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9 次 更新时间:2009-07-06 14: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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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2009年5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演讲.修改版刊登在《经济观察报》2009年7月6日。 完整版本发于凤凰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中国大呼吸》一书。)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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