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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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行业协会是一种管制方式,借助于它,同行企业相互联合,并将权力授予一个中心组织,以增进共同利益,管制行业内行为,并使产业内成员及那些其战略和行为能危害行业利益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序化。

  一般而言,行业协会在竞争性和市场分散化的产业部门,以及在最终消费品部门(如纺织品、药品和半导体产品等)尤为繁荣(Hollingsworth and Lindberg,leon,1985)。工商协会在治理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Schneiberg and Hollingsworth , 1990):

  (1) 通过建立标准合同、制定价格目录、组织联合的买卖,并管理和参与与工人的集体谈判,工商协会建立了一种让行为人达成协议和建立交易条款的程序;

  (2) 通过创立许可程序并设定安全、质量和竞争的标准,工商协会建立了治理市场行为的规范。

  (3) 通过检查和测试服务、行为监督以及传递有关发明、成本、价格、经济形势和政治发展的信息;通过设立消费者投诉办、建立仲裁和日常谈判制度;通过设、组织禁运、有选择地供应市场、政治表意以及其他的部门公共商品,工商协会能够发挥监督和实施规则、减少冲突和促进成员的选择能力。

  (4) 通过分割区域和市场份额、联络买卖双方、开展能够使成员独享和分享利润、研究、专利、劳动和剩余产出,工商协会能够发挥多种配置功能。

  (5) 工商协会还能展开游说,联合政府管理者制定和实施政策、并协助政府管制经济和实施援助计划。

  国内有学者把行业协会的功能归纳为自律、发展、协调、互助、服务、交流、调解和制衡八大类(陈 ,1999)。Streeck和Schmitter(1985,p.4、9)列举了12项指标对市场、国家、非正式网络和协会这四种治理结构的特性作了细致的比较。(如附表一和附表二)。Hollingsworth和Boyer(1997,pp.15-18) 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详细的分析(如附表三和附表四)。

  

  2. 行业组织的制度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

  

  那么,行业组织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如何发生的呢?在何种环境下它们的上述功能才能够有效发挥?它们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是如何互动和互补的?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行业组织的形成有何独特的意义?从近20年来的文献上看,在这个领域,除了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开始进行大量讨论外,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们也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本小节只介绍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进展,其他社科学家的贡献放在本报告第二部分加以讨论。

  2.1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组织化的“私序”的产生和运作

  私序(private order)相对于“公序(public order)”而言。它基本指的是社会个体基于自动形成的个人关系资源或自愿加入的组织化团体,在长期交往博弈中而达成的自我约束机制。当然,在一个国家里,私序可以上升为普适性的正式法律制度(即公序),但在此之前,它们是在国家法律制度(如果有的话)的约束下,作为公序的补充或替代局部地发生作用的。交易主体在私序和公序之间的选择,以及在各私序(如上述“国家”之外的各种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选择,基本上是由各种秩序或制度下的交易成本①所决定的。我们不妨结合重复博弈的原理来分析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补充和替代关系。

  2.1.1 法律和关系合约之间的替代关系。

  在一个孤立的交易中,交易双方都有欺骗的激励,即卖者可能出售劣质商品,而买者则可能拖赖货款,结果导致双方都无法获利。解决此“囚徒困境”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法律,如果有事先合约,而违约的惩罚又足够的严厉,则交易任何方都不敢违约;二是重复博弈或关系合约,为了维持未来的交易,交易方会自律不去榨取当前交易的最后一文,以避免损坏长期合作的关系。

  但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法律有时不存在,即便存在,它们的运用也成本过高。一部“撰写”出来的好法律之所以不能解决问题,是因为建立功能良好的司法制度费日颇多,法官和律师的训练也是如此。

  即使在具备完备法律体系的国家,法律也依然无法毫无阻碍的运作。这是因为诉诸法律的交易成本有时会高于使用关系合约的交易成本。另外与法官相比,市场参与人在判断承诺是否有效执行方面有着如下三个优势:第一,在监督交易行为上,交易人比法院更专业;第二,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比法院作出的单纯责任决定更为精细;第三,他们还会考虑到保留那些不宜传达给法院的商业信息(Charny,1990)。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减低取证和执行的交易成本,功能健全的法律体系,仍然有必要得到关系合约的补充。而当法律不健全时,关系合约甚至可以取代现有法律。

  2.1.2 自动生成的关系合约和组织化的关系合约之间的替代关系。

  当交易并非锁定在当前的交易双方,即当买者能够轻易发现另一家可交易的伙伴时,卖者对断绝未来交易的担心程度就将减轻。这意味着锁定交易对象只在缺乏市场信息或高交易成本的欠发达市场经济中才起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摩擦的降低,断绝原先固定的交易关系的成本也会降低,企业对关系合约的依赖程度也就降低了。

  但交易的未来可持续性风险依然存在,这时断绝交易的除了原有的交易伙伴外,可能还包括原有交易者所属群体的另一些潜在的交易对象。也就是说,某一社群的多边信誉约束机制有时能够有效约束其成员与不良交易者发生交易,如中世纪的海外贸易代理监督网络“Maghribi 贸易者联盟”(Greif,1993)。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长期自发形成的社群性多边信誉约束机制即多边惩罚,还需要借助于某种正式的组织,如独立的第三方(批发商或其他市场中介)以及企业自愿组成的工商协会。为本文主旨起见,在此我们只讨论工商协会的制度成本优势及其功能原理。

  2.1.3 协会组织的功能优势

  信息提供、协调行动是协会组织两大理论上可分而现实中不可分的功能。

  就信息提供方面而言,协会组织主要有三种功能:第一,信息库功能。当协会中的某一个买(卖)者准备与某一新的卖(买)者做生意时,他可以从协会的信息库中查询该卖(买)者历史上是否有不良之前科。当然一个管理优良的协会组织所收集的信息远不止于此。其次,一个信誉良好的协会组织可以受委托去调查违约投诉的真实性,以免冤枉“好人”。这时的协会组织扮演的是一个信誉评价中介和投诉甄别中介的角色。再次,协会组织可利用其专业化职员或共同使用外部知识资源,为本行业整体的发展前景提供预测,当然也可以为成员或成员群体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这三种功能所提供的正式交流渠道,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信息在个体间传递过程中的失真问题,从而节约协会成员和其潜在交易者的信息收寻成本。

  就协调功能而言,它包括两种更加密不可分的机制即协调对外行动和实施内部惩罚。经济个体之所以加入协会,说到底是为了分享协会组织这种正式网络的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即除了享受上述信息服务和成员身份特有的信用声誉外,成员们还能从协会所组织的一致性集体行动(如政策游说、抵制不正当竞争、联合诉讼等)得到直接和间接的好处,如降低交易成本、共享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以及共渡经济萧条等。

  开展集体行动,除了拥有充分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协会组织在培养成员诚实意识和克服搭便车方面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一方面,重复博弈有着双重均衡,一种是建立在社群惩罚威胁之上的长期合作,另一种是建立在自增性预期(即每一方都料定其他方会使诈,因而自己也行骗)上的不合作均衡。因此长期稳定的合作首先将面临一个障碍:除非你相信其他所有的人都诚实行商,否则你也不会诚实行商。因此为了规避不诚实均衡,就要求每一个人都改变对他人的看法,同时也改变自身的行为。这种协调性变化是无法自动发生的,除非是孤立的交易,否则就要有人将相互交叉的贸易网络组织起来,在组织内培养和强化相互信任的意识(McMillan and Woodruff,2000)。此外,组织化的关系网络所建立的正式仲裁程序,还有助于解决合作收益在成员间分配时可能产生的纷争。

  另一方面,当缺乏一种法律外的惩罚机制时,合作或集体行动有时会因某些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如明知某买者人欺骗了一个卖者,而依然与其进行交易)而削弱或失败。协会组织通过制定规约和处罚程序(罚款、停工或开除),能够对那些过于软弱的成员实施处罚,从而避免那些只顾及短期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行业整体利益的损失,如中世纪欧洲著名的商人“基尔特(Gulds)”(皮朗,1985,1987;Greif等,1994)。

  2.2 行业组织的负面作用

  与其他私序机制一样,行业组织也有其负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由共谋和排他性的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引起的经济低效率,以及实施犯罪性暴力所导致的社会成本。

  如上所言,协会组织不但拥有供需双方的信息,而且还掌握惩罚性的协调能力,一旦行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单边性的或区域垄断性的行业协会就很容易把天然的协调能力转化为共谋的能力,实施有损于竞争者、客户、消费者以及协会内弱小企业的利益的行为。这些行为在限制竞争方面的表现有统一定价、数量限制、划分市场、共同抵制和拒绝同行非成员进入已有市场的竞争等;在鼓励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表现有拒绝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歧视、内部利益团体的歧视等;此外还有对会员之职能和活动的限制(梁上上,1998,pp.116-118)

  上述各种违竞行为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协会组织的性质,如全国性同业公会容纳了行业内大多数上下游企业,它的立场就较为中立;有的同业性公会不具备全国性的垄断性,还面临着其他同业公会的竞争,这时它的行为会受到相应的制约;还有的行业协会没加入全国性同业公会但却在某产品市场或某地域性市场上拥有组织垄断权,它们最容易达成垄断性合谋。

  在运用其协调功能的时候,有的行业协会会使用触犯国家法律(如果有的话)的危及成员和非成员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从而有损于社会秩序,增加社会成本。

  

  3. 行业组织的权力来源及其约束:从社会合法性到法律合法性

  

  如上所论,行业组织长期发展起来的信息能力和协调能力所形成的组织性关系网络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节约成员交易成本、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的优势,又有阻碍竞争和增加社会成本的劣势。因此探讨其权力资源的来源和边界,也是研究其生发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只不过这项工作必须超出经济学而进入社会学和法学的领域。如果说经济学提供的是行业组织存在的合理性理由,则社会学和法学则可提供行业组织的合法性理由。而只有同时具备经济合理性及社会和法律的合法性,现代国家中的一个社团性的行业组织才可能存在并健康地发展。

  合法性概念的实质是“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从理论上说,社会现象由于具有合法性而得到承认,但从社会学研究来看,社会现象恰恰是由于得到了承认,才见证它具有合法性。以这种“承认”为指标来分析社团的合法性时,可以把表达承认的主体界定为国家、政府部门及其代表人物、各种单位、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上的个人。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承认是与同意、授权社团开展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是与合作、提供资源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承认则是与个人的参与联系在一起的。社团活动是一种群体的或组织的公共活动,这三种主体赋予它的合法性是它开展活动的基础(高丙中,2000)。①

  3.1 社会合法性

  任何一个民间社团的建立,首先必须具备社会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产生的基础可以是传统、可以是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有共识的规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我国,以“商人基尔特”、“手工业行会”、“同业公会”、“行帮”、“商务会馆”、“行会”以及“商会”等形式出现过的民间行业组织,都以一种有效的工商业活动管理方式沉淀在各国的商业文化传统中。

  以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为例,它就是在欧洲商人在开展海外贸易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海外贸易充满了风险,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往往结伴而行,并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推举首领商队的首领,同时建立起相应的义务和贸易收入分配规则。当他们在某一港口或城堡周围逐步定居下来以后,更进一步地开始自治性的管理商业和公共生活的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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