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8 次 更新时间:2009-07-04 2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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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事业的发展没有止境,人们的探索、思考和认识也没有止境。正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独有的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深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近期,《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一些国内外学者,请他们围绕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与模式发表意见与看法。这里摘登部分访谈内容,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仅供读者参考。文章排列以主题内容为序。

  

  阎学通:加强民族国家建构是中国未来的重大使命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从清末的天朝意识到现代国家意识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也日益加强,这是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但是,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尚未完成,而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求以这种民族建构为基础。几十年来,中国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巨大困难:一方面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这是一对矛盾。所以必须要明确,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就要采取一切有利于培养所有公民“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的政策。也就是说新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些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西方国家总是有人批评我们破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其实西方国家自己也没有鼓励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政策,都采取了统一语言教学。面对西方批评的时候,应该明确一个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讲,是让全体公民有共同的民族认同重要,还是让别人表扬几句重要?究其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民族建构问题上缺乏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政策中的矛盾使得民族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这导致国际社会产生了一个印象,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者国际社会认为一个分裂的中国是合理的。

  举例来说,现代民族国家都实行统一货币,但当前我国却存在着四种货币:人民币、澳元、港币、台币。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民族统一是非常困难的。再如,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民众定居的自由,这必然造成不同民族的人混居速度缓慢。当前,全世界都在流动,而我们的户籍制度却阻碍国内各民族的流动。多种货币、户籍制度、血缘主义国籍原则等政策实际上加强了国内的区域和民族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抗衡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

  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国家不断分裂、国家数量不断增加。第二种状态是国家数量日益减少,是一个统一趋势。第三种状态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分裂时期。第一波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第二波是6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三波是冷战后的民主化分离主义运动。三次运动使国际上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至今,这个分裂进程并未完结。在以分裂为主的历史进程中,能够抵制住历史潮流的国家就能维持国家不解体。对中国来说,面对一个分裂成为主流的国际环境,政府应在民族建构中投入更大精力,减少分裂的危险。

  

  王缉思:世界认同中国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所以我不认为有一种可以被普遍借鉴的“中国模式”。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其他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模仿或重复中国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国的成功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建立在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很多政治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走中国式的道路。

  中国的成功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人权和更完备的市场经济。这些方面显然还有待完善,我们还有很多的试验没有进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海内外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存在疑问是很正常的。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也有不利影响。当一个文明的主流文化不能为外人所融入、所认同时,这个文明就不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这个国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如果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文化就要有更多的普世性。现在的中国文化在包容性和普世性方面还没有达到西方文化的水平,还不能被普遍认同并有效影响世界。当然,中国文化有影响世界的独特方式,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成员也的确可以部分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比如,我10年前就曾说,如果中国强大起来,连著名反华派、美国议员佩洛西这样的人,也迟早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她果然有所变化。基辛格、老布什、小布什、施罗德、希拉克也早就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了。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感化人的能力,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渗透力,是很多文化里所没有的。当然,这种包容性在他人看来也不完全是好事。西方人认为现在中国的一些做法不讲原则,只讲利益,而他们大都有一个明确的是非标准。在中西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用“大而化之”、求同存异的道德相对论,有时可以化解掉西方人的“原则”,但是不可能无限化解。对外国人来说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宗教信仰,是化解不了的。再比如说气候变化、环境恶化问题,它关系到全人类,包括中国人的生存,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甚至涉及宗教信仰。单纯讲利益的道德相对论解决不了问题。世界最终能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认同中国文明,取决于中国发展道路能否成功,中国人的文明素养能否令人羡慕,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能否不断得到普世性的认同。

  

  衣俊卿: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

  衣俊卿,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黑龙江大学教授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一种既向世界和国际开放,又自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正在展示出特有的发展活力、发展潜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一方面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欢欣,另一方面也要时刻保持理论的清醒和警醒,在对“中国模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要看到中国自身发展的基础依旧薄弱,看到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困难和压力。具体说来,如何使“中国模式”在普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规避风险把握机遇,如何使“中国模式”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对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等等,既是紧迫的实践课题,也是重大的理论课题。一句话,“中国模式”不是完成的、封闭的模式,而是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当我强调要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时,并非断言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不具备理论内涵。恰恰相反,一方面,“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本身就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丰富内容;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分别从中国的视角或全球的视角,从经济的维度或政治的维度,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发展潜力等,做了许多理论探讨,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还有许多现实的和发展中的重大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和解决。实际上,目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认识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和赞美的态度,并努力从中国的实践中借鉴经验,探索自己加快发展的途径,而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态度上,既有能够相对比较公正和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认识的明智人士,也有很多怀有戒备、警惕或敌意的人士,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相关问题持否定的评价,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国内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认识实际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其中既有过分偏重西方的模式而限制“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把“中国模式”限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经验的偏颇做法;也有出于爱国主义热情,甚至出于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中国模式”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因此,我们在讨论中既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他国可以效仿”的乐观结论,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不好推广”的谨慎结论。总体上看,真正从人类社会演进和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中国经验,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国模式”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是我们应当正视的问题。我们常常强调要推动理论创新,要在深层次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寻求突破,在这种意义上,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最需要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

  

  黄宗智: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

  黄宗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

  

  60年来,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是非常独特的。前30年,中国在党政国家集权制度之下,工业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基本上消耗殆尽,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推动力。

  经济发展除了需要国家力量推动之外,私人企业家的创业也是重要的推动力。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因为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私人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不可能克服。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发动潜在企业家们的创业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方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并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选择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采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这一体制创造了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研究这一体制我们发现,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

  在维持总体制不变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才(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正因为权威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谓“比较优势”,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有效地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可以说,中国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便可能形成官员+企业家的“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正因为把GDP发展放在第一位,才会相对忽略环境政策的实施。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忽视,它更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

  从目前情况而言,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模式现在也亟须进一步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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