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0 次 更新时间:2009-07-03 11: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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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

  ――霍姆斯[1]

  

  法理学问题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关规制科技发展、推广的法律也日益增多。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基础理论》(新编本)教科书第一次将“法律与科学技术”纳入法理学,这表明了我国法理学研究者视野的扩大以及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关切。从此以后,在诸多法理学教材中,“法律与科技”问题一直是法理学的构成部分。与此同时,有关科技的法律也已成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如果认真考察我国目前对于法律与科技这一问题的法理学讨论,我们会发现这种讨论没有进一步深入。[2]法律与科技的关系之讨论与法律与经济,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等之关系的讨论,尽管在一些细节或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基本结构大同小异,其结构体系显然受到公式化的辩证法的影响。这并不是说这种结构体系以及文字叙述或表述有什么错误;坦白地说,这并不是本文的关切,本文的关切是这种结构和表述是否具有法理学所要求的那种独特的理论性?是否对我们的智识有所挑战?是否对我们促使对法律与科技的关系有一种更为一般然而又更为深刻的理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现有的法理学论述是有欠缺的。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尽管将法律与科技问题引入法理学视野是一个重大发展,但是从一开始,这种引入就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法理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即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根本问题的学科。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人文环境看,这种忽视几乎是必然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无论是作为《法学基础理论》――而不是《法理学》――的一个章节,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仅仅从纯理论上予以讨论。此外,科技法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法分支发展起来,因此,法律与科技的讨论确实可以甚至应当涵盖更为宽阔一些。而就这一问题本身而言,法律与科技也的确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讨论。例如随着科技的发展,具体的科技领域(主要是技术领域)势必产生一系列对该领域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规则,而科技发展也势必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诸多具体的影响。人们很容易从这种进路来考察科技与法律的关系,而唯物辩证法的一般理论也为这种考察进路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

  但是,随着中国法学的发展,对科技与法律的问题作这种法理学分析就显现出某些不足。首先是科技法已经作为一个法学研究分支逐渐形成,先前有关科技与法律的法理学讨论已经成为并且颇为恰当地成为了有关科技法教科书的导论部分。作为法理学讨论的法律与科技问题因此必须在学科的变迁中重新界定自身,必须重新界定法律与科技中的法理学问题。其次,先前关于法律与科技的法理学讨论往往借助了一种公式化的结构:XX的发展对法律有影响或需求,而法律又对XX有规制或调整作用。这种结构公式很容易组织一篇文字,但是往往会使我们忘记考察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本身的特殊性。事实上,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会或可能产生对法律的需求,并进而对立法和司法产生某种影响。例如,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旅游法,甚至旅游中出现“三陪”现象也需要法律规制,但是,我们不可能因此在法理学教科书中增加“旅游与法律”或“‘三陪’与法律”的章节。当然,人们会反驳说,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中无法同科学相比。我完全同意。科技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科技重要并不因此就使得法律与科技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法理学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当今的国策,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其重要性无可质疑,但是它并不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至少至今尚未成为一个法理学(而不是法学)问题。因此,如果要将法律与科技真正作为一个法理学问题来讨论,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我们的视野。学术研究也必需有所分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便将法律与科技中那些真正具有法理学意义的维度提出来,并且系统地予以理论性的论述。只有这样,“法律与科技”才可能作为法理学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一般的法律或法学讨论得到深入讨论。

  提出批评往往比较容易,真正具有建设性然而又比较困难的是要提出一种可能的替代。本文试图作出这种努力。本文将作为法理学的法律与科技问题讨论限定在总体的科学技术对于作为总体的法律制度的影响。这里关键词是总体。强调总体,就是着重在一般层面讨论科技对作为制度的法律的影响,而不是讨论法律规制领域的扩大或某一项规制科学的法律。当然,文章将涉及一些个案,但是这些个案仅仅是为了说明科技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其关注点仍然是理论主线,而不是具体实践。

  为了便于讨论,首先必需对科学技术作出界定。如今人们习惯将科学技术联系起来使用,但是这两者实际上并不必然相联系,在历史上两者曾长期分离。科学一般以系统地理解世界为目的,是对人类知识的一种系统的整理和思考,在古代往往专属于有闲的贵族哲学家;[3]科学因此并不总是等同于真理。而技术是在人类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产生的,往往以便利为目的,尽管人们获得的技术可能符合科学原理,却与科学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到了近代以后,由于商业制造业的发展,由于信息交流的增进,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才密切起来,技术逐渐以现代科学实验和科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两者的关系日益密切。今天,人们一般认为科学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以系统地发现因果关系为目的的社会实践,侧重以认识世界为目的;而技术则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以改造世界为目的。[4]根据这个初步的界定,我们可以分别从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方面讨论对法律的影响。

  本文将不讨论法律对科学技术的影响,理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影响与法律对其它社会领域或现象的影响还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或原则的不同,其基本进路大致都是通过界定产权、规制行为来促进有利于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尽管在具体细节上、方法上会有所不同。因此,至少本文作者尚无法就此问题提炼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法理学的命题。此外,本文也不讨论法律本身的技术问题,理由是这更多属于法学学科内部的问题。

  正因为此,本文仅仅是关于法律与科技的法理学问题的一种界定和探讨,而并不是认为法律与科技的法理学问题就是如此。其它学者完全可能从其它角度把握和讨论这一问题,使对这一问题的法理学研究得以深入。

  

  科学对法律的影响

  

  世界万物之间有普遍的联系,这一点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然而,这些现象是如何具体联系的,却不是人们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因此,尽管人类从很早就有了因果关系的概念,[5]但是在某些具体的事物现象之间究竟有无因果关系,以及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这些问题却是人们至今一直在探讨的,并将持久地探讨下去。必需指出,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完全由或自动为自然的因果关系所决定;但是,关于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某种因果关系的确认往往会影响法律制度的运作。因此,如果说科学是基于实验观察基础上发现因果关系的一种系统努力,那么,因科学发展而引发的对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解和把握就常常会对法律制度,并对通过这一制度完成的责任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中国古代文献有一条不很起眼的记载,“奸宄杀人,历人宥”;[6]意思是说歹徒杀人与过往的行人无关。这一记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仔细琢磨起来,却可能反映了当时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变化,而这一实践的变化是由于人们对歹徒杀人的因果关系有了一个重要的具有转折性的判断。[7]这种一记载之所以重要、值得记载,很可能在于,此前,歹徒杀人时,路过的人会受到处罚。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极其荒谬的;但是,古代人无法如同今天的人们那样科学地确认事件的因果关系,他们认为这种杀人的发生与过路的行人很可能有某种神秘的因果联系,并因此对路人施以惩罚。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要有意制造冤案,而更多是因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有错误;这两个现象的相继出现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虚假的、然而在他们的世界中被视为正常的因果关系。[8]正是在经验基础上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追究和发现,这种虚构的因果关系逐渐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了,逐步确立起一种以经验观察和验证为基础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真实的因果关系。“奸宄杀人历人宥”之所以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文献,就在于它标志着人们对于以前共同分享的那种虚假因果关系的否定。尽管今天看来这一因果关系的否证,太微不足道,但是对于中国法律史,这一个是具有空前重要意义的事件。它的意义不是认识论上的,而是法律制度上的,它对于当时的刑事法律制度运作以及刑事责任分配都具有根本的意义。甚至这一意义不限于当时,它对此后中国社会这类刑事案件的责任追究和分配都具有了导向性和指导性的意义。因此,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因人们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和科学理解而引发的法律制度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一个重要转折。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理解科学地认识因果关系对于法律发展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世界各国的许多在今天看来荒谬的法律制度和责任分配制度之所以发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事物的因果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甚至是无法获得科学的理解。例如在西方古代,如果树木、动物、物品给人带来了伤害,就会对树木、动物或物品进行惩罚;[9]又如,在西方中世纪,当瘟疫流行时,或出现其它天灾人祸之际,往往会迫害一些离群索居、行为怪异的人,指控他/她们搞巫术,或者将这些人流放;[10]在许多社会中,都大量使用了神判、决斗的方式来分配刑事责任。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缺乏对科学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而随着人类在无数次错误地认定因果关系之后,人们逐渐累积起一些科学的因果关系判断,因此,法律制度也就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惩罚动物、树木或物品,不再有虚构那种骑着扫帚满天飞、散布瘟疫的巫婆,不再将“针扎面人”之类的迷信的咒人做法――即使被诅咒的人确实在此期间得了病甚至死亡了――作为一种犯罪,不再以神判或决斗之类的方式来分配法律责任、实施惩罚。这些法律规定或法律制度的变化并不是由于如今的人们变得更仁慈了,而是人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多科学的因果认识。

  必需指出,引发这些法律制度变化的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发现的因果关系,同样也包括社会科学发现或构建的因果关系。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法律家首先发现,而首先由经济学家首先系统明确表述的在损害相互性问题上的因果关系。[11]在因相邻权而发生的许多侵权案件中,例如工厂机器的噪声影响了隔壁医生的诊断工作,许多人习惯于认为这里造成伤害的因果关系是厂家造成了对医生的损失,因此法律责任应当由厂家承担,厂家应当停止使用机器,应当搬迁。但在大量的司法案件,法官实际发现并确定了,这类伤害实际上具有相互性;[12]因为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如果一味要求厂家搬迁,实际上就剥夺了厂家自由使用地产的权利以及由这一权利带来的收益,给厂家带来伤害。因此,按照边际原则,这里的伤害――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都是双方造成的。因此,在这类案件中,许多法官并没有用简单的、人们习惯的因果律分析处理这一问题,而是在司法过程中按照这种关于伤害相互性的因果关系来处理的。这实际上是采取了财富最大化的进路对相互冲突的权利进行了的配置。正是根据这些古老的司法案例,美国经济学家科斯通过他卓越的分析,更加明确系统地表述了这一原则。从而使得当代法律家对侵权法制度、特别是环境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度都有了更为系统的理解,深刻地影响了与此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制度运作。

  我在此仅仅是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对因果律的科学探讨和研究及其研究结论对于法律制度变革的深刻影响。但这并不是全部影响。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深入,深刻地影响了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例如,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使得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已不再仅仅依赖刑事惩罚,开始注重其它社会工作,注重对犯罪根源的防治;对于成人和青少年的心理、行为因果性研究,不仅使得青少年法庭成为现代许多国家的法律组织机构的一部分,而且监狱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方面的例子是大量的,但是如果可以对这些变化作出一种法理学的概括的话,这就是――至少部分是――由于对因果关系的重新认识导致了这种法律制度和原则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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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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