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全:这只狐狸看到了些什么?(上)——以赛亚·伯林思想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3 次 更新时间:2009-07-08 13: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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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  

  (我在下文试图补全伯林关于两种自由没有谈及或谈得不够的另一面又不违背伯林的意图,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伯林所说的那两种不同的自由。)

  那么,究竟什么是“消极自由”、什么是“积极自由”呢?我从“消极自由”说起。先说伯林对“消极自由”的一般性规定。“消极自由”的确是从“消极”(即反面、否定方面)入手的,涉及的首先是个人的行动是否受到阻碍和受到阻碍的程度如何。因此,“消极自由”首先意味着,自由就是自我的行动不受人为的阻碍。伯林明确地说,“消极自由”就是我们最经常性地理解的那种自由。当我通常说我是自由的时候,基本意思是说我没有受到任何别的东西的干预。假如我被捆起来了,我就是不自由的,因为我被绳索限制了。为了强调“消极自由”的“消极”一面的重要性,伯林甚至说,这种自由不需要“积极”面,因为它指的只是“行动机会”即“有多少门向我敞开”或“有多少路向我开放”,不一定涉及行动本身。伯林说,带了枷锁就是不自由的,没带枷锁就是自由的,并不需要加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正面规定。因此,伯林否认“消极自由”等于不受阻碍的“自愿”行为。他认为,某些“自愿”行为,某些非强迫性行为不属于真正的自由。比如,自愿服从权威,自愿断绝欲望,等等,对伯林而言不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⑤]

  但是,我认为,“消极自由”如果真的只有不受人为阻碍的“消极”一面(即反面)的话,不仅其价值将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它会变得难以理解。即使仅就“行动”(我认为,伯林所谓“行动”不等于“行为”,只是“行为”的一部分)层面而言,自由也应该是就人的“行动”而并非仅就“行动机会”而言的。说我被捆起来了就是不自由的也许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不完全赞同,因为假如我染上了毒瘾,我自愿被捆起来呢),我被阻止了,但显然“被阻止了”后面应该加上被阻止了“去干什么”才是完整的,因为如果我不被捆起来,也不受其他干预的话,我就应该在干别的我原意干的事。(哪怕站在被捆的同一地方发呆也应该算一种自由“动作”吧?)被禁止一定是被禁止去做什么,哪怕那个“什么”在被禁止的情况下很不确定。我被关进监狱意味着我被禁止做很多事,也许我在监狱里不知道如果我在监狱外我会做什么,但不可否定的是,如果我在监狱外,我肯定在做我愿意做的事,也许是睡大觉、对着天空发呆,但决不可能缺少“做什么”一环。更何况,伯林忘记了,很多著名的“消极自由”在“做什么”方面是很清楚的,比如“言论自由”就是发表言论,“集会自由”就是集会游行,“结社自由”就是组织团体,“信仰自由”就是信仰宗教。可见,禁止“什么”与“自愿做什么”简直是难解难分的。(即使存在“禁止”后面没有“什么”的情况——我说过这非常可疑,那肯定也是极其罕见的。)

  因此,在我看来,消极自由还应包含“积极”一面(正面),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用我们通常的话说,就是:“为所欲为”。消极自由必须是正反两面的结合,它指的是自我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受任何人为阻碍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或自我在一定的空间内可以为所欲为。通俗点说,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受干预,便是伯林所谓“消极自由”应有的基本意思。事实上,伯林自己有时就干脆省略限制条件把这种自由等同于为所欲为。比如,当他说狼的绝对自由就是羊的末日时,便是这样。

  不过,如果“消极自由”只是上述意思,只是自我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所欲为,那么伯林的自由观便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消极自由”说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即便最专制的社会也存在这种自由:秦始皇也没有完全禁止臣民做一些他们原意做的事情。)实际上,在我看来,“消极自由”概念还有更为深刻的意味,那就是,它是作为表达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自由观而提出的。众所周知,“消极自由”一语源自本杰明·贡斯当“现代人的自由”概念。因此,忘记了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是绝对无法真正理解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的。伯林曾明确谈到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说。按贡斯当,古代人(主要是希腊人)所谓自由是指有权参与自己城邦的管理,而现代人所谓自由是指存在一个不受任何公共权力干预的私人生活领域人在其中可以为所欲为。[⑥]伯林在谈到民主与自由的分别时说,它们对两个不同问题的回答,一是“谁应统治我?”,二是“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管理?”,“消极自由”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于是,“消极自由”之所以为“消极”即反面的自由,实际上不是指普通的不受阻碍,而主要指不受来自政府的阻碍,“消极自由”直指对政府干预个人行为的限制。限制政府,为个人留下地盘,乃是“消极自由”之“消极”一面的精义所在。

  那么,就这一层而言,除了确保一个最低限度不受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权力干预的私人领域的存在之外,“消极自由”还有没有“积极的”即正面的内含呢?从字面上讲,我觉得伯林是否定的。在他看来,“消极自由”属于纯粹从反面即否定的方面来界定的。不过,我认为伯林本意并非如此。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替伯林的“消极自由”说再引申一下。我认为,“消极自由”作为个人在一定范围内不受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权力干预的“自由”,还必须包含另一层重要的含义:个人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有为所欲为的权利。换句话说,“消极自由”的“积极”即正面含义在于: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个人生活由个人自己作主(可通俗表述为:“我的人生我作主”)。因为,排除政府之类公共权力的干预之后,剩下的显然就是在不妨碍他人情况下自我随心所欲的选择(狭义的政治性行为如结社、集会之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于是,“消极自由”观还隐含着一种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简单地说,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有两种最基本的模式:其一,个人是手段国家是目的;其二,个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在本杰明·贡斯当看来,古希腊追求的是前者,现代西方追求的是后者。古希腊人相信单独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乃是国家(即城邦)的一部分,因此个人生活的意义只在于参与公共事务;现代人则相信个人与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个人生活可以脱离公共事务而独立存在。人生与政治的分离乃是古代和现代的关键性区别之一。古代人是真正的“政治动物”,其人生价值主要寄托于政治参与;现代人则是非“政治动物”,政治参与只是其人生价值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按贡斯当的思路不难得出结论说,现代国家不是作为目的的国家而是作为手段的国家。这就是当代很多反自由主义者在指责自由主义时经常提到的东西:国家成为个人的工具,国家不再为个人提供价值导向。我认为,贡斯当和伯林绝不会害怕这种“国家工具”论的指责。相反,他们会认为,国家成为工具乃是“现代人的自由”或“消极自由”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人类自由获得空前进步的保障。只有工具性国家才可能是自由的国家,目的性国家必然是反自由的国家。因为工具性国家允许个人或群体利用它去追求各自的目的,而目的性国家则很可能强迫个人或群体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由此说来,“消极自由”意味着自由国家不设置全体国民一致追求的目标,自由国家只是为所有国民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标提供必要的保障。伯林曾说,“消极自由”的主要目标是反对专制主义。不过,我认为,“消极自由”还有另一个重要用处:反对社群主义。也许,这就是伯林“消极自由”说与他的自由主义信仰之间的根本关联之一吧。

  伯林有时称“消极自由”为“政治自由”, “消极自由”往往让人想到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但是,我认为,伯林“消极自由”观最大的缺陷恰恰是纯政治层面的缺失。伯林从“消极”一面理解“消极自由”让他忽视了通常意义上的“政治自由”。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在哪里?不就是自由社会消除了专制社会在政治参与层面上的很多阻碍(比如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阻碍)吗?反过来说,政治自由就是专制社会设置的那些参与政治的阻碍(比如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阻碍)被消除了,每个国民在参与政治方面不再受到政府(或其他势力)的阻挠。这不是保有最低限度私人领域的问题,而是参与公共领域(狭义政治领域属于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之权利的问题。政治层面的“消极自由”应该是指个人可以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阻挠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就参与政治活动、愿意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就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在政治参与方面为所欲为。伯林太强调“消极自由”与“私人领域”的关系了,以致忘记了一种不同于希腊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个人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利不仅属于“消极自由”而且属于最具现代色彩的“消极自由”。我认为,如果我的这一判断没错的话,伯林的这一“视觉盲点”极大地削弱了其“消极自由”说的价值。

  伯林“消极自由”说的另一重大缺陷是:它给人一种只是外在自由的印象。伯林似乎对那些可以进入“消极自由”之列的内在自由非常排斥,坚决否定它们属于真正的“自由”。他抨击斯多噶主义的“内在自由”,认为它不过是一种精神阉割法,无力在真实世界中满足自己的欲望便通过断绝欲望、退回内心城堡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不仅失之偏颇,而且过于苛刻(有违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退回到内心的城堡”的纯心灵自由的确存在,但并不都是精神的自我阉割,还有不得已情况下对自我的最后坚守。我被暴君囚禁了,我失去了“自由”,我对暴君说“你关得了我的身关不了我的心”。对此可以有两种可能解释,一,那是我自我慰籍的精神胜利法;二,那是我最后一种反抗和坚持自我的方式。没有理由否定第二种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没有理由否定纯精神自由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即便“退回内心城堡”是一种逃避和阉割,只要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外在的强制,都应该是“消极自由”允许的,因为“消极自由”理应容纳一切非强制的自愿行为。甚而至于,不要说自愿禁欲,哪怕自愿服从权威、“自愿当奴隶”[⑦],都应该属于“消极自由”。根本原因在于:“消极自由”是对“自我”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的自由。相反,伯林对自愿禁欲、自愿服从权威之类行为的排斥意味着他必须区分真实的自我和不真实的自我(他在某个地方称为“正常的自我”和“不正常的自我”),从而与他所谓“积极自由”一样可能导致打着自由的旗号反对自由的现象。如果你认为信仰宗教就是自愿服从权威(我认为通常就是如此),你是不是会主张“宗教自由”不属于真正的自由、应予废除因而应该禁止信仰宗教呢?如果是这样,你就在以“真正自由”的名义主张强制。可见,伯林自己就有成为自由敌人的危险。

  因此,我认为,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必须给予一定的修正,必须把“消极自由”理解为“最低限度的自由”,即门槛最低(但包容最广)的自由。它要求于自我的只是不妨碍他人而不管其意志和行为的高低真假,从而真正照顾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与此同时,需要明白的是,“消极自由”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自由”,但却是最脆弱的、最易遭到侵犯的自由,确保这种自由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真正保障了这种自由的时间和地域是非常之少的,以各种各样堂而皇之的理由侵犯“消极自由”乃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也许,正是因为个人面对周围各种势力(最主要的是政府权力)显得异常脆弱,往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也没有),防止外来侵害成为个人自由的头等大事,伯林才把人最基本而最重要的自由称为“消极自由”即从反面、否定性方面去理解的自由。如果是这样话,我认为他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比“我的人生我作主”意义上的自由更重要的了,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不见容于人类历史的了。

  

  三 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

  

  那么,什么是伯林所谓“积极自由”呢?我说过,“积极自由”指从正面、肯定方面加以界定的自由。但这只是形式化的说法,究竟什么叫从正面、肯定方面界定自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伯林的回答也是貌似清楚实则模糊。总的说来,伯林认为,“积极自由”乃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意义上的自由。他反复提到,“积极自由”回答的是“谁是主人?”的问题。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对“谁是主人?”问题的回答是“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可见,似乎可以像我在别处所说,伯林“消极自由”中的“自由”指“自愿”(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积极自由”则指“自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⑧]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样说还是不够准确。因为“消极自由”也可以说是“自主”,“积极自由”也可以说是“自愿”,“自主”与“自愿”很难区分。自愿作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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