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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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第三节 回归常态政治

  

  重提法制话题,意味着回归常识理性,不仅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而且是对百年激进狂潮的戛然矫正,在痛加反省“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基础上,重回政治常规,以常态政治而非异常政治重启政治进程,导引社会建设,进求全体公民的政治和解与和平共处。所谓“极左”思潮以及此前源于“五四”的左翼政治力量,一本于激进反传统主义,① 辗转之间构成了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政治之翼。因而,对于“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的清算,意味着对于文化上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政治倒戈,从而其实是对自家传统的颠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摒弃内在资源而另觅道统的当下努力,其革故鼎新、洗心革面的决意之坚,可见一斑,同时,它并说明了体制本身对于存亡危急之际,时不我待情势之清醒自觉。

  

  用法制组织政制,表征政治正在复归常态

  

  当其时,此于一直以革命政党自任的政治力量而言,实即意味着自我转型,认识到向常态政治的复归,才是自救之道。从而,它在主动与社会讲和的同时,从理论建设和观念转型的角度,埋伏了日后逐渐从“专政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可能性。②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1840年以还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均为非常政治时段,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恰为一“变局”。其实,庚子后一年,任公作《过渡时代论》,早已深切体悟到“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③ 是否千年“停顿”,见仁见智,姑且不论,但“过渡”则在在自明也,故为唐德刚先生倡说之“历史三峡”,恰为非常政治时刻,自不待言。但就峡中景象判断,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逐渐展开的“法制建设”,却是以告别非常政治,回归常态政治的方式完成的,也是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的,因而,才会从“不争论”过渡到了“不折腾”。所谓常态政治,就现象而言,就是“不折腾”的政制运作,倏忽生没的“变局”过程,潜转沉淀为相对“稳定”的历史进程。

  当其时,作为“改革开放”的政治动员和启动装置,“拨乱反正”本身属于非常时刻的非常政治,诉诸“决断”,其志却在重建政治常规,从“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重新做起,以人间秩序的常态、常规和常例与人世生活的常识、常理和常情,来矫正或者救济非常政治的文化、社会与道德恶果,重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重构俗常的政治社会与庸常的万民世态,以求得常态人世的复归。从而,它重申了这样一种政治意志:政制本身立足于常态政治,也只有以常态政治为凭,才能确保政制的延续,也才能护持特定政治的合法性与生命力。借用《明儒学案》的命意,所谓“国不患乎无积,而患无政”,④ 则庶几乎其政在此。

  在此,日常政治终究回归,非常政治退隐,正为“大革命”后世俗理性主义觉醒的结果,俗常人世生活的必需,也是政治本身的自救自保之道,早已为晚近东西方的各种“大革命”所一再释证。历史表明,非常政治通常发生于重大历史转折时节,如英国“光荣革命”前后,“法国大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起于1872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至少下迄魏玛共和的“腾飞”时段,以及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皆为其例。所谓处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以非常之手段,实现非常之目的,而成就非常之事功。它可能是一个造就历史,而英雄辈出的时代,生灵涂炭于车殆马烦,血色纷飞中丰碑巍峨,但却绝非平常百姓安居乐业的惬意人世;它也许摧枯拉朽,荡瑕涤垢,而为万世开太平,但既然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朝不保夕,就无法不得不是人人思图尽早结束的人间炼狱。因此,每当非常政治倏忽生没,抑或折腾经年,民怨鼎沸、风雨飘摇之际,最有感召力的旗帜就是结束这一曾经鼓荡人心、让时代骚然的时代。毕竟,“巴黎市民又上街了”,总不是个事。此所谓乱后必治,而举国求安矣。

  人心思治之“治”者,日常政治也,庸常人世也,俗常秩序也;举国求安之“安”者,安全、安定、安稳、安适与安宁也。⑤ 而表征“治”与“安”的常态与常规属性的最佳制度安排,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而形式化的,就是足能提供基本安全和秩序的法权体制,一种抽象一体性的规范体系和意义秩序。——“法制”于是成为重启常态政治的不二选择,也是一切大革命血雨腥风之后的常规手段。就此而言,“约法三章”便能收拾人心,其因在此。1982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主持召开宪法修订会议,指出新宪法“只写定了的共同原则,才可以团结;有了团结,就有了安定”,同样是将“安定”作为久乱之后中国的首选政治目标,缘由未出此辙。

  开宪法修订会议,指出新宪法“只写定了的共同原则,才可以团结;有了团结,就有了安定”,同样是将“安定”作为久乱之后中国的首选政治目标,缘由未出此辙。

  今日回头一看,1970-1980年代之交的中国,遭临的恰恰就是这一转折时刻。“不断革命”早已丧失政治感召和道德信誉,亿万百姓梦寐以求的是人世常态,渴盼温饱,憧憬小康,所谓“衣食足,天国至”,而首先是生命安全与生计安宁,无需为夜半敲门而心惊肉跳。⑥ 也就因此,回应前文说的“重启”改革开放这一断语,其意在于说明,启动于整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及其法制变革,是晚近百多年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第三波”,承接的是清末变法图强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导意志,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以回归常态政治来收束世事,重理人事,进而安定人生、抚慰人心这一政治复位过程,也是文化与德性渐次回归的进程。放眼百年中国转型历史,可以看出,相较于1911年和1949年的两次易帜,它并非属于“另起炉灶重开张”的开天辟地的创举,毋宁,如主事者所言,旨在“拨乱反正”,通过告别革命的去政治化与奉行“发展是硬道理”的世俗化努力,接续清末以还开启、两度中断的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进程,继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实现百年未竟的华夏复兴梦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⑦

  

  注 释:

  1.有关中国近代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反思,参详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分别载《二十一世纪》(香港)第7期、10期。围绕这一论题引发的诸多议论及其不同体认,参详该刊第3至15期的有关论文,如林岗的:“激进主义在中国”(第3期)、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现实商榷”(第10期)、许纪霖:“激进与保守的迷惑”(第11期)、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第11期)、王绍光:“‘保守’与‘保守主义’”(第12期),以及赵俪生:“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载《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近年来持续有论述问世,如马志强、刘歆立:“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载《兰州学刊》2006年第8期、王文章:“试析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主义”,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罗银胜:“王元化对激进思潮的反思”,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4期。

  2.事实上,有论者认为,1989年夏后,中共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变成了奉行实用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具体细节论述,参详康晓光:《仁政——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作者自印,页205-206。

  3.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第82期,收见《梁启超全集》。

  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版,页1045。

  5.据顾昂然先生回忆。具体详情,参见顾昂然:“制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载《财经》(北京)2008年第24期,页144以下。

  6.不特乱后求治之际如此,即便生杀活现,只要无关自家颈项,市民生活的延续仍然往往是第一位诉求。18世纪的中国文祸连年,却是一个轻赋立国的盛世,如论者所言,“当文字狱引发的凌厉和紧张使士人世界不得安宁的时候,盛世里的田夫耕氓正各安其业,在这个多数人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会感受到来自那一头的冲击和窒迫。”由此,孟森述史,亦谓“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日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其中细节,参详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291。孟森先生语详氏著《明清史讲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476。

  7.因此,“改革开放二十年,一觉睡回解放前”,街巷之议,正表明历史的“接续”,其实怪而不怪。“共产党并没能割裂中国历史”,潘维教授的判认不虚。参详潘维:“现行中国体制面临的五大问题与机会”,载《中国与世界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113-131,引语见页125。此处另需说明的一点是,正文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并非意味着对于特定强势文明的臣服式认同与文化皈依,毋宁,它道出了“风水轮流转”式的文明兴衰历程中,特定历史时期总是有某种人文类型成为主导性文明,从而,其他文明响应风从的事实。其实,漫漫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有过多次轴心文明此盛彼衰的消长轮替过程,对此,见贤思齐的开放心胸、参与建构的坦然气度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恰恰是迎头赶上、免受宰制的前提。实际上,新儒家诸公,自梁漱溟先生而张、唐、徐、牟诸贤,无不以吸纳民主、法治和科学为中国文明的当下要务与沛然复兴的条件,反不若后起名号新儒者以拒斥求自保之偏狭,确乎需三思而复思者也。在此,正如高全喜教授所言,人类文明经历了多次轴心时代的变迁,在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个民族都曾经致力于伟大的奋斗,“一轮轮”的普世性规则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参与建构,并占据要津。否则,如杨国强教授所言,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作抵挡,其间固有其强烈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然而忿戾内涵于敌忾之中,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恃中的意气。以上分别参详高全喜 “三十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将刊于《历史法学》第2卷;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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