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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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第五节 马基雅维理时刻

  

  总括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包括晚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在内,绵延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三峡”,似乎颇类于所谓的“马基雅维理时刻”。① 就西方语境而言,它指脱离中古神学的羁绊,从文艺复兴以还,将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理解及其自我理解放置于世俗历史意识之中,以现实主义来考量政治活动的条件与形式,围绕着超越个体的德行而展开政治的体制安排,赋予个体的世俗追求,包括对于权力的追求,以不言而喻的合法性,等等。因而,这也是一个世俗化与去政治化的政治历史,一个私人与公民同步成长的社会发展史。在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下,借用这一术语旨在说明,百年中国转型时段表现出了自己的世俗化特点,世俗理性主义及其形式化法制的确立蔚为时代主流,常态政治而非异常政治主导着并构成了这一世俗历史进程,以及藉由法制的政治表达,通过社会建设的政治建设等等特征。论者谓之“一个迟到的格劳休斯-洛克时期”,道出的也许正为同一硬币的另一面相。② 事实上,在此“错综时空”时段,世俗理性主义、政治实用主义、社会正义和启蒙话语的现代化论,诉诸政治现代化追求的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的社会想象与道德秩序观等等,构成了法制的主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表现为文化自觉的民族主义与基于中国情怀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涵义含混、背景复杂的“国情论”性质的论说,同样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因素。它们构成了三十年里中国法制的主要精神向度和意义来源,叙说着一个有关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法制“转型”的宏大故事,其情节之独特、场面之波澜壮阔与过程之缤纷跌宕,概非人类既有成例所能全面解说,亦非任何一种理论即可曲尽其妙。

  有一点可以在此陈述的是,在这一颇似章回小说的历史叙事中,“法制建设”是一个“综合性容器”。它承载着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既要落实市民的政治经济学,提供解决纠纷的法权主义程序安排,经由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实现社会公义,又要体现共和德性与社会秩序的道德想象,为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铺排分享的公共政治空间,还要在提供和继续提供专政利器的同时,标榜和救济政制/政治合法性与文化正当性。因而,正在进行中的政治和法律的“理性化”进程,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世俗理性化转型,不仅在向社会秩序和市民生活做出交待,而且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对于人本主义关怀的承载,表达了社会生活的自我保卫性质,以及含蕴于此过程的私人与公民的同步成长。就此而言,晚近三十年的法制变革不仅表现出构建市民社会政治架构的趋向和意义秩序的能力,而且,其意义在于通过利益调整为政制变革开道,以法权安排贯通社会与政治的隔阂,提炼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正是置此背景下,可能是因为职业的训育,并为现代法学本身的精神内涵所决定,整体而言,三十年来的当代中国法学主流属于一种自由主义法意精神,法律从业者共享的基本上也是这一自由心智。同时,此一法意秉持世俗理性主义,强调循沿程序主义的法权进路,经由立法和个案的昭示,特别是争议性案件的全民讨论,③ 竭力逐步规导矛盾重重的社会趋于理性、和平、循序与守法的纠纷解决之路,而服务于营造祥和世态的政治社会努力。

  因此,晚近以来的法制变革不仅铺设法权体系,维续市民生活,而且通过将德性追问化约为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安排,建构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自信。由此,法制以规范体系和意义体系的双重身份,加入到公共文化观的构建过程中来。私产确权、人权入宪、程序正义、“民告官”以及表现为公民维权的诸种法律行为,在将社会关系纳入法权体系,从而指向抽象一体性的法律体制的同时,也在培养着一种新型德性,一种关于公共生活的民权想象和国家想象。由此,表达为法制变革的法治建设,经由法治建设的政制建设,凭藉政制建设的社会建设,诉诸社会建设的国家建设,经由国家建设的政治建设,联翩带出的是一个终必以自由立国的关于“中国性”或者“中华性”的时空实体。 [ 全文完 ]

  

  注 释:

  1. 这一概念借自英国著名政治史家John. G. A. Pocock教授,参详氏著《马基雅维理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 J.,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nd edition)。

  2. 参详钱永祥:“自由主义的道德秩序观与社会想象”,载许纪霖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24-33。笔者在此意欲补充的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西方十九世纪的东渐史,也是更为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延续。正是在此,本雅明式的巴黎“游走者”与“拱廊街”,“异化了的人”与“灵晕”,均于晚近三十年里异地复活了,“再现”了。

  3. 有关“争议性个案”及其藉由媒体而形成的“全民讨论”在引导中国社会的法制想象中的作用,参详吴革、王振宇等编《中国影响性诉讼》系列资料,北京:中国监察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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