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9 次 更新时间:2004-04-08 0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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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的帷幕已经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

  这正是反思的时机。——或许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以后”这样的命题:此刻想做的,正是“庆典以后”的反思。

  这些日子,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北大;也写了许多——关于北大。但凭着我的直感,我们仿佛又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

  我想起了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学的来信,说到校庆那天,“怀了不少旧,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这也难怪,后面的事不好说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避重就轻”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这倒也罢,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我于是想起了那一本书——那是“大批判”时,校方发给每一个学生,作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我有个收集资料的习惯,朦胧中仿佛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个历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可见我大概从头就是一个“谬种”),文革后期退还抄家材料,它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却不料在向周围的年轻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谁“没收”而后悔莫及——连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有这般的曲折……

  于是我又四处打听,寻问,终于通过某个途径找到了,而且还有好几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了书……

  我首先要寻找的,是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那是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的——

  “……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注:原文如此)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注:原文如此)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进一步更全面更正确的运用、阐明和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个性!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我们的广场期待着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7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的相似!——同样是集合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旗帜下,对“习以为常”的既定观念、习惯,进行大胆的置疑与挑战;同样是呼唤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力的发挥,与个性的解放,呼唤社会的民主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背后的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巨大期待,等等,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独立,自桑??校?丛臁钡木?瘢?谖铱蠢矗?馐恰氨?大精神”的核心所在,它所提供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范式。而几乎要溢出字面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更使得这些20世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革运动的参与者,看起来像是精神兄弟;因此,当年“广场”的勇士们自称为“五四的后裔”,北大精神的传人,这是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夸大的。

  或许这只是外在的印象,不足为论;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比较、分析下面这些论述吧。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叁害(按:中共中央当时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群众概称“叁害”)的根源”;“目前除叁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叁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叁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叁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叁,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叁害”,“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无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最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心,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按:1957年5月19日,北大部分学生自发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当时就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去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华(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有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或许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然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和呐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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