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东:中西政法文化的几点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2 次 更新时间:2009-07-09 14: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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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东  

  

  一、中西自由观比较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它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密切相关。可以说,自由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自由可分为精神自由和政治自由,前者是内在的,而后者是外在的。大致说来,中国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在中国文化系统中,道家、禅宗可以说是追求精神自由的代表,他们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即是这种精神自由的实现者。精神自由反映了主观意志对物欲的主宰作用,使内心不至于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产生一种自得自足、无拘无束和快乐适意的感觉。道家、禅宗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灵上的自由感,它是通过对欲望的宰制、对外物的超越而得到的,这是由修养的路径所获得的自由。另外,从认识的路径亦可获得这种自由感,那就是通过改变对外物的看法来从外物的牵累中超越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所谓“不求改变客观世界,只求改变主观世界”、“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可以取消问题”等后人对其所作的评语正可说明此点.

  道家、禅宗所设计的自由人格只追求精神世界中的自由,而对政治自由很少顾及。显然这种人格设计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的人格追求了。今天的新型理想人格,应该是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完美统一。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曾对自由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把自由区分为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认为内在自由是意志自由,而外在自由,一方面是要求有所获得,如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要求无拘无束的表现,如言论的自由。这是最现实层面的自由,也是自由之果。内在自由是自由之花,开花而不结果的自由,是一种没有实化的自由。韦政通说道:“外在自由每获得一分,即有一分实惠之感,它对一般人的引诱力最大。内在自由的性质与此大不同,它的要求不在获得而在对幸福生活以及其他一切物欲的舍弃。舍弃越多,所获自由的量就越大。它也不要求向外作无拘无束的表现。它要向内收敛,向内沉潜,人心欲收敛愈沉潜,这种自由就愈扩张.这种内在自由就是道德意志的自由,它主要的功能在成就人格。 ”据笔者看来,西方文化注重对“外在自由”(政治自由)的追求,中国文化注重对“内在自由”(精神自由)的追求。当然这不是说西方文化不讲“内在自由”,如阿德勒在《西方的智慧》中就曾指出:“自由乃是当他已获有充分的德行与智慧,能很自主地做他应做的事,依从道德规律”“自由存在于一个人的精神或性格中,它完全独立于一切外在的环境。”“一切人生来即被赋予了自由抉择的权利,这就是自由意志。”可见上述言论均是谈“内在自由”问题.然而,西方思想家更加强调的是“外在自由”。尽管他们对外在自由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概而言之,或者解为选择自由,或者解为政治自由,或者解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等等 。

  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对自由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在他看来,每个人的个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个人自由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人的目的和幸福的根本,又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之一。个性的自由发展及其运用到怎样的程度乃是衡量社会或政济好坏的尺度。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史,任何对个性自由的干涉都将造成社会停滞的严重后果,政府在对个人的态度上应采取放任主义。密尔认为事情由个人来做总比由政府来做更好一些,对于个人的福利,个人总是关切最深的,一件事办得最好的总是那个与此事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虽然有的事情个人不如政府办得好,但仍宜于让个人来办,因为这样可培养和锻炼个人的创造精神。再者,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带来严重的祸患,尤其会限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而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之一。

  约翰•密尔对“自由”的上述见解在不少西方思想家那里可找到同调。如英国的洛克就认为:自由是指个人追求自己利益和快乐的自由,政府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斯宾诺沙也认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自由比任何事物都更珍贵。科恩则指出:自由乃是人性的根本要求。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也指出:“人愈有个人自由,就越有生存竞争的能力。”总之,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当成社会进步的前提和条件,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主流。

  让我们再看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共产主义者并不否定个人自由,而是以每个人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其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又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个人自由发展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在政治自由的各项内容中,马克思特别重视言论自由。他说:“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中的一种,而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却不允许有出版自由,实行书报检查。马克思认为,这种制度是对思想自由的戕害。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是剥夺舆论的监督权。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人民的意志只有通过出版物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舆论,从而对政府形成有力的制约。然而书报检查制度对批评的垄断却形成了统一舆论的局面,使出版物成了为政府歌功颂德的工具,从而出现了如下的结果,报刊被剥夺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主张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他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他认为,法律应保障出版自由,应制定保护出版自由的法典。“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他还有一句名言:“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就是说法典必须保护人民应享有的各项自由权。马克思的下列言论更是耐人寻味:“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 ”马克思的上述言论是耐人寻味的。

  康德对言论自由也很重视。他说:“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又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而这也正是针对当时普鲁士官方的书报审查制度而提出的.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探讨了言论自由对文化与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个人的意见只有经过反对意见的批驳才能确定其是否正确.另外,言论自由可以发展人的个性,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并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的必要条件.再者,言论自由也是天才人物成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它能使天才人物在思想上有自由舒展的机会.总之,言论自由能使人发现真理、能促进人的个性发展、能激发人的才能,并造就天才,从而也就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林毓生对“自由”下了这样的定义:“自由——从外在的观点来界定一—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所能遭遇到的外在的强制的压力.已经减少到了最低程度的境况。英国式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只有在法治、民主与自由的经济制度中,个人所遭遇到的别人所能施予的强制的压力可获减少至最低程度。” 这就涉及到了自由与法治的问题.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做了法律的臣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曾指出:“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洛克在《政府论》中也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种权利。可见,自由和法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法治是保障自由的,而这种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它包括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等四种基本的自由。

  台湾学者韦政通认为,中国传统中未能出现外在自由(政治自由),其原因是中国人缺乏权利观念,只有义务观念:另外与儒道释的遁世哲学有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因遁世哲学的深人人心,每遇政治上的迫害压制时,很容易做到“让开一步”。这样因迫害而引起的紧张情结就松弛了,也失去了争取权利的冲力.韦政通说道,由于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竟使中国士人把消极的自由当作一种精神发展上的最高状态和人格实现的终极目标.我们真的以为消极的良心的自由得以表现就是人生理想实现的时候,外在自由是永不会出现的.必须把内在自由视为自由的起点,外在自由才是自由的终站,我们才能把它纳入人生奋斗的目标. ”

  台湾学者陈鼓应对庄子的自由精神进行了探讨。他说:“庄子讲自由,不完全是政治上的,而主要是精神上的。在政治上,庄子主张:一要依人的自然之性而行事;二要给人民以自由性、自主性;三是反对合模化,尊重个体的殊异性;四是从规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庄子谈自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在庄子看来,人类经常追逐外物,受制于物,如《齐物论》所谓‘一受其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因此庄子要人们主宰物而不沉溺于物、受制于物。庄子说了一句名言:‘物物而不物于物。’这就是讲在充斥物欲的世界上,人如何寻求生命活动的主体性。……在庄子看来,‘游心’就是心灵的自由活动,而心灵的自由其实就是过体‘道’的生活,即体‘道’之自由性、无限性及整体性。”

  在这里,陈鼓应认为庄子也讲政治自由,尽管这不是主要的(庄子主要讲精神自由)。笔者认为,如果说庄子也讲政治自由的话,那么这种政治自由与近代西方以来的政治自由是大不相同的,后者是指法律所保障的人的政治权利,它不是反规范主义的产物,而前者则如陈鼓应所言,乃是“从规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这也是一种自由的话,那只能是“无法无天”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没有法律保障和限制的自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自由。

  法律所规定的自由是外在的自由,当一个人服从法律时他也就得到了这种自由。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哈耶克说:“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正象康德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西方文化视野中的“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这是外在的自由,而有的思想家也曾讲到内在的自由──道德自由。如阿德勒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就区分了这两种自由,他认为道德自由是指人已获有充分的德行与智慧,能很自主地做他应做的事,服从道德规律、这种自由存在于一个人的精神或性格中,它完全独立于一切外在的环境,甚至牢狱或镣铐都不能剥夺一个人所具备的这种自由。而政治自由只能存在于自由的政体和公民有选举权的制度之下。

  韦政通指出:“政治自由的对头,是镇制性的权力,要得到这种自由,必须将权力的使用纳入客观的制度,给予权力者以合法的限制。道德自由的对头,是由放纵各种欲望而引起的罪行,罪行是个人丧失自主,自贬为情欲奴隶的结果。传统哲学家多数都认为,人要发挥道德自由,对自己的言行能自作主宰,必须克制私欲……只有在道德上有成就的,才算是自由人。道家庄子所渴望的自由,与儒家虽同属精神的自由,其意义又大不相同。儒家的自由是希望有所成就的,不但在个人人格方面要求有所成,更重要的,还要尽伦理教化的责任,所以强调精神自由,并不妨碍他去遵守道德和社会的规范。庄子的自由是冲破一切罗网的自由,是超越人间世的自由,他渴求‘精神四达并流’,‘游乎四海之外’,太真正追求的是心灵的绝对自由感,因此他厌弃人间一切文明的伪饰和是非之争,他向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人生境界,因人与人之间只有相忘,才能获得心灵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获得的过程,是一无止境的舍弃过程。” 又说:“老庄反抗集权,以及主张政府不应干涉人民的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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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史学研究》,2004年 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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