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李昌平为什么成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4 次 更新时间:2004-04-06 22: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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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进入专栏)  

  

  时间翻开了新的一页。关注三农问题的人继续关注着李昌平的新职业、新著作和新动向。现在,我们能否说,与西乌拉帕发出《李昌平为什么失败?》相对应的,或者说同一枚钱币另一面的是,李昌平为什么成功??

  

  是失败,还是成功??

  

  李昌平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这在不同的人看来会有明显不同的判断。西乌拉帕是我在三农问题上的“精神同盟”,他曾在将李昌平与张德安的比较中,认为受过高等教育、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在棋盘乡开展改革,面对强大的地方势力,最终不得不出走。“李昌平失败了”。?

  但是,几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李昌平是否也成功了呢??

  在现行的体制环境中,一个人成功与否,除了自我评判外,面临两套外在的评价系统,即官方评价系统和民间评价系统,官方评价系统又可分为地方(基层)评价系统和中央评价系统。从理论上说,这两套评价系统应该是一致的。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旧观念和体制的磨擦,必然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和由此而来的利益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两套不同的评价系统必不可免地会发生位移甚至对立。?

  作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政权主要是县级政权传统政绩观的评判,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棋盘乡全体百姓的评判。在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化的现实面前,李昌平的理性选择有二:一是顺着既定的基层权力游戏规则运作,出色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任务”,捞取个“先进乡党委书记”之名,为日后升迁铺平道路。这是一条习以为常的公认的“成功之路”。二是面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急迫现实,冒着丢掉乌纱帽的政治风险,上书国务院总理诉说三农问题真相。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昌平在良知的敲击和讲真话的信念鼓舞下,毅然选择了后者。这就使他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基层虚假汇报和泡沫宣传中,捅了三农问题“形势严峻”的娄子。这样,在地方政权的评判中,李昌平无疑失败了。但在中央政权的评判中,李昌平的行为符合执政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执政为民的理念,他的上书信得到了总理的重要批示,引起了高层对三农问题的空前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昌平是成功的。同时,在民间评判中,李昌平不仅赢得了棋盘乡农民的普遍赞誉,而且赢得了大众媒体和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这就使李昌平从数万名不知名的当代乡党委书记中一跃而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出现”无疑大大提升了国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高层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说实话难的体制因素?

  

  李昌平不讲实话,传统的地方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排挤他;同样,李昌平不讲实话,公众舆论和广大民众也不会广泛认同他。李昌平不向总理和百姓“说实话”,也就没有今天的李昌平。李昌平失败也好成功也罢,皆因在谎言和沉默的环境中斗胆讲了实话。?

  李昌平在基层讲实话却遭遇“失败”,体现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体制对谎言的培植和对真话的排斥。?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县乡村三级基层权力组织在与农民的博弈和互动中结成利益同盟。这个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不仅在对付农民抗争而且在应对省市特别是中央政权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上,具有高度的利益共同性和行动一致性。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权力运作已经形成一整套不利于讲真话的游戏规则。?

  一是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干部的任命制是坚决反对的。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在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干部的任命制是在苏联时期才得到普遍采用并逐渐僵化起来的。我国深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广为推行干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就成为维系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的主要纽带。对干部来说,大部分情况是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俯首贴耳,对农民群众则颐指气使。这种对领导的卑恭和对农民的傲慢,构成了干部的“二重性”。?

  二是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这种目标管理责任制通过将政府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指标层层分解,从县分解到乡镇,从乡镇分解到村,村再分解到每个农民头上。年初各级签订目标责任状,年终依据目标管理责任状进行考核,以确定“政绩”。这种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压力型体制”,使县乡村三级的经济指标承包制演变为政治责任承包制。凡是与目标责任制有关的“指标”,各级领导干部就想方设法(包括弄虚作假、盘剥农民)去完成,而与目标责任制无关的事,就撒手不管。所以常出现这样的困惑:各级各部门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状,可农民群众却怨声载道,各种问题堆积如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三是政绩至上的任务完成制。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基层政府行政的目标就会由口头上的“为民造福”转变为实际工作中的“政绩至上主义”,而这种“政绩至上”又仅仅体现在一大堆具体的数字指标上。虽然这些数字指标任务在各级不择手段的种种努力下到年底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普遍呈现出来的严重问题是:统计数字严重失真、乡镇债务日益扩大、“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干群矛盾不断激化。

  ?

  “权力漩涡”?

  

  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在严格的游戏规则运作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权力漩涡”。这种“权力漩涡”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一切不适应这种“权力漩涡”运转的个人,都将在这种“权力漩涡”中遭到无情地排挤和围剿。在这种“权力漩涡”中,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党员领导干部,也会对农民的遭遇深表同情,对旧体制的弊端深刻反思,对某些干部的粗暴作风强烈不满,他们力图以自身的人格力量来抚慰农民,抗争旧体制对人性的束缚。这种积极进取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却难免不合“权力漩涡”的节拍,其结果大都是悲剧性的:不是被“权力漩涡”排挤出局,就是被“权力漩涡”彻底埋葬。李昌平就是在这种“权力漩涡”中被排挤出局的典型代表。?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讲真话、实话,必然会赢得民众和舆论的强大声援和道义支持。执政党对实事求是精神长期不断地弘扬以及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强势宣传,必然会鼓励和宽宥李昌平这样的说实话者。这就使李昌平在被基层权力排挤“出局”之后,却意外地获得了整个社会宽广臂膀的热情拥抱。现在,他已经在NGO中担任项目官员,从事着一项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崭新事业。?

  

  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李昌平并不是第一个看到三农问题严重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敢于舍弃乡党委书记乌纱帽而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人。李昌平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他超群的智慧,而是他非凡的勇气。这正用得上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朱有志最近概括出来的一句话: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人治转向法治,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侧重单一的经济发展到注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转型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关键需要国人的求实精神和创新勇气。?

  执政党在十六大上全面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也空前地鼓励着人们的创新勇气:“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性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李昌平为这句话作了最生动的注脚,同时也启迪着人们要对具有创新勇气者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宽容,因为社会文明进步的车轮往往是那些具有叛逆精神和非凡勇气的人的双手最先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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