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全:这只狐狸看到了些什么?(上)——以赛亚·伯林思想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3 次 更新时间:2009-07-08 13: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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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  

  所谓“消极自由”乃是“我的人生我作主”,不就承认“消极自由”也是“自主”吗?看来,单纯用“自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来解释“积极自由”仍然是不够的,关键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伯林的“积极自由”和他的“消极自由”一样都包含着“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主)的意思,差别只在于对“自己”(即自我)的理解一个是高标准严要求的一个是低标准宽要求的。自由人的反面是奴隶,自由的反面是被奴役,这一点在伯林那里同等适用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消极自由”那里也有“谁是主人”的问题并且也是核心问题。但是,对于在什么情况下自我是主人什么情况下自我是奴隶或什么情况下我是自主的什么情况下我是被奴役的,“消极自由”的判断标准只涉及我的外在状态不涉及我的内在状态,“积极自由”则相反。对于“消极自由”来说,假如我被关进了疯人院,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就受到了奴役,成了广义的奴隶,我认不认同疯人院、被监禁的原因等问题无关于自由与否。伯林曾说“消极自由”是就“行动机会”而言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过,不能因此把“消极自由”真的视为纯外在自由或纯人身自由(伯林本人确乎有此倾向),“消极自由”偏重外在方面意味着它不对内在方面施与严格的限制,原则上不存在自由的资格问题。“我的人生我作主”中的“我”可以是任何种类的人,很多幼稚或疯狂的人也可以是自由人。

  “积极自由”则相反,它更关注自我的内在方面,是从自我的内在方面出发的。它认为只有某些精神状态的人才可能是自由的,另一些精神状态的人则不可能是自由的。“积极自由”必然包含“真正的自由”和“虚假的自由”的区分,只有真实的自我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虚假的自我则只能拥有虚假的自由。于是,“积极自由”所谓的“自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是针对外在的物质的阻碍而是针对内在的精神的阻碍。我是不是我的主人,判断的标准不是我自愿的行动是否受到了人为的阻挠,而是我的精神状态是否受到不属于我的东西的控制。如果我的精神首先被外力控制,哪怕我仍然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行动,我也是不自由的。比如,被希特勒洗脑后的很多德国人,他们迫害犹太人的行为表面看来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控制,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奴隶。

  所以,我认为,就像“消极自由”不只包含“消极”一面一样,“积极自由”实际上也不只包含“积极”一面,它同时包含正面、肯定方面和反面、否定方面。“积极自由”把自我分为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自由作为自主便是让真实的自我战胜虚假的自我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积极自由”的反面、否定方面便是不受非真实自我的控制,其正面、肯定方面则是让真实的自我成为自我行为的决定者。可见,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的斗争决定了“积极自由”之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确切意思。“积极自由”所谓的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作决定,而是让真实的自己显露出来以便让它来作决定。

  不难看出,“积极自由”的关键是如何衡量自我是不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虚假的自我呢?伯林正确地指出,西方哲学给出的最流行、最有影响的答案是:理性(reason)是衡量自我真假的标准,理性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非理性的自我是虚假的自我。自由就是理性的自我战胜非理性的自我并由理性的自我来作出决定。伯林有时把“积极自由”等同于“理性的自我导向”,表明他所谓“积极自由”往往等同于理性主义的自由观,并且往往等同于康德、黑格尔一派理性主义的自由观。正是基于这一点,伯林得出了“积极自由”容易通向现代专制主义的著名论调。他认为真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之分是非常危险的,主要后果是:以实现真实自我(伯林称为“理想自我”)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剥夺他人自由(此“自由”指“消极自由”)以致让实际的压迫变得合理合法。伯林因此认为,“积极自由”对现代社会的诸多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要非常警惕“积极自由”。

  如何看待伯林的“积极自由”观呢?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的确捕捉到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自由类型。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作出过“个人导向”与“他人导向”的著名区分,令人信服地表明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之分是的确存在的。实际上,只要你承认世界上存在个人受到蒙蔽的现象,你就应该承认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之分的有效性,从而承认“积极自由”的存在及其价值。但是,伯林把“积极自由”等同于“理性的自我导向”似乎显得有些狭隘。真实的自我不一定等于理性导向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也可能是情感、欲望之类非理性导向的自我。被伯林称为“反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潮也区分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但显然并不把真实自我等同于理性导向的自我。说到底,“积极自由”关注的中心问题不过是:“真的是我自己在作主吗?”,其潜含的意味是怀疑很多“我自己在作主”的现象只是假象,因此要确保是一个真的自我在作主。但没有理由认为“真实自我=理性自我”。

  更重要的是,即便把“积极自由”理解为“理性的自我导向”,伯林对它的评价也有欠公平。康德、黑格尔式“理性的自我导向”远远不足以概括“理性的自我导向”的全部。康德著名的“自由”概念把真实自我等同于超感性自我,把非真实自我等同于感性自我,而康德假定情感欲望属于感性自我,只有理性属于超感性自我,因此,康德所谓“自由”除了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即自律)之外,便是理性自我战胜情感欲望自我的意思,其自由观实为严格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为何这种意义上的作为“理性的自我导向”的自由往往成了现代专制主义利用的工具呢?原因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思辨哲学的操作方式。康德之后,德国思辨哲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可以“令人信服”地(比如借助本质与现象之别、借助辩证法之类)证明白的其实是黑的。比如,把非理性说成真正的理性,把国家说成是真实的自我,把国家对自我的强制说成是真正的自由,等等。因为存在这些奇迹般的转移,伯林谈及的那种以“实现自我”的名义实施强制的现象才那么容易产生。

  但是,我认为,启蒙运动所信奉的 “理性的自我导向”与此是大不相同的。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看法也存在很大的局限,它的确非常“机械”、非常“天真”、非常“狭隘”,但是启蒙运动的总体思路即使对于当今人类而言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就理性与自由的关系来说,启蒙运动的“理性”与德国思辨哲学的“理性”最大的差别是,德国思辨哲学针对的是自然强制而启蒙运动针对的是人为强制。康德等人担心的是人被自己自然的情欲控制了,伏尔泰等人担心的是人被政府、教会等外在势力所灌输的东西控制了。不妨仔细琢磨一下:为什么要“启蒙”?显然因为很多人处于被蒙蔽状态,即启蒙运动所说的处于迷信、权威、教条等等的束缚之下。人被自然本能控制和人被人为因素蒙蔽哪一个更重要?显然是后者。那么,人受蒙蔽只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特有的现象吗?当然不是。人受蒙蔽的现象可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既然如此,把人从蒙蔽状态中唤醒过来即广义的启蒙便是人类永恒的需要之一。承认有蒙蔽就等于承认自我有迷失的时候即自我有真假之分,从而等于承认“自己作主”有真假之分,“积极自由”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把“理性”理解为个人不受外来因素蒙蔽的状态,那么,把“积极自由”等同于“理性的自我导向”也就无可厚非。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还不足以表明“积极自由”的意义,不妨想想,历史和现实中有多少有意或无意的思想控制,摆脱这些思想控制对人又是多么重要!(联想到今日中国很多新潮学者跟着西方“后学”大喊“启蒙过时”,我只能说单纯赶时髦而缺乏“积极自由”的人太多了。)

  当然,启蒙运动那种“理性的自我导向”同样可能导致伯林所说的打着自由旗号反对自由的现象,这是“积极自由”走向极端化、绝对化极易产生的结果。本来,由于“积极自由”必然区分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由于对什么是真实自我什么是虚假自我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更由于对谁能看清真实自我谁不能看清真实自我无法确定,总会出现一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相信自己比别人高明,知道什么是真实自我什么是虚假自我,并且试图采用一切手段帮助别人实现真实自我,因而在帮助别人自由的名义下变成了对别人的“高尚”奴役。更为重要的是,积极自由导致否定自由乃是试图把“积极自由” 普及到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人的每时每刻)时极易产生的结果。也就说,对“积极自由”要求过度极易导致否定自由(不论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我认为,列奥·斯特劳斯关于启蒙运动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几乎所有启蒙思想家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以为积极自由是每个人都必需的,以至于试图对每个人进行启蒙(我称之为大众启蒙说)。但是,实际上,积极自由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最多只对社会精英才是必需的。人人都拥有“积极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不必要的。如果你认为人人都不应受蒙蔽,而你又发现大多数人都受到蒙蔽,即使你是正确的(即你自己真的做到了不受蒙蔽,这已经很难了,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是否受到了蒙蔽是很难确定的),你就很可能试图“唤醒他们”,以至于采用行动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仍然“冥顽不化”的话,你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而且坚信完全是为他们着想(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于是以“自由”的名义实行强制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可见,不受限制的“启蒙”的确很容易走向专制。[⑨](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启蒙本身,不能因此而否定“积极自由”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我同意一个伯林似乎赞成的观点(伯林从未说过):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积极自由”不如“消极自由”重要。如果把“积极自由”称为“自立”即自我独立(略等于所谓“人格独立”)的话,那么“自立”并非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必需的。现代自由社会并非由具有独立自我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这一点某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认识到,但伯林、罗尔斯等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认识到了。要求自由社会的公民都具有“积极自由”乃是一个太高太严的要求,而太高太严的要求像伯林所说的,极易转变成善良愿望的反面,成为另一种乌托邦幻想,导致 “目的赋予手段合法性” 的实际专制和暴政。

  所以,伯林的两种自由观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实际可能的自由社会只能建立在一种低规格自由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一种高规格自由的基础上。

  

  2009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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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伯林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一文中就谈到过这种现象,他写道:“我们时代的大众疾患是广场恐惧症;人们惧怕分离与失去方向感:他们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下失去主子的人那样寻求能够抵挡洪水的大坝、秩序、安全、组织、清晰而可以辨认的权威,对于太多的自由则惊慌失措,因为自由会使他们迷失于巨大而充满敌意的虚空状态,处于没有道路、路标或目的的沙漠中。”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76页。

  [②]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作为可能性的自由和作为现实性的自由的区分,与康德所谓先验的自由和经验的自由之分不是一回事,因为康德的“先验”、“经验”这对概念有特殊的含义。

  [③]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

  [④] 秦晖就有把消极自由等同于被动接受的自由、把积极自由等同于主动争取的自由的嫌疑。可参见他用“和尚挑水”故事讨论自由的文章。

  [⑤] 就此而言,我有必要纠正我在一篇关于邓晓芒的书评中的说法,我在该文中对伯林自由观的解释有点想当然,其中包括把“消极自由”解作“自愿”以及把“积极自由”解作“自主”,这不完全符合伯林原意。

  [⑥] 参见“自由”一文,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21-324页。

  [⑦] 人实际上不会自愿当奴隶是另一码事,它意味着自由并非人类唯一的价值,有时平等更为重要。反对奴隶制的主要根据不是自由而是平等。

  [⑧] 参见黄应全:《如何重读康德?》,《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

  [⑨]不过,我还是认为,对于解释现代社会那些不堪回首的压迫来说,“积极自由”导致自由的反面即强制乃是非常次要的方面。不提实际的权力和利益斗争,即便从观念的层面上说,导致希特勒式、斯大林式灾难的绝非“积极自由”信念,而是诸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乌托邦主义之类现代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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