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

——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8 次 更新时间:2009-07-09 14: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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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购得卜伟华先生所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史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迟迟没有看的原因,恐怕主要和自己的某种心理期待有关,同时又觉得我们还没到时间,还写不出一本真正让人满意的文化大革命史。之所以要买这本书,是因为它是香港出的;之所以买了又不看,是因为怕失望,怕自己的心理期待落空。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真的喜欢并看重这本书,所以就把它一直摆放在那里;觉得它有用,总有一天会用上。

  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而且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但“还没到时间”这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如此丰富的历史痕迹与群体经验都存留在个人身上,你到底能不能理出一个头绪,不是单纯的记述史实和个人经验,而是在原因、性质、意义、历史观、现实感以及经验何以如此构成、我们为何成了如此这般的人上讨论文化大革命。就一个群体在信息的自由传播与交流中形成相对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再反过来影响、制约着个体的认知活动)而言,我们显然“还没到时间”。当然,这里的“时间”也就不再单纯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都在开展着这种研究,对他们来说,时间早已成熟,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找不到出版的门路或根本就不想示人而已。而这,当然极大妨碍了某种社会共识在相互撞击、辩驳中的形成。

  先说书名。我觉得“砸烂旧世界”作为书名很好。至少,它揭示出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的含义:它不仅只是指某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还包括相应的物质形态,如建筑、衣着、饮食方式等等,而“文革”则必须把这一切都“砸烂”;其次,还给了我们一种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色彩感,而这种色彩感也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时代感;最后,它让我们直接感受到那种文革式话语方式的独特魅力:不同于“革命”的“造反”,不同于“推翻”的“砸烂”。那是一种决绝的决裂态度,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

  但副标题“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就不好了。这是一种定性式的文革语言。对谁而言的“动乱与浩劫”?民族?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广大民众?社会秩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都包含在内吗?先为一场运动定性,先把历史上这么大、影响到亿万人、而且可以说影响到几代人的一件事说成是“坏事”,而且是绝对的“坏事”,里面的内容自然也就无法展开了,这就与“样板戏”里的人物一出场就须黑白分明一样,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当然也就无法对“坏人”展开认真的讨论。而且,常识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好坏事或好坏人之分只能限制在一个极其相对的意义上;一旦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意义”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划分的,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但不能满足于如此这般的“秉笔直书、尊重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的,而且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在推动文革、揭批彭、罗、陆、杨以及在宣扬林彪、江青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等等。王年一先生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有人创造出‘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这个公式,坏事都推到林、江身上。’伟华在其著作中坚决摈弃这一公式,不让林、江代毛受过。此书中的许多笔墨,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在毛。”但这难道还用、还值得去说吗?本身只是一个虚假的公式,一个伪问题,用得着去“一针见血”吗?说给谁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难道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吗?这是一个需要、或用“事实”就可以说明了的问题吗?问一问当今的大学生,然后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发动、领导的,不能让林、江代毛受过,这有意思吗?说给那些起草有关文件的人物(即所谓的“有人”)吗?用事实告诉他们批判《海瑞罢官》、揭发“三家村”,打倒罗瑞卿,等等,都是毛的安排部署,那些人会听你这些话吗?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在这些说法背后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吗?

  包括卜伟华先生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在书中为什么使用“江青的谈话无所顾忌,谁都敢骂,对周恩来她也敢公然指责……在座谈会期间,江青指责和否定了一大批电影和文学作品,对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进行了批评”(该书第42页)这样一些实在有失学术水准的语言,我们其实也理解,也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指出这些谁都心里明白的事实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谈不上“秉笔直书、尊重历史”。诸如“也敢”“、公然”之类的话你可以用在江青身上,别人也就可以用在你身上;至于《东方红》,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在鼓吹个人崇拜与砸烂旧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恐怕远在那篇并不为多少人知道的《纪要》之上。

  以上都是一些可说可不说的小事。

  我只想说说读了这本书第一章后的一些感想。

  首先应该承认,确有惊心动魄之感,看到这些“内部材料”第一次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公布出来,还是让人放不下手。比如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一到上海即被软禁,“周恩来、邓小平代表中央与罗谈话,向他说明了会议的一些情况及叶群对他的揭发。这对罗瑞卿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他感到痛苦和冤枉,当即要求去见毛和林,把问题说清楚。周恩来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明确告诉他既不能见毛,也不能见林。”(第30页)

  “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这句话不但表现出周的成熟、老练,更让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周身冰凉,不会再存有半丝希望。到罗跳楼自杀未遂,毛只说了一句“真没出息!”,叶剑英则当即吟诗一首:“将军一跳声名裂”云云(第37页注释);更可见出与罗在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在此刻所表现出的成熟、老练。在京西宾馆批判罗瑞卿的主持人有三位: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书中只说彭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罗进行了一些保护,不同意无限上纲,未提邓与叶的表现,也可看出相比较而言,彭无疑也有天真、幼稚的时候。

  像这样一些细节的记述,均可视为“曲笔”,让明眼人自己去想。

  但有些地方,不妨假设另一种可能(事实上也是存在着另一种或另几种可能的,否则毛就不会显得那么忧心忡忡),让大家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求答案。比如,1961年1月,京剧名家马连良、裘盛戎演出京剧《海瑞罢官》,毛大加赞赏,还把马连良召进中南海亲自聆听唱段,说“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第9页);至少在逻辑上,当毛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到关于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这话应该是真的,但作者却告诉我们对毛的这句话是不能当真的(第12页)。为什么?为什么到了1967年2月,大局已定,形势已经明朗了,毛却要说这样的假话?必要性在哪里?是为了更突出江青吗?还是他忘记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对毛的话,自然不能句句当真,但毛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那段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第6页)

  这段话该不该当真?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那么紧接着的“为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文汇报》11月30日发表了上海敬业中学高二学生马以鑫(发表时用的笔名马捷)批驳姚文元的文章”(第16页)等等就应该视为一种策略了。作者说,“毛泽东捂住自己的底牌不亮,说话留有余地,有时在关键的地方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时又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常常令他的战友或曰对手们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措手足。”(第65页)在此背景下,成熟、老练就几乎成为了生存的唯一要求。首先是党内特别是党内最高级的领导圈子里这种氛围、这种局面,这种心态,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怎么扩散到全党、全国,它恐怕绝非一个是否能“秉笔直书、尊重历史”的问题。

  在摸不清真假,不知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还是虚晃一枪的真话的情况下,我们看当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彭真当着毛的面也是这样说的;但《北京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却是彭真口授的;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是周恩来、彭真反复审定的;彭真还指示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文章《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法》,而且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由政治家为学术把关,讨论的确是政治与学术的两分,这是一种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的态度或做法吗?这种有些滑稽的局面难道英明如毛这样的人还不能一眼识破吗?关于道德继承法,彭真能比邓拓知道多少?这个时候,谁又把尚钺、齐思和、翦伯赞、翁独健这些所谓“学术人”的文章当真?——尽管这些人也已战战兢兢,基本上不敢说学术与政治无关的话了。

  所以自毛以下,成熟、老练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里面几乎无真话假话、无学术政治之分。彭真可以问:“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也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原则到哪里了?”毛当然也就可以说“姚文元文章发表时,不敢告诉中宣部。中宣部是个阎王殿,告诉他就压下来了”,“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第62、67页)

  让我们假设:如果罗瑞卿在跳楼前写给妻子郝治平的信中没有“……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如果1966年3月17日(3月8日刚发生了邢台地震),毛在杭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个人侃侃而谈,说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时,吴冷西去向彭真、周恩来承认错误并企图讨教时,彭、周二人不那么“经验老到”地把吴哄骗过去;如果毛对康生、江青等人在私下讲了那么多中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并不那么快地就表态:彭真立即让北京市委书记处成立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三人小组展开对邓拓的批判,而周恩来、邓小平又立即与彭真划清界限,说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不可能发生吗?但作者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内容如此重要的的谈话,他不向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提出,而向康生、江青等人谈出。笔者揣测,尽管毛泽东魄力很大,但在此时要在几位常委面前撕破脸皮讲话,他还是会感到底气不足的。”(第68页)

  这种揣测可信吗?它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底气”?是在毛心目中的力量对比?是毛在面子上还过不去,他是一个顾及面子的人?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具体原因?

  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再“秉笔直书、尊重历史”,“揣测”总是免不了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环节是靠“史实”或“史料”无法告诉我们的。

  于是,我们就必须寻找到使“揣测”或“分析”成为可信的另一种依据。这种依据不在提供更新的史料,而在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在解读中发现那些来自生活经验的让人“确信”的东西,即对人物、事件的概念性把握。

  这就涉及到了我对这本书最大的不满,就是它没有思想。

  这是一本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

  什么叫“思想”?这里不去讨论定义;但“文化大革命”无论讲“文化”还是讲“政治”,甚至就讲“革命”,总得有“思想”。而这个“思想”,即“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必须为“革命”服务或以“革命”的方式使之强行固定在一个方向、一个目的、一种价值标准上,这一整套的理论早就表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是一套相当成型的理论储备,或者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足以动员所有的人都投身进去的话语权也只握在毛一个人的手中。无论是作者所提到的1961年前后,“文艺界、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活跃的气氛。……展开了对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与教育问题等问题的讨论”(第10页),还是毛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与康生、江青等人的私下谈话中,所涉及到的其实都是一个“思想”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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