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影响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的因素有许多，诸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文化教育水平（例如识字率）、文化传统、宗教、社会结构、外界影响、领导人能力甚至是战争等等。应该说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还有许多的因素，因为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因素都会对民主的进程产生影响。但是从对民主发展过程来看，有的因素影响较大，有的因素在民主进程的某一个阶段影响巨大。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来讲，经济和文化的因素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引起的争论也最大。
一、中国民主与经济发展
政治民主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某种联系，这是研究中国民主发展的人们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主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依托。中国经济改革至今有30年了，中国社会业已具有了一些自由、开放、平等竞争、强调规则等的发展态势。一个具有独立色彩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民主一词也早已不是人们话语中的禁忌，甚至已经成为各种文章宣扬的主题。这种社会的变革无疑是和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相关性的。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
但问题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宏观的现实本身，而在于在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下，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究竟处于何种态势？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民主过渡的问题。对于中国，我们在观察中发现，从微观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并不绝对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很多实际案例表明，许多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也是民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的地方，也是民主意识和民主要求最多的对方，相反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民主意识和要求未必就高。尽管这种微观的观察并不能否定经济发展对宏观角度的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那就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民主过渡当中，经济因素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显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并不希冀可以将这个问题作一个清晰的、具有结论性的界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观察，来探究此问题在现阶段的答案。
1、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看法
这个问题首先使人联想到西方学者中流行的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探讨和争论。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许多重要的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我们不可能在讨论这个民主的书中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了几个主要的有影响的学者的意见，包括李普塞特、亨廷顿、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他们代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观点，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1）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三种理论维度的探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开山大师之一的李普塞特就提出，经济发展是民主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关键的条件，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现代化。在李普塞特看来，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首先可以促进一国教育的发展。而教育水平是一国民主发展的重要条件。其次，经济的发展对一国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李普塞特认为，财富的增加会使社会分层结构从一个有强大下层阶级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型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结构的转变，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1]中产阶级的壮大一方面使得在政治倾向上可能趋于极端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力量得到遏制，缓和社会冲突；另一方面也为民主的价值观的传播以及独立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李普塞特正是从民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基点出发论证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李普塞特的观点得到了其它许多政治现代化理论家的支持，成了经济发展和民主关系的权威看法。
与李普塞特相比，亨廷顿则直接从一个“民主过渡”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在其著作《转变中国家的政治秩序》中，他就指出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导致政治现代化和民主的产生，反而会出现政治的不稳定。在后来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他将经济、文化、选举作为一国由非民主向民主过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认为除了李普塞特的论证之外，经济增长还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民主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其次，经济增长营造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独立的、愈来愈难以被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再次，国家对经济控制力的削弱导致了独立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从而避免了独裁和专制的出现。最后，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入不平等，从长期看，它将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2]他认为正因为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促进民主化进程。因此在转型的国家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些国家内部及开始形成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并加以民主化。尽管亨廷顿和李普塞特论证此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是亨廷顿的观点明显比李普塞特更进了一步。其原因在于，亨廷顿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之间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尽管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至今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3]很显然，亨廷顿认识到了转型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政治衰败的可能性，并因此将民主发展与更为广阔的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等背景相结合起来。但是，对于经济发展之于民主发展的意义，亨廷顿的总体观点还是乐观的。他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4]
与前两位学者相比，亚当·普沃斯基则是从一种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民主与市场、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其主编的《民主和发展》（“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引起处于中等经济状态的威权主义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在不发达和高发展的威权主义国家中不一定就如此；有些低发展国家出现了民主，但是这个民主却无法生存下去，这个民主是不稳定的；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有可能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有相当多的经济发达的国家却不是民主国家。他认为民主比较容易会在威权主义国家出现，但是却比较容易在富裕的国家生存。也就是说，经济不发达可以导致民主的出现，但是这个民主却是不稳定的，难以稳定的存在下去。从经验来看，只有很好的富裕国家里，民主才比较容易存在下来。[5]而在其另外一本著作《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一书中，普沃斯基用博弈论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对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过渡问题，其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安全度过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转型之谷”。新制度的确立和巩固需要这些制度在经济上有良好的表现，因此新制度的确立往往带来经济上的变革。但经济改革在短期内很容易带来资源配置低效、通货膨胀、失业等社会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民主的存亡往往取决于政治精英、民众、以及社会其他力量之间的博弈状况。而且，确切地讲，在过渡期内，政治民主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两本书中，普沃斯基都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贫穷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他的眼中，贫穷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问题是穷国发展民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在经济发展的过渡期内，国家选择民主抑或是专制更多地还是取决于国家自身以及现实各种力量尤其是统治精英之间的博弈。
以上三位学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民主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李普塞特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界定为一种线性发展关系。接下来的亨廷顿将这种关系打破，在其中注入了政治衰败、政治稳定的分析。而普沃斯基却将二者理清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关系的看法。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都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经济复杂和民主的关系，这样的三种不同的看法实际对我们理解最高的经济复杂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2)经济发展和中国村民自治：学界探讨简述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一些看法，在他们眼中，村民自治是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可以观察一些西方的理论是否合适，特别是西方的经典理论，民主和经济的关系在中国能否成立。但是学者们在看待村民自治和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是有着分歧的。这些看法对于我们的分析也是有意义的。
以国外的学者为例，戴慕珍（Jean Oi）在对中国村民自治的案例调查中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自治的实施可能是一种反比关系；而同样是案例调查，欧博文（Kevin O"Brian）却发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村民自治比较容易被接受和进行操作。西方学者观点的这种差异在史天健看来，主要在于案例式的研究方式并不能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将村民自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种全面的观察。由此，在他的文章《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中，他使用1993年在全国的一次调查中搜集的经验数据对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通过对问卷调查答案以及相关数据的分析，史天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化确实存在某些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呈曲线形的，而非直线形。史天健认为经济的发展的确影响了政治精英对政治的态度，同时增加了农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兴趣。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会反过来巩固某些地区官员的权力，加剧村民自治的难度。最终中国民主的实践还得要看经济发展、民众参政意识和能力、政治精英等诸要素之间的互动情况。[6]
而另一位华人学者郑永年则从村民自治产生的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郑永年认为村民自治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意愿，而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却未必有直接的关系。[7]在他的文章中，支撑这种结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于，中国基层民主选举并不完全是民众自发行动的结果，国家在这场民主实践的发生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乡村民主化是国家给予社会的一个“礼物”。[8]这种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着地方政府和干部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往往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而在经济富裕的地区，地方政府和干部可以以手中掌握的大量经济资源为筹码换取民众的选票。同样源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地方民众必须在政治福利和经济福利中做出更加现实的倾向于后者的选择。由此导致了中国民主实践的另一种现实：经济发展发展较快的地方，民主化实践的障碍反而更多。
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多层次、复杂性的关系。从以上学者，尤其是两位华人学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和民主实践之间的直接互动，重点还在于如何认识导致二者之间发生作用的中间变量。在这其中，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理性化、政府和民众之间良性互动都成为重要的中间因素。而对这些变量的不同分析也导致学者们对中国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出现不同的看法。在下面的文字中，我们也将这些变量引入到我们的观察和分析中。但不同的是，我们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论述此问题的。
2、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主
中国的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进行多层次分析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从微观的层面分析，现实中国民主实践的很多案例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主并不是正相关发展的。
（1）宏观层面
如果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产生是有正相关的关系的。中国经济在近30年的增长中，已经将中国送入了一个初步小康的局面，而且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体系。人均GDP水平已经比较高了，总体上脱离了贫困的局面，特别是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内地大城市周围的经济也比较发达。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水平还会进一步的提高。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看中国社会自由和民主的出现，应该是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结论，即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为中国民主发展创造了基础。
但是如果不想要这样的简单的结论的话，可以认为从经济发展造成的其它因素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的关系。从宏观的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正相关的证据很容易被找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大的变化，人们都可以从经济的发展上找到起始的依据。其实，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数量的增长，核心内容是这个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上的。市场经济的改革带来了最基本的三个结果的出现，而这对民主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a、社会自由的出现
中国经济改革的出现，带来了一场中国的社会变革。市场经济号召中国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不仅要从的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而且也号召人们要广泛的进行制度和观念的创新，因此“自由竞争”、“创新”，尤其是“改革”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当人们开始摆脱体制和观念的束缚进行改革的时候，实际上在中国出现了一场社会自由的革命。市场经济的改革扩大了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市场经济使中国人，具有了自由流动的权利和能力。这种社会的流动使人们逐步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感和自我奋斗的成就感。在这种个人意识苏醒之后，人们的权利观念、规则观念也逐步发展起来。这显然为政治民主做了一种心理层面的铺垫。
b、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发展
从公民社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政治民主的促进切合了亨廷顿观点中的大部分。按照亨廷顿的观点，经济发展治与政治民主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经济发展可以在避免政治争斗零和化的趋势下，同时构建和培育一个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体系。而这一点在现实的中国正得到印证。在市场经济要求独立、自由、秩序竞争的前提下，中国社会首先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成长，这种成长使社会要逐渐的独立了国家，成长为“公民社会”。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初步形成。虽然和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还很弱小，中国仍然是国家强，社会弱的局面，但是公民社会的出现已经无疑对民主的发展产生了很强的推动作用。在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各种NGO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在中国公民社会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中，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显然是一个关键的原始诱因。
c、上层精英的共识：寻求治理改革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政府的管理就比较简单，用专制主义的办法就可以解决管理国家的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这种办法已经不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管理都要复杂得多，而且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政治就不稳定。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府就面临一个治理（governance）的改革。治理的改革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改革，而是一个体制的改革，甚至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改革要求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是开放的、受监督的，这样才可以治住腐败；在政府的政策过程中要允许广大公众的参与，政策要允许社会公开的讨论，不同意见要受到尊重；同样治理改革要求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要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事实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种治理改革的要求，也就同时带来了民主发展的要求。这样的一个改革目标在中国的精英层应该有共识，而且很多公众也会支持。
实际上，这种治理改革的要求，就正在中国促生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从方向上看，就是民主取向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治理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的滞后性使人们越发感觉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如果说，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意识的萌发可以作为一种体制外因素在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那么出于经济发展这种政绩合法性维护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不折不扣的体制内压力了。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步伐的加快，这种体制内的变革压力越来越大了。
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宏观的角度看，对于推动中国民主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在这点上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民主的发展之间有一些正相关的关系。
（2）区域层面分析
从一个区域的层面分析，我们却会发现另一种现实：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并不是绝对正相关的关系。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从民主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区域的层次，中国民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并不必然呈现一种同步发展的局势。
有的经济发达的区域民主实践进行得比较好，比如浙江地区，整体而言，走在中国的民主发展的前列，尤其是浙江温岭新河的民主恳谈和公共预算改革更是推动了政府体制内的民主改革。这个可能是最符合李普塞特早期理论的实例了。但在另外一些同样经济发达地区，例如广东[9]和上海，就很难找到类似的案例。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民主实践的实例。这里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川步云以及云南红河州的乡镇长直选案例。这些地方政府的民主创新显然并不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参照的。除了地方政府主持进行的民主创新之外，另外一些更具有民主色彩的实践活动则更是超出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局限。比如在公民独立参与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的活动中，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姚立法、吕邦列等人都不是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而实际分析，我们又可以发现几个典型案例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区域民主实践本身，更多的还是中国民主实践现实的基调。
以地方政府民主创新的角度看，其动力并不是直接来自于经济因素。首先是地方领导人的主动实践。一个开明的地方领导人往往是地方政府民主创新成败的关键因素。四川步云、云南红河州、浙江温岭的民主改革之所以搞出了声色，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当地政府主要的领导人是改革的发起者。这些改革的着眼点并不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从中国民众自发的民主实践来看，其主导因素在于公民对自我权利的维护。这个维护权利的行动，不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贫困地区的居民可以产生民主要求，而富裕地区的群众也同样。经济发展的水平对于这些维权活动的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群众利益受到伤害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在出现，贫困的对方有，富裕的地方也有。贫困地方的维权内容可能和富裕地方的内容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但是群众的维权是一样的。例如，目前富裕地区是以土地、业主问题为维权的主要内容，而贫困地区的维权很多地方仍然是农民的负担问题。目前贫困地区农民的上访就比较多，相对的，富裕地区的农民就少一些。
（3）一种综合的观察
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动态关系来讲，中国民主的发展得力于宏观经济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得力于中国的威权主义，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的原因上得力于牺牲了社会的自由和民主，使得经济成长的成本减少。中国的福利程度很低，土地价格在从农民手中拿到时也很低，农民工没有工会等等，都使经济发展的成本降低，这是中国发展中的制度成本问题。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一定要出现民主。从许多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府）的角度来看，没有民主对经济的发展更为有利。这样，经济发展就从宏观的角度在给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带来了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阻力，使得威权主义认为要得到经济发展的这个国家目的，就仍然要牺牲社会的自由和民主。[10]这很像Adam Przeworski所讲的，民主可以从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产生，但是却难于长期存在下去。
通过对中国宏观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综合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民主发展从宏观上得益于经济改革所衍生的政治、社会和观念的变化。这比较切合李普塞特的观点，即经济发展通过促动社会这个中间变量的变化来促进民主的产生和延续。但是在另外一个区域分析的层面，中国民主实践并不是和经济发展成正比的。中国民主实践的动力从政府层面来讲是和政府要解决地方问题的目的相联系的，因此民主推动是和它的工具理性直接相关的，是一种政策的结果。而在公众来看，民主的动力来源于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因此，在微观的层面来看，民主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发展的地方可以有民主的推进，也可以没有民主，大家想的是更多的经济上的发展。经济不发展的地方，也可以有民主的要求，也可能没有，这要取决于老百姓的权益是否受到伤害和伤害的程度。
注释：
[1]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8。
[2]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
[3]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8。
[4]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83。
[5]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2-99.
[6]史天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67930。
[7] 郑永年.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0773。
[8]郑永年.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0773。
[9] 当然广东也有一些开展民主改革的事例，例如深圳大鹏的乡镇长选举改革。原来想进行直接选举，有深圳报告给了广东人大，得到了人大的支持，但是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支持，应该没有搞成。深圳在体制改革上有动力，但是政府搞出来的改革都不够好，给人虚假的感觉。
[10]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是相当普遍的，但是确没有办法对外公开讲，不过从国家的政策上可以看出来，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是按照这种理论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