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冀德: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3 次 更新时间:2009-07-09 22: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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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冀德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姚文元了。与北京的李希凡相对应,人称“南姚北李”,是文艺理论方面崭露头角的新人。

  

  认识姚文元,则是在五九年底,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文艺思想批判座谈会上。我和戴厚英等一批来自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是在会议中间参加进去的。会议以批判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创导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为题目,针对的,却是国内文艺理论界。因为,他们张扬人道主义、人性论,从舆论上影响了,乃至妨碍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贯彻。

  

  起初,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院校中文系的老师们、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们。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深受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并且,继续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奉之为当时文艺理论领域的经典。批判会自然开不下去了。于是,有关方面和会议的主持方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从本市的三所高校中文系,调集了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会议。与老师们、编辑们唱起了对台戏。

  

  在这个批判会上,我认识了姚文元。当时,姚文元是作协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轮流主持会议。但姚文元似乎从未主持过会议,也很少在会上露脸。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一次会议组织的联欢活动上。批判会从五九年底开到了六零年初。元旦过后不久,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庆贺会议胜利闭幕的余兴。作协在沧浪亭摆了十几个台面。请与会者们吃一顿。饭后还有舞会。正当大家济济一堂,尽情享用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难得一尝的菜肴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姚文元。

  

  与我同桌的作协党组秘书郭信和,眼光追随着姚文元,咯咯的笑个不已。姚文元意识到他要找的东西在我们这一桌,就走了过来。他只是瞧着郭信和,不尴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来走去的干吗呀?是不是想早点溜回家去陪金英啊?姚文元嗫嚅着,只见嘴巴在动,不知在说些什么。郭信和这一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协机关工作的人,都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钱出来请客。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费了。再看姚文元,这哪像是个大作家呀?也不见有一点斯文相。最后,还是郭信和出来打了圆场,把被她藏了起来的姚文元的一只黄绿色军用背包,递给了他,说,今天就放你一马啦。看在金英的面子上。客,总该请一请的吧?交给我了。实报实销,如何?姚文元接过背包,依然不吱一声,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

  

  看着姚文元离去的身影,我忽发奇想。都说文如其人。事实恐怕未必。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憨厚中带着窝囊。

  

  姚文元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是在我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室工作之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结束以后,参加会议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大部分回学校去了。复旦、师大、师院三所院校的中文系,各有两名学生被留了下来。作为大学毕业生,正式分配到作协机关下属的文学研究室工作。我和戴厚英都在其中。我们虽然学的是中文系专业,但在文艺评论上总归是新手。因此,作协党组安排了这方面的专家,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凡是我们写的文章,照例,必须先交给指导老师看过。同意后,方能拿出去发表。姚文元被指定是我的指导老师。姚文元虽然也是作协党组成员,却从不见他坐班。连他的人都极少照面。只是在我刚分配到文学研究室工作时,辅导我写过一篇小杂文。以后,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他也许从来就没有认我这个门生。

  

  但在我来说,不管怎么样,一朝为师,终身是师。人间尚有“一字”师,我就曾有过这么一位“一文”师。我曾因工作需要,阅读过他写的大部分文章。当时,对我的这位“一文”师还是很佩服的。

  

  在单位里找不着他。六四年,我随孔罗荪去丁香花园写批判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文章时,却又经常能够见到。

  

  见了面,彼此也不招呼,更不对话。就跟陌生人似的。

  

  丁香花园内,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边上有一条水泥铺的走道。工作之余,我常常会踩着从伙房偷偷弄出来的黄鱼车,在走道上兜着玩。一般人都以为,踩黄鱼车与踩自行车是一回事。其实并不。把握黄鱼车的笼头与把握自行车笼头使的力有所不同。胡锡涛是骑自行车的能手,他见我这个骑自行车要有人在后面扶着的人,骑着黄鱼车悠游自在的样子,挺不服气的。他要和我比拼踩黄鱼车。

  

  擂台摆起,华东局《内刊》编辑部的人和写作班子的人都来助兴。姚文元当时也在场。这次比拼的结果是,胡锡涛踩着黄鱼车,一头撞到走道边的夹竹桃树丛里。夹竹桃的枝桠挑落了他戴着的眼镜。幸好,人没伤着。

  

  此情此景,围观的人们惊惊咋咋的。唯独姚文元,视而不见似的,双手抱胸,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事后,我问胡锡涛,姚文元与他下棋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冷漠?不苟言笑?胡锡涛说,才不呢。输了棋,他会耍赖。

  

  六五年,姚文元关起门来写《海罢》的文章,作为他的助手,罗思鼎小组办公就在武康路2号二楼,也是处于戒备森严的绝密状态。可能是为了来罗思鼎小组处查找资料,或者与他们一起研究文章上的事情,在此期间,姚文元曾到武康路2号来过多次。见到我,也跟不认识似的。每次来,都会留下到吃了午饭再走。姚文元衣着非常随便。吃饭似也极不讲究。武康路2号一天三餐都是从延安西路市委机关食堂送来。一般情况,送饭师傅每次都会稍稍地多带几份饭菜。一方面让就餐者有点选择余地。一方面,万一来了客人,也可以应急。姚文元留下吃饭,从不要求通知食堂增加饭菜或带点好菜。到了吃饭时间,随便拿上一份,有坐就坐,没坐就站着。唏哩哗啦地吃了起来。碗里的饭菜倒是吃得干干净净的,但在他的嘴边、乃至衣襟上,都会留下不少的饭粒和菜汁。他一点不在意。挎上他的那只几乎永不离身的黄绿色军背包。招呼也不打一个,一走了之。

  

  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之后,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一直是文革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喉舌。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篇篇都是政治任务。他的拘谨、极少与别人沟通,恐怕与他的工作性质有着很大的关系。试想,与人交流,说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没意思。而他撰写并发表评《海罢》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在那里指挥,当时的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等人一起参与过讨论,这些,他能说吗?当然不能。我有点同情他,他仿佛是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与别人沟通、只能自闭的境地之中。因为,他充当的是政治传声筒的角色。所以,对他的种种不近人情之处,也就只有理解两字而已。

  

  六七年初,姚文元与张春桥一起受中央文革指派来上海指导工作。他在武康路2号和张春桥一起会见了写作班徐景贤、朱永嘉等人以后,单独留了下来。当时,正值晚餐时,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正好还剩余有两份冷饭、冷菜。他和罗思鼎小组的朱维铮两人就这样吃了起来。

  

  六七年初的武康路2号,夸张点说,有点像列宁攻打冬宫前的斯莫尔尼宫。它是造反派们活动的中心。底楼、二楼办公室人来人往,乱哄哄的。罗思鼎小组的人把姚文元带上了三楼寝室。我也跟了上去。

  

  姚文元就这样一边站着,饭粒、菜汁飞溅地吃着,一边与罗思鼎小组的人有说有笑。从认识姚文元以来,我是头一次看到他和周围的人有说有笑的模样。仔细打量这时的姚文元,一身戎装。军大衣披着。看上去,虽然并不显出英武,但以往的邋遢相是全然不见了。只有吃饭时的一副吃相,依稀还是当年模样。也依然不和我招呼,形同陌路。

  

  徐景贤考虑到他现在的身份,回家多有不便。就把他的爱人金英接到武康路2号。于是,我的宿舍就成了他们夫妻鹊桥相会的地方了。我带着姚文元下楼到我的宿舍。他爱人金英已经在那里了。我不认识金英,姚文元也不给我介绍。

  

  正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五十年代,姚文元的关系还在作协机关的时候,曾认购过500元公债券。一直存放在作协机关主管后勤的杨仁初那里。文革以后,单位里乱哄哄的。杨仁初怕万一丢失,对姚文元没个交代。便把这500元公债券交给了我。让我得便时转交给姚文元。

  

  当我到楼下办公室里取了公债券返回宿舍的时候,房门依旧开着。只见夫妻俩相对而坐,刚才与罗思鼎又说又笑的姚文元又不见了。他对我去而复返,问也不问。我把公债券递到他手上,他随手往桌子上一放。我急了。500元,几乎相当于我大半年的工资。杨仁初把它托付给我,我是有责任的。我说,你倒是放放好啊。姚文元用他那双水泡眼瞪了我一下。总算把公债券塞到军大衣的口袋里去了。

  

  我转身替他关上了房门。我的宿舍,虽然在整幢楼房的一个角落。万一给人发现,我倒是没有什么,姚文元岂不麻烦?

  

  此时此刻,上海的造反派还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到了上海哩!

  

  我与姚文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老实话,说不清楚。领导与被领导?不那么直接。我与他中间,隔着好几级阶梯呢。师生?我是这样想的,可他未必认同。朋友?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反革命团伙?岂非把毛泽东推到了反革命团伙头子的位置上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那末,为什么我们又时常会关联在一起呢?

  

    从五九年起,在作协文艺思想批判会认识;

    一起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

    辅导过我写文章;

    一起在丁香花园,武康路2号文革前市委写作班共过事;

    在他和张春桥的促使下,文革前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

    造反后,武康路2号一度成为他和张春桥与上海各路造反英雄们的会所;

    《朝霞》丛刊创刊号,送给上海市委所有领导人手一册,只有他表示支持与鼓励;

    看到《外国文艺摘译》以后,也只有他,提醒编者,每期刊物的前面,必须有导读文章,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所批判;

    《朝霞》事件后,他对萧木说,正式任命我担任副主编,是否对工作更有利……

    一直到后来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谈话。

  

  不知道姚文元怎么看待这些关联。我觉得,无非是党内思想路线、派别斗争的需要罢了。只不过,他是车马炮,我是小卒子而已。

  

  七六年五月,我在济南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后北上北京,原本是只去见张春桥的。不知为什么,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把我找了去。当时我猜想,多半是《朝霞》事件的关系。姚文元在《朝霞》事件之后,曾要萧木带信给徐景贤,要他认认真真地再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去掉一些私心。他这次把我找去,也许是对我在《朝霞》事件中的表现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在见过张春桥后的一天晚上,萧木把我从《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接到姚文元的住处。我曾一直以为姚文元和张春桥是在一起办公的。萧木告诉我,毛主席提醒王、张、江、姚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姚文元就主动搬出钓鱼台了。

  

  也许因为是夜里的缘故,视觉有些模糊。姚文元的住处,像是一所过去京官们住的,有好几进深的老房子。姚文元的秘书接着我们以后,在黑咕隆冬的走道里,弯弯绕绕走了好些时候,才来到一间感觉大而无当的会议室。会议室只在进门的一头亮着灯。整个房间昏昏暗暗的。桌椅、墙壁看上去都非常陈旧。我们还没坐定,姚文元就进来了。

  

  话题自然从济南召开的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说起。姚文元自己也是鲁迅研究者。对这次会议似乎一直很关注。他说,周海婴(鲁迅之子)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在鲁迅的研究上,存在着否定一切的倾向。这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起因之一吧。

  

  还说,《光明日报》的内参上,有你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观点是对的。否定也是继承的一种方式。否定一切就不对了。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倒洗澡水不要把澡盆里的孩子都倒掉了。都是这个意思。

  

  接着,讲到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他说,当时,政治局的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景象。人头攒动,一点不亚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那样的场面。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也是暴力。还是恩格斯说得对,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注〕

  

  从姚文元处出来,我问萧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萧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好几年了,都磨破了。没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Q了一件。

  

  “四人帮”刚垮台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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