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5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1: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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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第四节 错综时空下建设民族国家的法权努力

  

  如前所述,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早已启发于中国近代史的“枢纽期”,晚近三十年并非“开天辟地”之举,毋宁,是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机理的接续历史的事业。就是说,将中断于两次战争和政治动乱的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法权体系的努力,于1970年代末期重新提上政治议事日程,接续清末以还中国民族的主导性政治意志。这一主导性意志不是别的,就是被迫与以欧美为样板的世界主流政治接轨,“救国建国”,而以“现代化”一言以蔽之,从而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法律共同体,表现为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和文化单元的抽象一体性法权安排。正是在此语境下,中国近三十年的法制变革参差于“接续”与“开新”之间,延续着百多年来的“本土”与“西方”这一挥之不去的话题,渐次对于当下中国场域“不同时代”的不同“中国问题”做出综合性回应。

  

  “接续”与“开新”的二元论

  

  1980年代以还,正当中国大陆启动“法制建设”、陆续恢复法学教研之际,台湾的法学著述和立法、司法的“正反两方面”经历,旋即引发了大陆法律界的浓厚兴味与高度关注。事实上,在此后的岁月里,大陆的诸多立法过程多援引台岛的立法例作为参备,主要法学院的教学资料中逐渐添备了台岛法学家的著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究其原因,就在于作为清末以还中国民族主流政治意志的当下状态,台岛的法意和法制讲述了中国文化和法制转型的活生生历史,以压缩为地方性实践这一特定形态,彰显着中国文明的转型能力和实际结果,因而,横向的接引恰恰是纵向的接续,一水之隔的“空间”变成了“时间”。就此而言,结束了二十世纪中叶的三十年历史“偏锋”之后,晚近中国又一个三十年法制建设的一切布局和操作,不过是因应整个中国的广土众民,对此更作适用的实践。其“伟大”在此,其并非“开天辟地”,同样渊源乎此。也就因此,1980年代后大陆法学界对于对岸同行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吸收,一定意义上,恰是对于断裂几达三十年的这一学术学统的接续。① 进而言之,晚近三十年台岛的政治转型及其教训,对于整个汉语文明同样堪具启示意义,“样板效应”不可低估。

  实际上,三十年来的法意探索和法制建设,正是在“接续”与“开新”的二元论中展开的,构成了更为宏阔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语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融汇于民族国家建设和中国民族现代化运动的历史洪流之中。不过,在“告别革命”后的三十年中,所要接续的“传统”不仅是清末变法改制以来的主导性政治意志,即清末、北洋和民国的法律遗产,一种主要始自近代中国“枢纽期”的法意导向与政治意志,而且包括对于帝制中国法制与法意传统的重构性阐释。特别是越往晚近,帝制中国的法意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含蓄两千多年积淀的,中国文化中久经检验而证明为对于人世生活具有普世意义的法意精神,有限度地进入了立法、司法和法理视域。一度为激进而天真的反传统主义和现代化思潮所推导的种种歪曲观念,隔断法律的人文挂念和普世情怀,获得了有限度的校正。② 金岳霖先生说,“时间不会打住”,从知识经验没有“打住”,可以证之。③ 转用此意,不妨说“时间不会断裂”,中国晚近“接续”与“开新”的法制变革,可以证之。

  举例来说,1980年代“文化反思”热潮如火如荼之际,对于“情、理、法”连贯一体,而又井然区隔的传统法意秩序的批判,蔚为主流。三十年不到,法学家们恍然于天理、人情与国法的三位一体结构,不仅为实在法接引了超越意义,而且为超越意义防范俗世权威的为非作歹提供了法理进路,恰恰是最为精到而极富批判精神的法意传统,也是一种沁入中国心灵的民族精神,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精粹。回头一看,不妨说,扣除八年对日抗战,清末以降法律领域“西化”与“国粹”的对垒演绎了三十年中国民族法律精神的成长历史,接续的是晚清沈家本的“变法派”与劳乃宣的“礼教派”的论战思绪,情势在分合之间。④ 1980年代末期起航的这又一个三十年的法制建设,总体来看,不仅是一百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接引西学法意和法制的过程,而且成为中国法律文明的自我理解与自我保卫运动,格局转而为合一创新,一以我民族生活的安适与否为取舍。一定意义上,伴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逐渐恢复和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的复位,中国文化元素开始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获得有限的现代性阐释和运用,也可以将这一努力视作中国法意面对西方强势高压,延续百年的中国社会抗议运动与社会保卫运动的法律体现。也正因为此,粉墨登场的各种法意、法理及其政治社会实践主张,其实源自多元“时间”段落,以致有“时代”的落差,亦非耸人听闻,而构成了三十年法制变革的重要知识论背景。

  

  

  注 释:

  

  1. 有关于此,参详拙文:“多向度的现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台湾的法学研究对于祖国大陆同行的影响”,收见《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6-74,特别是页57-58、60以下。在此补充说明的是,人身经验可以见证历史的真实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诸如谢怀栻先生这一辈法学家,或者更为年长的一代法律人,他们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经历本身,就是对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具象说明。谢先生的法学素养蕴育于1949年以前的法学教育,所接受的当然是《六法全书》这一法律体系。《六法全书》体系及其理念是当时中国人所能取得的最高法律成就,也是自清末变法以降主流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的结晶。1957年,谢老册立右派,旋遣新疆“劳改”,大漠洪荒里战天斗地十七载。80年代“平反”后再捡民法,重续学思。当其时,盗版的台湾民法学著作和教材流行,打开了一扇窗口。年轻一辈捧卷遐思,固觉新鲜;老辈抚今追昔,又何尝不是百感交集。据说,谢老翻阅后喃喃:“接上了!”——历史又重新接上了头。此一意象,极具意味。一如所谓“以土地换和平”的以“时间换空间”,此乃“以空间换时间”,阴差阳错中让“时间汇合”了。

  2. 至于《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忠实”的义务,诸如此类,则又将宗教和道德不加区分、囫囵吞枣般地下落为实在法规范,未能拿捏其间的分际,徒为笑柄了。

  3.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449-451。

  4. 有关清末变法中的“两派”之争,参详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8以下;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6以下;李贵连:《沈家本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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