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地权的国家德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6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0: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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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晚近两、三个世纪以来,真正成功营建出一个全球帝国的,不是老美,也不是苏修,而是英帝国。虽然后来人思忖自己的祖先是在“漫不经心”中缔造了一个全球帝国,并且同样似乎是在“漫不经心”中丧失了这一帝国, 但是,身处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之利欲熏心,处心积虑,长远盘算,指东打西,当非“漫不经心”四字所能尽述,也许亦非后来人能够真正想象还原的。百年后回头,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彼祖彼孙,何尝不是卧薪尝胆,哪里有如许轻松悠然。

  考察英帝国的发迹,不难发现,与罪恶的种族主义和赤裸裸的丛林规则同行的,布莱克斯通所谓的“帝国臣民与生俱来的”普通法,厥功甚伟。而作为普通法体系基石的不是《大宪章》,也不是为人津津乐道、附会有加的司法制度,却是构成人间秩序基本格局、堪称一切权利之源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婚姻制度。职是之故,英帝国在自己两、三百年的扩张历程中,不论拓殖北美、澳洲,还是侵占中国的香港,南取印度次大陆,举凡米字旗所到之处,所颁行的第一部法律必定是土地法,联袂而来的则多半为婚姻法。这不,英人在上海和威海强设租界,首先颁行的也同样是这两部法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间牵连甚众,因缘辗转繁杂,难能一言以蔽之,但帝国扩张与国家建构过程中经由法权安排来配置公共权力、调适主权与其人民关系的一些核心要素,必难避免。

  

  一

  

  回首英帝国的历史,近观中国今日面临的难题,不妨说,土地制度与土地所有权事关国家德性。重复一句,这是一个国家德性问题,绝非“产权”二字所能轻易打发。换言之,这是一个政治过程,也是一种道德事实,关乎人民与自己的政体之间的政治建设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成熟。

  我们知道,身为自然之子,每个人都是作为上天的造物来到地球上的。此种陈述之真理性的不言而喻,实际上即已预设了每个人有他的立足之地。这个立足之地,作为一种具象的空间概念,实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不仅旨在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而且意味着“耕者有其田”这一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普世观念,也是现代社会人人不可回避的生存空间问题。就当下中国而言,其之极端重要,不仅在于农民占人口多数,因而“三农”为国之大计,根本之根本,而且,因为人类在本根上对于土地的渴求与对于无立足之地的恐惧。直到现在,人类还是一种内心深处对于失去土地怀持深深恐惧的动物。面对大海的惊惶只有脚踏实地才能救济,道出了人类自从脱离海洋后已然为大地之子的宿命。因而,没有可以耕作的土地并代代保有之,于人类的生存而言,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就此而言,对于流离失所的恐惧不仅是基于生计的妥适考量,更是源自担忧生命之遭受驱逐及其意义破灭这一最为深层而隐秘的焦虑。

  正是在此,牵扯到一个人人皆知却未必人人真知的命题,那就是土地属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而首先是农人。耕者与居者,是人类的基本形态。因此,每个人应有其立足之地,而首先是堪当托庇于天地之间的居所和可得耕作的土地。上述耕者有其田之“有”,不仅指经营与使用,而且是包括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等等权利在内的完整所有权。所有靠天吃饭、面朝黄土的农人,都应当获享此种权力,此权不可让渡,一如生命之不可让渡,因为这是天意,否则如何面朝黄土背朝天,又如何靠天吃饭。“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而“力”何在,在“有”也。此即为仁,而仁为善之本,也是治之道。因此,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公权,不管它叫主权也好,还是治权也罢,竟然有权将普天之下的土地悉归己有。傥言一切土地属于自己,并且仅仅属于自己,从本根上来说违犯天意,老天爷,古往今来,可曾有过这等强横之事。论者谓之“地主国家”,可谓形象而辛辣。

  换言之,此种土地国家所有权,其实是土地政府所有制度,进而可能是一级政府行政首长的土地所有制,将大地一体垄断于己手,是根本违背自然法则与自然正义,公然侵犯人的自然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就中国今天而言,土地究竟属于谁?属于国家还是生活在此国度中的每个人?人人得有遮风避雨的居所,凡农人天然获享土地所有权,而不只是“七十年所有权”或者“一百年不变”的“联产承包”?正是在此,有关公共权力的边界,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土地所有权的真正归属等等问题,遭遇到无法回避的政治正义议题,事关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和人间秩序的正当性。之所以说土地和土地所有权关乎国家的德性,现实而言,还牵扯到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国家本身的正当性,属于一种政治过程与政治建设,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断断乎绝然不能回避,其因在此。

  

  二

  

  刻下中国,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原始积累业已完成,不期然间步入了某种权贵资本主义形态。权力与资本结合,以共同寻租作纽带,相互为用,狼狈为奸,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政治事实,也是熟见的生活场景。正是基此格局,一定意义上,公共权力成了资本阶级的“打手”,资本因为“让利”而挟持了权力,更加有恃无恐。所谓“威权推动市场,市场强化威权”,道出的就是这种威权市场体制的内在机理。国民收入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更是远逊于政府的财税收入,盖因权力与资本对于国民财富进行了强力抽吸,民利难蓄矣!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干事创业”的压力下,为了维续政治统治的“GDP合法性”,不惜堕落为资本的“打手”和“佣人”,乃至出现基层政权的“苏丹化”现象,实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像日常生活场景中昭显的那样,“官员傍大款”成为中国公共生活中的政治景观,经济活动中的社会事实,同样是源于这一机理。

  此种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原因甚众,在公共权力本身立论,亦有“不得不然”之处。抛开种种枝节,其主要根源在于公权力以党国一体下的专政体制为支柱,因而,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完全仰赖于这一体制的撑持,否则即无力量,亦无道义。而这个体制的维系必须要照顾到给这个体制提供强大支持力的一个阶层,某种意义上,这个阶层有力地推动了GDP的发展,而GDP是此刻这个体制唯一的合法性。这个阶层不是别的,就是权贵资本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它表现为以“太子党”为核心的权贵资本集团。在过往的三十年中,他们在实践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原始积累的巧取豪夺起家,如今占据党政、经济乃至文化要津,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统治者。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中国竭力回避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对于公共利益的政法界定。其实,它所回避的是对于统治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拷问,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权力来源这一最为深层的政治正义。将此悬置,可谓短期有效的治术,却非长治久安的治道。

  换言之,今天公共权力主要靠资本阶级的支持来维续,而不是“三个代表”指谓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再“广大”,一日不能将自己从抽象的公民变成手上捏着选票的选民,就一日无发言权,也就一日只是可有可无的私性存在,载浮载沉,自生自灭而已。就地权的虚置而言,不妨说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手拿暂住证的流动人口,而因为我们没有生而俱来的那种自然权利,所以,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我们很难说自己是整全的人。权贵资本主义坐拥原始资本红利,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该是亟当正视的时候了。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发展是有极限的,财富分配造成将近0.5的基尼系数之际,总会有崩盘的那一天。因此,如何启动刹车装置,藉由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以扭转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与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实在是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三

  

  规制公共权力与划分公、私权利的边界,尤其是要审慎界定“公共利益”的边界,是中国此刻与未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多半会表现为一种政治过程,而只能具体落实为社会和法律过程。换言之,启动政体改革,以政治松绑来解放社会,从而解放自己,才能求得上述问题的真正解决。就刻下当务之急来看,将上述不得不依赖GDP的发展,从而不得不依赖“权钱”之间的“强强联合”进行统治这种公权力运行格局,转变为由普通大众经过政治过程的授权这一格局,使利益之争转型为规范之争,即政策制定的民意竞争和立法过程的利益博弈,可能是一种可欲的路径。再说一句,尽快启动政治开放进程,使中国民主这辆列车尽快发车,可能是纾解“发展的不足”或者“发展的极限”的最佳安全装置。古人谓“天下无憨人,岂可妄行欺诈;世人皆苦人,何能独享安闲。”真是把话都说尽了。

  在此,“重庆钉子户”案具有典型意义。有人说此案行为人“在道德教化上起了不良示范作用”,实为“刁民”。笔者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尤其是此话出自一位私法教授之口,更是让人心生感慨。我们知道,所谓的“钉子户”千差万别,情形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拥有合法房产,不想搬走,不愿“拆迁”,而对方或为地产商人,或为强势公权,就是要赶走而后快。拉锯之中,不仅牵扯到政府能否动用公共权力进行“强制拆迁”这一公权行使的合宪性考问,而且,从具体制度安排而言,当公私两益相争之际,公共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其以“公共利益”为幡收编私益,要求后者做出牺牲,则利益本身之“公共性”如何界定等等,均需诉诸法理,具体审论,甚至要求公共讨论和公共理性介入。抛开这一切不论,仅就本案而言,不管房产所有人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亦不论其诉求最后能否获得正当性支持,但在此可以申说的是,他或者她绝没有“在道德教化上起了不良示范作用”。须知,法律上所预设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以私利为半径,将私利作无限扩大化的“恶人”。因而,现代法律所预期的“人”,并非道义上善良、超越和完美之人,而是并且仅仅是一个明理、守法的公民。换言之,是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据法攘让的利益本位者。法律不管阁下是不是“刁民”,关注并且仅只关注你的行为是否合法。此为现代法律对于“人”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标准,否则,便进入道德之境,而法律不入道德之域,一如道德问题难以法律解决之,本为昭昭法理,也是浩浩人意。“法律不入床第”,道出的就是这个道理。正像斤斤计较的千千万万经济人构成了市场主体,这明理守法的芸芸众生,汲汲于一己私利,才是法律所要框含与照料的对象,并且也是法律所能造就的道德主体呢!法律的功用在此,其局限性也在此,都是奈何不得的事情。

  本案的核心在于,维权行为发生在公民以个人身份与体制抗争的语境中。在此情形下,其为弱势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采取合法方式,根本与道德无涉,因而无法从道德立场褒贬之。以“刁民”比譬,将自己置于道德优势地位立论,居高临下,这本身即已不道德,反道德。我们知道,刻下中国位处转型社会急遽变革的漩涡,大规模城市建设导致的诸如此类公私利益之争,由于权钱勾结,司法难当第三方执法之责,整体而言,多半是以一切争端恒以损害弱势私利为代价而告终。一方面,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单极结构,使得公权力几乎为所欲为。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国家,因为所有权虚置,保卫动力不足,导致几乎人人均可挖它的墙脚,常常遭受私利的敲索而虚弱不堪。置此语境,“重庆钉子户”恰恰在“道德教化”上堪为全民的榜样。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同公共权力讲道理,诉诸法权程序讨“说法”,进而向体制抗争,不仅不是在道德上起了“不良示范作用”,恰恰相反,他或她才是现代公民,是以理性和平手段捍卫私利,从而维护公道的公民,而非仅仅只是一种私性存在,更非挖墙脚的鼹鼠。进而,也可以说是“公民不服从”的范型,是基于一己道德良心和法律理性向制度进行抗争,为权利而奋斗的样板。特别是他或者她所彰显的和平、理性、守法和循序的公民行动特质,恰恰反衬出“强制拆迁”的无理、暴力和悖德。因此,也可以说,双方的文野之别,更在于分别因循制定法与自然法的差异,而这才是真正的道与德的枢机。

  昔年吴经熊先生曾经喟言,“商鞅及韩非之徒”坚认国家权力为法律独一无二的渊源,绝对不承认在制定法之外尚有自然法,“这样偏激的主张,结果不但不道德,而且落于刻薄寡恩、作法自毙的终局。他们的主张,是违反天理,不近人情的。所以虽然能够致富强于一时,结果还是一发如雷,一败如灰。所谓‘法家’实在是真正法治的罪人。” 地权的国家德性之维,于此可谓不答而解了。

  有意思的是,所谓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既是政治上的自我标榜,同时并表明了执政者寻求道统的当下努力,还说明道统本身的政治正当性不足,因而才希望通过这一政治修辞来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基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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