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大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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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  

  

  战略产业

  

  江泽民主席用古人的话告诫我们: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时?我的理解有三点:第一,世界格局猛烈变化。第二,中国国家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过。第三,危机继续存在。危机的意思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机会中也有危险。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实现强国梦”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有些战略是现实。有些战略是想象。想象比现实还重要。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前迈进。我们需要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即大战略。要把大战略当作产业一样来经营。我国国家战略资源是有限的。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的两个通病:①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战略产业,缺乏明晰的国家战略目标。忽而虚,忽而实。虚时特别抽象,实时特别具体。国家行为基本囿于“刺激——反应”模式。雨来打伞,风来穿衣。就事论事。随机应变多,长远谋划少。过去我们也如此。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文革是最大的败笔。百年来,中国始终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视野,缺乏对内对外政策的通盘谋划,是重要原因。②战略谋划应当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时往往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实,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只有理性占主导地位时,情绪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在心乱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丛林。西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从来就倡导的是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这片丛林中中国是什么?美国无疑是狮子。我认为中国是大象。大象可以隐藏在树丛中,但还是大象。你可以宣称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还可以尽情地展示温顺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是大象。你的战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缩回去。狮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①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弱大国向次强国的转变。中国人为此梦想百年,孤独了何止百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便可佐证这一点。现在不是中国想不想与美国为敌的问题,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为敌的问题。②中国是个比任何国家都更能把举国之力集中起来运用的国家。她的无形影响力比那些有形的国力指标所能显示的要大得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长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短处。运用得好,其兴也速;运用得糟,其败也速。苏联就是前车。③今天中国是一个拥有非洲般贫困和欧洲般富足的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中国威胁论”兴起的根源。他们在中国发达的东部看到的是惊人的发展,感到的是中国的威胁;他们在中国落后的西部看到的是惊人的贫瘠,感到的还是中国的威胁。因为你无论要维护东部的繁荣或改变西部的贫穷,都需要更多的资金、能源和市场。资源之争是新世纪的根本之争。这种争斗是你死我活的。这里有一个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么大,想切的不止你一个。你多切一块,别人自然就少切一块。这就是威胁。“中国威胁论”不能简单看作是西方反华势力制造的一个阴谋。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希望;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挑战。感情使一些国家接近中国,理智却使它们离开中国。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出现得特别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准则。其实,即使在两个最友好的邻国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越是邻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称雄,是一门高超艺术。中国现在有点像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时刻被人注视。把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世界有两种规律:一、人家只尊重强者,对弱者决不手软。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历史上中国人爱犯这样的毛病: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贱别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贱自己的方法,以取悦对方。今天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对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认知。①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和别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场,就不再退场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历史上对外用兵,中国人都极谨慎。但对内统一,这个民族却从未优柔寡断过。最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发生在统一战争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唯中国除外,俱是中华文明的解读。②今天中国的“大”,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单项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难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就是新加坡这等蕞尔小国,也比我们强许多。我们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让人痛苦。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只体现在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弱小,并未强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将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③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这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我发展,就要让别人也因此发展;我得利,也要让别人从中得利。这一点要学习曾国藩。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做我们的老师。

  

  “守雌”,就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进行经济竞争而非军事竞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采取了搭西方经济快车的战略。今天,中国日渐丰肥,已对这辆车造成明显压力。美国和日本同时在经济上调整对华战略,就是西方对此压力做出的初步反应。目下虽不至于撵我们下车,但车票必然愈加昂贵。中国加入WTO步履维艰,就是此理。我们应争取主动。乔良有句话说得好:“上了车还要有下车的勇气。”搭车有搭车的好处,该下车时就要果断下车。日本经济居世界第二,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除了战败国身份,它采取的全面依附美国的搭车式战略,极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国目标的迈进,使其动辄受制于美国,仅一步之遥终不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下车就是要降低对美、日的经济依赖。用通俗的话讲:“不能把全部家当放进一个篮子里。”迟早要下车,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动。开发西部。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把目光转向欧洲和周边,多几个支点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设想是:在中国边境地带,再营造几个类似深圳的特区城市,通过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牵引与周边国家的分区合作。我们获利,周边国家亦获利。我们坐过别人的车,现在我们也得给车让别人坐。

  

  经营信仰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这恰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物质化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上。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①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说现今世界上存在着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邦萨伊德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曾说:“权力不是印钞机。但可以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品出售。”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道德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精髓。西方认为:“亡党者,共产党也。”正是基于我们部分党员道德沦丧乃至信仰滑坡这一事实。有的人观望别人的时候总是谴责别人道德败坏,自己行动的时候却又在败坏道德。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难道我们也不能选择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坏的心肠?笔落在有坏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谋杀者手里还危险。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②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改革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过去我曾讲: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的问题在南疆,南疆的问题在宗教。今天我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会沉默,会沉思,但最擅长的却是接受。思想拒绝冗长。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③在动态中治国。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大抵与中央主义有关。中国历史简言之就是一群人拥向中央,一群人逃离中央的历史。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是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建立的。社会越运动,思想越深刻;社会越平静,思想越简单。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张力结合才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狮子

  

  这个庞然大物太重要了。注视着它就等于注视自己。每次美国总统上台都要牵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怕这个上,盼那个下。愁得睡不着觉。简直比美国人还着急。其实,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不是世界。你既不能把它全当真,也不能把它全当假。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世界最强者也是最弱者。仅此而已。

  

  ①中美不是敌人。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既然美国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敌人,中国何必把美国当成现实中的敌人?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在美国方面是“妖魔化”中国,在中国方面是“理想化”美国。关系好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关系坏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坏”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这便加深了误解,实际上,美国所有的战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体制不过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美国对中国,拉也是为了利益,打也是为了利益。中国对美国也应如此。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国对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则中国外交就主动有利。“与美和则诸事皆好;与美恶则内外俱损”。我们还是要全力搞好中美关系。②美国战略重心并未向亚洲转移。美国眼睛盯的是世界。中国眼睛盯的是美国。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就以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不能以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就认为美国在整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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