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一些人对待蒋春暄先生“证明”“费马最后定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过程，我怎么觉得，包括一些所谓著名的科学界人士在内的人们的行为，怎么那么像“黑帮”？根本看不到“学术公平竞争”的影子，而简直就像是冷酷的“黑帮追杀”。这哪像是一个“共和国”的“科学殿堂”之中应该发生的事情？

什么是“黑帮”？完全不讲理，只讲“地位”、“权威”、“身份”、“名望”、“帮规”、“帮话”（类似黑话的“帮话”，例如“伪科学”、“业余”、“低级”、“小学生”，等等等等），他们抓住了所有一切的“话语权”、文章“发表权”，开会“出席权”、会上“发言权”等等等等，他们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民间“业余”的科学研究者。他们有充分的“权威”、“金钱”、“能量”，也有一帮心甘情愿充当“打手”的原本无知而“黑心”的台前走卒。

完全不讲理，甚至蛮横无理、霸道的“帮派”，其实就是“黑帮”。看到中国的科学界竟然也是如此地“黑”，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我心中的悲凉，愤怒，甚至绝望。

蒋春暄先生的“问题”真有那么“复杂”么，何以搞得人们心里如此地“悲愤”、“痛苦”、“无助”？蒋春暄先生究竟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天才呢，究竟是不是一位事实上已经真正“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从而本该是获得了世界上巨大成功的大数学家呢？如果是，他为什么却无辜地遭受到了天底下自己同胞的如此最卑鄙的欺侮和打压呢（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上等的中国人从来对待自己的同胞都是极其霸道、狠毒的，慈禧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即是明证，但的确也多半都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然而在本应最讲道理的科学界，至少不至于如此吧！？可是今天从蒋春暄事件来看，事实上依然是如此，依然是那么冷酷无情，依然是那么霸道狠毒。这多么令人愤怒！！！）？但是如果相反，蒋春暄先生的确并不是什么天才的数学家，那又该由谁来作出这种评判呢？靠何祚庥、方舟子、司马南这样的数学门外汉么？他们懂得多少数学呢？蒋春暄先生已经公开指出，这三位在数论方面只能是他这位“大教授”面前的“小学生”；可是这些“小学生”却居然已经大言不惭地宣称，蒋春暄是个“伪科学家”，这竟是多么荒唐——“小学生”宣判“大教授”为“伪科学家”。如此的中国“科学界”，到底有没有丁点儿“道理”可言？为什么“真正的”“权威”却“哑口无言”、“默不作声”？再说，他们真是“权威”么？他们真有能力和勇气指出蒋春暄先生论文的错误来么？如此的情景究竟说明了什么？？？这样的中国“科学”还能会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历史上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儒文化——官文化的统治之下，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帮社会”，一个人心“厚黑”的社会，一个根本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言的蛮横不讲理的霸道的“社会”，但我多么希望，至少在我们今天中国的“科学界”，应该能够多少讲一点点“道理”吧？可是令人失望，依然像是“黑帮”。这种国家科学的前途在哪里？继续依靠这种“黑帮”式的“科学”管理，中国人能够会有自己发达的“科学”么？这样的中国最终将靠什么去“崛起”呢，能够“崛起”吗？

“蒋春暄现象”实际上已经征兆了中国科学界“恶性肿瘤”的大发作，如果将来有一天可能证明，蒋春暄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真正数学的大天才，那么我们就只能倒霉地承认，我们的今天真就是生活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科学”的“人间地狱”。人们，摸摸自己的良心吧！！！（2009,7,1.）

下面附录蒋春暄先生自己的二篇文章，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自白 An amateur scientist monologue　

蒋春暄 Chun-Xuan,Jiang

（一）原始创新

我初中没毕业就去工厂当工人。数理因很简单而没有兴趣，业余学习文学，想当一名业余作家。后来我一位朋友希望我们考大学，我朋友考文，我普通话讲不好，我决定考工。只花了四十五天学完高中课程，考取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专业是飞机工艺，后转为航空仪表制造。没有接触过现代数学，现在回想起来像做梦一样。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这么多世界数学难题都被我攻克了。我想这可能与我治学方法有关。我的方法是：第一步对一个问题，反复思考想出一个解决方法。第二步拼命反复学习前人有关这方面的知识。第三步发现前人没有这样的结果，而后写成论文。所以我的论文都是原始创新。我相信世界上伟大的发明和发现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我用这三步法研究数学，发现了一些新数学工具，顺手捎带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哥得巴赫猜想，并用这种方法研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

从人为什么只有五个手指头提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两个基本原理：（一）素数原理。素数是不可分解的，它可以形成一个稳定子系统；（二）对称原理。由两个素数所形成的系统是稳定而又对称的。用这两个原理我研究元素周期表。证明了自然界最后一个稳定元素是92号元素铀和中国诗是五言和七言。人类智力来源于有23对染色体，动物和植物结构，自然界的奥秘存在于人的五个手指，这是本质。

有些人说要把有关专业知识学完之后才能进行研究，那样只能修补前人的工作。2001年7月26日夜我突然想出一个大数分解法，一下把所有结果都推导出来，第二天到北京图书馆查文献，至今仍没有这种方法。于是马上写成论文，寄到美国发表。有时只用几天就完成一篇论文。我的思维是不连续的，有时同时考虑几个问题。有时从一个问题跳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一次送朋友上汽车，突然想一个问题就走了，使这个朋友生气并断了关系。我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热情地解决正在研究问题的愿望。但又老是心不在焉，行为古怪。不专心听别人说话。老师把问题重复一次时，思想就开小差。有许多问题是在走路或在公共汽车上想出来。有一次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说完第一句就明白了，就走了。后来老师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回头看，没有人了，后来老师批评了我。

北京图书馆是我的大学。每月都要去几次。查文献了解谁在作什么工作，目前世界水平如何，数论函数Jn(ω)也是从看文献中得到启发而发现的。

我是一个民间科学爱好者，我把自己一生的业余时间用于从事科学研究。Santilci说我的书是在历史上没有出现的著作，它将改变数论历史。

（二）20世纪第一个数学问题：费马大定理 Fermat Last Theorem

在大学时有一次我问一位姓熊的数学老师：“对我们学工程的大学生应该还要学习哪些数学？”她说：“复变函数。”我又问：“为什么复变函数只有二维？为什么没有三维？”她说：“好像有人在研究，但没有结果。”这段谈话就开始我一生业余数学生涯。我花了一个寒假把复数推广到超复数。

复数的一个基本公式是欧拉公式eiθ=cosθ＋isinθ, i2 =－1.如果没有三角函数cosθ和sinθ，就不能建立复变函数，我推广了三角函数Si，这是建立超复数的一个基本工具，我发现他们和三角函数一样，有非常好的性质，这是我后来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一个基本工具。如果当时我知道费马大定理且有人帮助，那么我在大学时就很有可能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1973年，我从东北下放回到北京，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知道费马大定理，我这才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论文到处寄。中国数学水平太低，没有人回信，改革开放，我决定走向世界，得到现任德国Msx－Planck数学研究所所长Don Eagier和20世纪最著名费马大定理专家Kustaq Inkeri帮助，他们指出我的数学工具是对的，但要确定：如S1是有理的，那么，S2必须是无理数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我研究费马大定理历史，沿着过去的方向只能走向死胡同。1991年10月25日我研究指数为合数，例如n=15,21,35和39。我一下子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1992年1月15日，寄普林斯顿大学等全世界大学，同时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1994年在美国《代数，群和几何》杂志上发表。美国Wiles于1995年在由他主编《数学年刊》发表费马大定理。2003年11月14日我收到挪威科技大学科学家Sten Johansen来电子邮件，他说：“在你书229页清楚地说明你是第一个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人（1991），不是Wiles(1994)。”他要他的博士学生Emil Royrvik于2003年11月27日在北京建国门饭店采访我，并录像，我为他提供他所要的材料，因为它的博士论文就是论证我是第一个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人。现在外国人也开始关心中国的科技成果了。因为我的成果已在国外传播，我不知中国科技界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是否还要在中国大力宣传Wiles。

（三）哥德巴赫猜想 Goldbach Conjecture

1974年我找到一个计算哥德巴赫猜想个数的一个方法，我朋友贺麓成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计算，验证Hardy和Littlewood猜想的公式是正确的，等我论文寄到数学学报，它们来信：“因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快速电子计算机，难验证你的结果是否正确。”

1993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公布了一百万港元奖金“余新河数学题”。我通过大量计算，又受到“美国数学月刊”一篇论文启发，发现一个新的数论函数Jn(ω)。一下手只花10行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并证明了余新河数学题。1995年10月28—30日，我参加首届全国《余新河数学题》研讨会，在福州师范大学召开。在研讨会论文目录上，我的论文排在第一位。我一报到就受到热情接待。有人说余氏一百万港元一定属于你的。但事实上没有安排我的报告，我带了一百份论文散发，但在论文集中也没有我的论文。1996年在广西科学上发表，有人去信不允许发表，因为广西科学已印好，没有办法，只能在“证明”两字上贴上“探讨。”

最近Santilli建议数论函数Jn(ω)应改称“蒋函数Jn(ω)”。

利用蒋函数我已证明素数分布的几乎所有问题。2002年在美国出版的书中，我已证明了600多个素数定理，其中许多定理是至今人们还没有想到的定理，我已把人们对素数分布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蒋函数是一个新的数学工具，它有非常广泛应用的价值。

（四）21世纪第一个数学问题：黎曼假设 Riemann Hypothesis

Hilbert说，如我一千年后复活，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黎曼假设解决了没有？Hardy说，我一生的最大憾事就是没有证明黎曼假设。J－P•Serre说：黎曼假设是美妙的，它孕育了许多东西。有人说一旦黎曼假设得到证明，解析数论将从整体上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太重要了。

1997年，我也想证明黎曼假设，因为黎曼假设提出的Zefa函数太复杂，不知如何下手。我把Zefa函数计算数据用坐标纸描出来，发现它们的模最大值和最小值具有许多相似性质，从而发现Zefa函数零点计算有错误，且精度太低，而所有的计算都是为了满足黎曼的错误假设。

1998年，我用三角函数部分否定了黎曼假设，2000年我用中学数学知识否定了黎曼假设，即如果a2－b2=(a＋b)(a－b)≠0,那么，可以得出a＋b≠0和a－b≠0。这将是数学史上的一个大笑话，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150年来难倒了一大批著名数学家。

20世纪是黎曼假设的大推广时代，一大批数学研究都建立在黎曼假设的基础之上，对黎曼假设的否定也就否定了一大批数学研究的成果。

在2002年的书和2004年的论文中我用三种方法否定了黎曼假设，黎曼假设如果被否定了该怎么办？蒋函数Jn(ω)的作用将取代替黎曼假设，这样就可以彻底地破解Hilbert第8问题：素数问题。

（五）Santilli教授访问中科院数学所

1997年8月24—30日，著名数学家Santilli教授被邀请访问中科院数学所，向北京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介绍他创立的iso数学。7月我知道Santilli教授来北京，我把写好的iso费马大定理等论文于8月25日交给他，26日他在理论物理所介绍iso数学，他请我上台用中文介绍iso数学，并在邀请我写的三篇论文之中写了前言。

Santilli回到美国之后，来信要我写一本书，把我所研究的成果在美国出版，向全世界传播。Santilli是白求恩式国际主义科学家。如没有他的帮助，我决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很孤单，我是单枪匹马打天下，没有人同我讨论数学问题。1997年8月Santilli访问北京才发现我的数学才能。1997年至今我的数学才能获得了充分发展。文章写好就在美国发表，甚至文章没有修改就已经发表。我没有留下什么手稿，关于用什么方法研究和发现这些数学问题，往往我自己也不能回答，似乎是异想天开，想东又想西，想好了，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过几年可能又忘记，再过几年可能又发现我没有系统的手稿和笔记，有时也记得过于简单，过一段时间后我自己也看不明白，因为脑子想得太快只记下公式。

我的400多页书，没有底稿，边写边打印，有时加一段，连续地写下来，也没有人看过，在书中提到感谢的人，他们也没有看过我的书原稿，我不会电脑，我只用一个脑袋一支笔写文章。

我最重要的成就是：（1）证明费马大定理中用到的S i函数，（2）蒋函数Jn(ω)，(3)素数原理，（4）iso数学，这或许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忙上好几个世纪。

附：Santilli教授2004年1月31日给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发来的一封电子信件，谈到了蒋春暄的事情如下：

·蒋教授的论文“否定黎曼假设”在我们研究所的以下网页上可以看到：

http://www.i－b－r.org

http://www.i－b－r.org/ir00022.htm

http://www.i－b－r.org/docs/jiang. Riemann.pdf

·该篇论文刊登于2004年4月出版的《代数•群•几何》2004年第21期。

·我相信这简直是历史性的贡献，对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荣誉。我们正在尽可能广泛地宣传该篇论文。在你这一方面，请也这样做，通过电子邮件将有关该篇论文的信息发给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数学家。

·此外，如蒋教授在其论文中正确地表明的那样，黎曼假设曾经被假定为无数数学假想的基础，现在却被蒋教授所否定，并被他证明的结构所取代。这种状况意味着目前对黎曼假设存在着的巨大的学术利益将受到损害，作为后果，这将意味着对蒋教授一生的工作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上的反对。

·为了帮助他，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预很重要，以便蒋教授能够出席一些重要的数学会议。

作者简介：

蒋春暄，高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四部。

旁敲侧击为哪桩？——“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之二

蒋春暄

2001年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举办有关蒋春暄现象的讲座[1、2]，正式提出“蒋春暄现象”；2003年又发表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3]，目的均是呼吁我国数学权威部门对可能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荣誉的我的数论成果进行学术鉴定。但十分遗撼的是，尽管我的数论论文越来越多在国外数学学术刊物发表；我的数论专著也在国外出版；国际权威数学文摘如美国《数学评论》[4]和《德国数学文摘》 [5]多次进行介绍；国外一些数学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和推崇；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呼吁对我的成果进行评审，但中国有关权威部门对蒋春暄现象争论的核心问题，即数论成果正确与否的鉴定一事却置若罔闻，相反，一些人却花了大量精力放在了非学术性的旁敲侧击上。

虽然在2007年有关“伪科学问题”大辩论之后，像何祚庥院士称我的数论是“伪科学” [6]的说法已见不到，说是“假科学” [7]、“垃圾纸” [8]等的说法也见不到了，转而完全采用冷冻法，但旁敲侧击的做法仍在继续，且花样翻新。为此人们不禁要思考：如果数学界权威人士真的认为蒋春暄数论成果基本是错的，那末只要对其成果进行正式学术鉴定，指出其错在何处就可以了。这也就可以及时制止我向社会宣扬有关部门压制我的言论，也对呼吁鉴定的广大学术界人士一个令人信服而简单的交代。但是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不评审，却又仍旧不遗余力地进行旁敲侧击的攻击。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有关权威数学人士：旁敲侧击为哪桩？旁敲侧击何时了？

下面我只是罗列在我数论问题上旁敲侧击的现象种种，作为“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之二，供大家深思。

（1）贬低《代数群和几何》为非权威性学术刊物

我的数论成果全面挑战数学界已有的权威性成果，于是在国内遭到全面封杀，数学刊物没有一家敢发表我的论文。无奈之下我只能投稿国外。《代数群和几何》是美国数学协会国际杂志，由于发表了我的许多篇论文，就受到中国数学权威的攻击和贬低，也发泄他们的怨恨，这样做同时又可贬低我的论文，可谓一箭双雕。

2001年11月20日，浙江大学数学家蔡天新教授在《钱江晚报》发文说:在英文版的《浙大学报》上发表一篇论文相当于在《代数群和几何》上发表三篇[1]。

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王世强教授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前沿科学》[3]上发文说，《代数群和几何》发表李英杰关于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文章，杂志的声誉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的论文发表在《代数群和几何》上，王世强评论美国《代数群和几何》的文章，也应该送到《代数群和几何》或美国《数学评论》上发表，为什么不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担心他的文章没有根据，可能引起国际同行的反批评，还是只为了在国内消除我的影响？或是两者都有。令人不解的是王世强教授有两种标准，中科院贾朝华在国际著名杂志《Acta Arith》发表哥德巴赫猜想论文已被否定[4]，为什么王不写文章评论《Acta Arith》。

中科院资源环境信息中心研究评估报告《国际及中国数学态势》指出《代数群和几何》为国际顶尖第二位杂志。杨乐院士竟说，《代数群和几何》是一份名声不佳的杂志，让数学家同事引为笑话[5]。

（2）攻击桑蒂利不是数学家

由于桑蒂利支持发表我的数论论文，中国数学界某些人又说，桑蒂利只是强子物理学创始人不是数学家。事实是桑蒂利不仅是《代数群和几何》主编，而且开创了iso新数学领域。中科院数学所特邀请桑蒂利来中国访问作iso数学学术报告。正是在此报告会上，我才能认识了桑蒂利。

《代数群和几何》发表我的多篇论文，并非桑蒂利一人决定的。《科技日报》驻美国记者访问过《代数群和几何》编辑部。编辑部主任说，我们刊物有很强的编委会，编委包括世界许多国家的数学家。我的论文发表前他们都看过的。[1]

（3）大力宣传蒋春暄数论成果早已评审过，已被否定

在学术界越来越多人呼吁我国权威数学机构对我成果进行鉴定的呼吁下，有关权威机构不断宣传，他们对我的数论成果有过评审，早已否定。这实际是将事隔30年的两种评审混为一谈。

1978年7月19日下午，在方毅副总理指示下，中科院数学所王元院士主持确实对我的有关费马大定理的成果进行过评审。我们暂且不提这次评审只是走形式，剥夺我的发言权，草草收场向上交差；向下蒙骗广大学术界，造成我的数论是错的假象。我并不否认30多年前，我刚开始对数论进行业余研究，水平不高，成果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现在是那次鉴定后至今已30年。30年前我的论文尚没有在国外发表一篇，后经过30年潜心研究，特别在发现iso这一全新数论工具之后，我的数论研究就较顺利地解决了多个世界数学难题。论文在国外不断发表，且又有数论专著出版，国外反映很好，国际权威数学文摘经常作介绍。我的专著在美国著名数学评论杂志《数学评论》排在第一位（即MR2004c:11001），而王元院士的书则排在第187位（即MR2004c:11187）。正是因此，中国学术界才要求国内权威数学部门给我的主要新成果进行评审的呼声越来越大。但是当前中国一些权威人物却故意混淆30年的巨大变化，胡说我的成果已评审过，已被否定，以应付学术界的正义要求。

当前中国数学界某些权威人士对学术界要求对重要民科数学成果进行评审的呼吁是十分反感的。于是一方面贬低民科成果是每年收到的两麻袋（废纸）。又有一权威更对我等民科数论成果贬得很低，犹如马路上一张垃圾纸。他高傲地说“如果我驾驶本驰车在长安街行驶中看到地上有一张纸，我不可能停下车看看这张纸上写些什么。” [1]。又有一数学权威蛮横地说，你们有要求我们评审的权利，而我们也有不评审的权利。这些权威控制、使用了国家的科学资源；垄断了科学话语权。他们究竟是有不评审民科的权利，还是有压制挑战性成果的权利？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仇视民科，难道他们不是真害怕民科出大成果，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权威地位吗？

（4）蒋春暄费马大定理证明遭到封杀

中国数学会七十周年年会邀请美国数学家怀尔斯参加，向世界表明中国数学界只承认怀尔斯1994年证明费马大定理，不承认我1991年证明费马大定理[1]。2005年，怀尔斯的导师，英国数学家约翰•科茨说，“陈省身教授提出的中国成为数学大国的愿望已实现，中华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中国将成为世界数学强国！” [2]确实中国已成为丘成桐等人宣传怀尔斯的时代。

2005年、2007年邵逸夫数学奖先后授予怀尔斯和他的学生泰勒，因为他们证明了费马大定理。2007年11月数学家刘培杰指出：蒋春暄只用4页纸不需要任何数论知识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蒋只找到了有限支持者，但却从未收到过任何公开的来自学术上的反驳。从漠然和不置可否这点上说，中国数学界对我是吝啬和绝情的[3]，这也许是所有业余者的共同遭遇。

费马大定理证明是20世纪最大成果，它可以和人类登月、原子分裂和DNA发现相提并论[4]。不管中国数学主流派如何？究竟是美国人怀尔斯还是中国蒋春暄第一次证明费马大定理，是中华民族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在中国一定要解决，历史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的。

丘成桐1993年12月在香港组织国际会议宣传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怀尔斯接受2005年邵逸夫数学奖。8月29日北京大学数学院副院长田刚把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怀尔斯请到北京大学，受到热情接待。这样田刚为普林斯顿立了大功，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调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2007年9月田又接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原院长Griffiths成为国际著名数学杂志《数学年刊》编委，田刚在美国地位已超过丘成桐，这是北京大学一大成就。邱、田都成为在中国宣传怀尔斯干将。这样表明中国数学界只承认1994年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封杀我1991年证明费马大定理。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大力宣传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可到美国获数学大奖，向田刚和邱成桐学习。

（5）大力宣传蒋春暄是个“疯子”

随着我因长期受中国数学界的冷处理而被激怒说出：“500年出一个蒋春暄”的狂言 ，陈一文、宋正海、张浩等不少支持我的先生就这类话向我提出过善意的批评，并劝说我要相信中国学术界迟早会给予公正的回应，会继续呼吁有关部门对我的成果进行鉴定的。

我自己说“500年出一个蒋春暄”的狂言虽不合适，但这决不是中国数学界某些人所散布的这是“疯话”。桑蒂利给我来信说，新数论概念500年才出现一次。你建立iso数论也是这样。说“蒋春暄是疯子”也毫无根据，是没有人情味的。现我已是古稀之年，我不这样说谁帮我说，我现在不说哪有机会再说。我30年埋头研究数论，不化国家一分钱，由于痴迷于数论，为此遭离异，至今孤身一人，这难道不能使人感动吗？为什么至今有关权威机构无动于衷。为什么一些身在学术界高位，花大把大把国家科研经费的人不发一点善心，给我等民科成果作一认真的评审呢？您们真的相信我是“疯子”，还是我这“疯子”的数论成果真的使你们坐立不安？

（6）以关心青少年为名，阻止《钱江晚报》在国际大会期间报道蒋春暄数论成果

2002年8月20-28日，国际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前夕，中国顶极数学家异常繁忙。但正是这时竟有5位中国顶极数学家到《钱江晚报》接见青少年数学爱好者，要他们不要搞“哥德巴赫猜想”这类世界数学难题，因为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解决[1]。

关心下一代，接见青少年数学爱好者自然是应当的，无可非议，顶级数学家出面接见更应成为美谈。但此时此地接见，难道真是正常的吗？其实是有隐情的，因为《钱江晚报》正是在之前，多次介绍数学民科，特别是多次介绍了我的数论成果[2]。不仅如此，《钱江晚报》原还准备在大会期间报道我的工作。但事实是5位顶极数学家出面后，此计划就没有实行了。

（7）大力宣传民间人士不能解决数学难题

2004年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将陈一文呈报的《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征求意见一文发给“七位科学界著名学者”。他们意见是，“关于蒋春暄的成果，他能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能性很小。对待民间人士解决著名数学难题，我赞成杨乐的看法，民间人士不能解决数学难题。”

山东大学《数缘社区》网一位研究生说，刘建亚院长不愿对我证明发表看法。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给我来信说，我把你的论文请科学院和大学有关专家评定都被拒绝。

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我想把我的数论成果献给母校。他们公开对我说，北航不需要你的成果。北航也是在中国宣传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2007年11月2日中国数学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北航召开，看来他们已完成在中国对我研究成果的封杀。这可称为“北航现象”。

1995年10月28-30日，《余新河数学问题》讨论会在福州召开。中科院数学所八位数学家组成委员会。我虽被邀请参加，但会上不让我发言辩护。我的论文于1996年在《广西科学》杂志发表。当时曾有人去信杂志社不允许发表我的论文，但因为杂志已印好，因此只好将“证明”二字用“探讨”二字贴换掉。到今天中科院数学院仍在宣传哥德巴赫猜想仍没有解决。

（8）国外很多数学家正在研究蒋春暄的论文和书

世界最著名数学家Connes给我来信说：除黎曼假设外，你其他工作我非常感兴趣。法国数学家Schadeck通过陈一文找到我。他专门写了一文“Jiang number theory”在国外发表。他在国外大力宣传和研究我的数论成果。“我是一名在哈佛数学系的博士生，看到蒋老师的成就，真的非常振奋。您是中国的骄傲，可以说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以前我以为是高斯[1]。

1997年8月24-30日，著名数学家桑蒂利教授被邀请访问中科院数学所，介绍他创立iso数学。他同我会面，坚决支持我的数论成果。于是何祚庥、方舟子、司马南又说他不是数学家。

（9）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

我证明费马大定理从而建立超复变理论；我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从而发现蒋函数，解决几乎所有素数分布问题，下面谈我否定黎曼假设所带来巨大影响。20世纪数论是建立在黎曼假设成立条件下，否定黎曼假设就等于说20世纪数论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这就否定了20世纪主要数论成果。

黎曼假设专家集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院，Weil是这里黎曼假设专家。1967年朗兰兹推广黎曼假设，给Weil写一封信，朗兰兹就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院提出朗兰兹纲领。这是目前很多人正在研究的猜想。1973年Deligne证明了Weil猜想，这也属于黎曼假设。他获得沃尔夫奖，朗兰兹获得2007年邵逸夫奖。

黎曼假设是21世纪最大数学难题。1998年我就否定了它，全世界数学界大都看到我的论文，无人反驳。从《数学评论》可知，现全世界已无人研究黎曼假设了，全世界数学家偷偷地修改他们的数学定理。中国几本有关黎曼假设的书也不再版了。

（10）中科院数学院对蒋春暄数学成果不感兴趣

《北京日报》记者[1] 走访中科院数学院。中科院数学院许多学者都知道我的事情，但他们说对我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并“不感兴趣”。中科院数学院是中国数学最高学府，他们对我的划时代数学成果不感兴趣，哪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对比中国蒋春暄晚三年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感兴趣。吴文俊院士是2005年邵逸夫数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杨乐院士是委员，看来他们把这奖授予怀尔斯感兴趣。

方舟子说，他们（指支持我的人）为我的数论成果抱不平，就是攻击中国学术界，看样子，中科院数学院永远不会承认我的划时代的成果。

（11）我为你生命担忧

30多年前我认识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某大学水利工程系，后调某工业部的孙某某教授。现他成为我的好朋友。他对我说，如你的学术成就超过他们，那他们有人为保持绝对学术权威地位，会用一切手段来对付您，甚至可能要您的生命。我为你生命担忧，这帮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走马路一定小心。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因为你对这类人不了解，我才对你说这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当时这些话并未引起我的重视，而我越来越相信这话的真实性。

我的成果已在国外发表，影响很大，已超过中科院数学院。后来何祚庥、方舟子先后把我的数论成果定为“伪科学”。通过《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有关伪科学辩论，他们已彻底失败，下一步他们就要把我灭掉，孙教授的预言可能会应验的。

[2008年6月29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