗透着某种共同的性质,……”[⑥]

  我认为,伯林强调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是完全正确的,他因此对启蒙运动提出的指责也基本上是合理的。启蒙运动过于机械、过于简单地强调了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方面,遗忘甚至否定了人类生活的特殊性方面。维柯、赫尔德、哈曼等人从这方面讲的确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伯林让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是其对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但是,我觉得伯林的文化多元论似乎有点矫枉过正,对多样性的强调过了头,以致于有从文化多元论滑到文化相对论的危险。

  “文化相对论”的基本含义是说文化与文化之间在价值上是相对的,不存在哪一种文化更好哪一种文化更差的问题。伯林的本意绝对不想把自己的文化多元论等同于文化相对论。伯林曾反复辩解说,自己的文化多元论绝对不等于文化相对论。[⑦]我们知道,文化相对论必须假定文化特殊论,即假定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特殊的实体,评价它的标准只能来自于它本身即只能内在于它,因为其他标准不过是其他文化的标准而已,没有理由用来评价它,否则就是文化的强制。赫尔德文化多元论及其民族主义后裔就是如此,今日的后现代文化多元论也是如此。伯林与此不同。他拒绝价值特殊论,相信人类基本价值具有某种普遍性。伯林认为,如果文化是相对的,那就意味着每一种文化只能从它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结果其他文化就成了不可理解的。维柯和赫尔德都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其他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方式是运用想象力以同情的姿态(即中国人所说的以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别的文化。伯林说,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共同的道德视野或一系列共同的道德经验,因而我们能够理解其他文化意味着存在一系列普遍的价值。我们知道,有普遍价值,文化就是可以做出优劣评价的,文化就不是相对的了。伯林相信,他因此证明自己的文化多元论不会滑向文化相对论。

  但是,问题在于,伯林遵循维柯和赫尔德从“文化”(他们所理解的作为特殊完整实体的文化)本身出发证明价值普遍性的思路是存在问题的。按照伯林的论证,似乎只要处于某一文化的人可以理解另一文化就证明有共同的东西存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必定如此。我能理解(甚至身处地地理解)先秦贵族的活人殉葬,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所在的时代与先秦贵族时代在这方面有共同点。我们理解的东西不必和我们有共同之处。因此,从维柯、赫尔德的文化特殊论推不出价值的普遍性来,除非首先就肯定文化不是完全特殊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即首先肯定价值的普遍性乃是文化普遍性的一个方面(或许是其核心方面)。

  伯林承认价值的普遍性(他有时称为价值的客观性),在这点他坚持了传统自由主义对价值之“普世性”的信仰;但是,他陷入了赫尔德式文化多元论之中,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价值的普遍性。很多学者早就指出,赫尔德式文化多元论包含着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倾向,与后来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赫尔德假定民族等于国家,乃是一个有机的、自足的实体,所有个人作为该实体的有机成分分享一个共同的东西即民族精神并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即文化。不同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只能内在地衡量不能外在地评估。这种观点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真的存在如此天衣无缝的整体吗?真的存在所谓“民族精神”吗?我们承认共同生活方式的确存在,但不要说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部落,是否存在如此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呢?难道这种包罗万象而又密不透风的所谓“文化”不是一种无比诱人但贻害无穷的虚构?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幌子之下,个人自由是否被堂而皇之地牺牲掉了?我认为,赫尔德式文化多元论很可能比伯林所谓“积极自由”及其滥用对当代历史负有更大的观念性罪责。

  伯林用文化多元论试图为生活的多样性辩护,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所维护的多样性只是“共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共同生活方式”虽然存在但并不像伯林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至少并非一个民族只有一种(一个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更为重要的是,“共同生活方式”即生活模式的多样性并非真正的多样性,真正的多样性理当是个人生活的多样性。所谓“共同生活方式”实为很多人共有的生活模式,它相对于启蒙思想家所讲的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而言可能具有多样性,但相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它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反面即一致性。我属于中国的汉人并且是中国四川的汉人,我固然和中国人、汉人、四川人在不同层次上具有“共同生活方式”,但我不必具有人们通常刻板地以为必须具有的那种“共同生活方式”。比如,据说四川人特别喜欢吃辣的,我就不怎么喜欢。问题的关键在于,除非外来强制或与生俱来的习惯,个人并不一定选择某种“共同生活方式”。蒋庆等现代儒生认为不信儒教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了,因为儒教是中国的国教,是中国人共同的信仰方式,但我曾说过,这是毫无道理的。在儒教没落一百多年以后的今日中国,我愿信儒教就信不愿信就不信,不信我也是中国人,因为根本不存在赫尔德式的 “中国文化”,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是中国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真正的多样性来自于个人而不是民族或其他群体。(由此也才能确定“共同生活方式”改变的源头何在。)

  伯林之所以相信文化多元论,推崇维柯和赫尔德,还有一种个人心理上的原因,那就是:作为犹太人对归属感的需要。伯林认同民族主义,甚至因而赞同犹太复国主义。伯林自己也承认,这都是源于对归属感的需要。伯林正确地指出,归属感也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根本价值之一,它是指个人把自己归入某一群体,渴望得到该群体的认可,与该群体融为一体,自觉自愿地维护该群体的利益甚至为该群体献出生命。民族主义就是归属感在当代最典型的体现。伯林也正确地认识到,民族主义不一定是坏的,也存在恰当的民族主义;伯林更是清楚地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尤其当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合二为一(成为“国族主义”)的时候。伯林还敏锐地指出,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大多数惨烈的巨型冲突的根源。[⑧]但是我觉得伯林对民族主义的危害估计得还是很不够。他赞同的犹太复国主义导致以色列国的建立,以色列国的建立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虽然归属感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绝对地追求归属感却是很危险的。在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时候,伯林似乎遗忘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忘记了价值之间可能的冲突。由此看来,伯林的文化多元论与他的自由主义信仰之间是有明显抵牾的。

  

  三 认知多元论

  

  伯林有价值多元论、文化多元论,这点所有人都会同意,但伯林有没有认知多元论呢?我认为,伯林主张认知多元论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认知多元论,首先需要说明两点。第一,伯林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认知多元论”一词(也许是我研究不够),原因是伯林很少单独谈论认知问题,他谈论认知问题总是与价值问题和文化问题联在一起的。第二,我之所以叫“认知多元论”而非“认识多元论”,原因是伯林几乎没有对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所谓“认识论”问题专门阐述过自己的看法,更没有建立专门的认识论体系。伯林涉及认识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从人文现象而非自然现象角度讲的,这与正统的认识论偏重自然认识大不相同。不过,我认为,伯林关于道德认知的看法原则上应该是他关于社会和人文认知方式的基本看法。(伯林信奉自然认知与历史认知截然不同的二元论,当然他不是从狄尔泰那里而是从维柯那里接受这一观点的。)

  什么叫认知多元论?认知多元论顾名思义即主张人类的认知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在认知问题上伯林仍然坚持多元论,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伯林反复抨击一种可称之为“认知一元论”的信仰,即:宇宙间存在唯一一个和谐一致的真理体系,认识真理的方式有且只有唯一的一种,真理是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永恒的。伯林认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信仰。在谈到列奥·斯特劳斯时,伯林说,有一次在芝加哥,斯特劳斯试图说服他,“但他无法使我相信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绝对价值,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诸如上帝赋予的自然法之类”。伯林声称,他不相信存在列奥·斯特劳斯学派所笃信的那种可以看到永恒真理的柏拉图式“理性”,不存在所谓只有真正思想家才能具有的“魔眼”[⑨]。这表明,伯林不仅否认真理是一元的,而且否认把握真理的方式是一元的。究竟伯林的正面看法是什么,伯林的下述言论基本表达了他的看法:

  “存在着种种视角和视角的视角,就像阿尔卑斯山远近高低各有不同,如果要问哪种看法是真、哪种看法是假,那就无聊了,但在一定意义上,与阐释、理论、假说、视角相对的,由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必须在这些变化着的观点看来是不变的,否则我们根本无历史真相可言。一边是事实,另一边是看法和阐释,中间的界限可能模糊,但界限确实存在。”[⑩]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伯林的认知多元论体现为视角多元论;二,伯林的认知多元论不等于认知相对论。

  先说第一点。认知多元论最常见的形式是视角多元论,因为即使你像伯林一样相信事物是变化多端的,但是对真理的认识必须是是针对同样的对象而不是不同的对象却是毫无疑问的。所谓视角多元论便是主张认识事物(同样的事物)可以有很多相互有别的角度并看到相互不同的东西。伯林关于阿尔卑斯山的说法可用苏轼的话概括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讲的就是看事物有多种角度,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也不相同。西方六十年代以后流行的所谓“视角主义”本质上就是视角多元论,它与胡塞尔视角主义的区别就是,胡塞尔视角主义从不同视角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即本质(即所谓“本质直观”),而后现代视角主义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东西,所以胡塞尔视角主义是一元论的而后现代视角主义是多元论的。伯林的观点非常接近于这种“后现代认识论”。伯林像加达默尔一样相信,人是有限的,不具备上帝式无所不包的眼光,只能从一定的角度看事物,因而也只能看到事物的某一面。伯林甚至有点像费耶阿本德一样认为,在看法与看法之间,区分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没有意义。当然伯林针对的是历史认知,而费耶阿本德针对的是自然认知。

  众所周知,后现代视角主义作为认知多元论最受非难的就是它的认知相对论。费耶阿本德著名的口号“怎么都行”便是认知相对论最典型的体现。加达默尔竭力否定自己的解释学是相对主义的,但还是被批评家们作为相对主义加以猛烈抨击。实际上,认知多元论最大的危险就是极易变成认知相对论(或认知相对主义)。什么叫认知相对论?认知相对论就是认为认知与认知之间都是同等有效的,不能说哪一种更真实哪一种更虚假,因而认知相对论的典型的标志就是否认存在“真理”这样的东西。认知多元论不一定会滑向认知相对论,但很容易滑向认知相对论。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认知的目标是获得真理,是否承认人还有把握真理的能力。我认为,后现代认知多元论之所以变成了认知相对主义,乃是因为后现代认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真理”的存在。后现代认识论否定真理的基础是认知建构论。当你把认知不再视为“反映”而是视为“建构”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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