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友军:民主化理论:综述、评论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4 次 更新时间:2009-07-01 14: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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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友军  

  Geoffrey)对于研究途径的分类也和泽沃斯基相类似。[24]

  2、以研究战略为标准对已有的民主化解释的分类、比较和评论

  属于科学模式的民主化解释全部属于宏观取向: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等;属于释义模式的民主化解释也大都属于宏观取向:例如政治文化解释;连民主化的综合解释也基本上采取宏观取向。只有转型解释是微观取向。

  泽沃斯基认为,两种研究战略都难以让人满意。对于宏观取向的研究,泽沃斯基有两点批评,一是客观条件最多只是对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可能发生的事件构成了约束,它不可能决定这种历史情境的结果。二是这种研究战略还存在着认识论上的缺陷:局限于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理论不是理论,而是描述。微观取向的研究把政治转型看成是在种种可能性中作出的选择的结果,它正确地把客观条件只是作为一种约束,然而它远远没有成功地断言它们是哪些约束条件。但是,如果必须在两种战略中选择一种的话,泽沃斯基将选择微观取向的研究战略,这仅仅是因为它的实用性。泽沃斯基对于两种取向、特别是宏观取向的批评是中肯的。

  结合泽沃斯基的批评,我们的任务是,提供一种民主化解释,它能将宏观取向与微观取向两种研究战略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微观取向为基础,同时又能指出作为约束条件的种种客观条件;或者说,它能够为宏观历史提供微观基础。

  为宏观解释建立微观基础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大趋势。当代西方经济学试图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把微观与宏观两个板块的经济学结合起来。[25]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也将制度变迁的宏观历史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整合起来,并获得成功。[26]政治学的发展也有这一趋势,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27]就具有代表性。

  (三)以逻辑方法为标准

  在当代的民主化理论中,明显地以归纳法为主要发现和论证方法的有: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综合解释等三种;明显地以“假说—演绎”法为主的有:进化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三、一种具有更多综合优势的民主化解释框架雏形?

  

  综上所述,如果一种解释框架能够在解释模式方面吸收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的优点,避免两种模式的缺点,采用理性选择模式;在研究战略上能够吸收宏观取向和微观取向的优点,为宏观理论找到微观基础;并且,在逻辑方法上能够采用“假说—演绎”法,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种具有更多综合优势的民主化解释框架。这样一种明显符合上述三种要求的新框架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它被包含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28]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所提供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一般制度变迁理论,他还缺乏一个关于政体演变方式的更加复杂的分析[29]。但是,由于“制度”包含政治制度[30],其理论因此蕴含着发展出一个政治制度变迁理论的可能性。我们只需要将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模型与政治相结合,就能够得到一个政治制度变迁模型,在此一般政治制度变迁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从民主走向独裁、或者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变迁模型。制度变迁既可能向更加有效[31]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变来变去仍然被锁定在无效的状态。我们可以推测,一个独裁的政治制度在降低政治交换的不确定性程度、促进政治组织及其企业家之间的政治交换上会比民主制度更加低效,因此从独裁向民主的变迁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变迁,是政治制度变迁中的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变迁。而促进这一进步的变迁的原因或条件也就是民主化的原因或条件。可惜,诺斯自己没有就此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我们只能是将他的基本框架做一粗步介绍,以供民主化研究者在其基础上发展精辟的民主化解释。

  让我们从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不确定性,促进某些组织之间的政治交换或者经济交换。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组织及其企业家,他们的目的被假设为: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32]但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定不同,诺斯指出这些主体的最大化选择是受其不可能完全正确的主观认识模型的影响的,简单地说,主体只拥有不完全理性,假使所有主体都真的拥有完全理性,那么无效的制度将不会继续存在。

  分析变迁的模型可以从制度均衡——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开始。变迁源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偏好或嗜好的变化或者制度的实施的变化,这三种变化导致一方或双方认为改变协议或合约会更有利,于是他们重新谈判,进行一项“交易”,建立新的规则。

  相对价格变化的例子有: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如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的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等。某些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外生的,但是大多数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努力导致的。企业家的学习过程(主观认识模型的改变过程)就是通过①、改变衡量与实施成本;②、改变谈判与合约的成本与收益来改变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变迁的主要根源,偏好或嗜好变化是另一个变迁之源。偏好或嗜好的范围也包括思想、观念,如对奴隶制度的憎恶。偏好或嗜好为什么发生变化呢?诺斯说他还不很清楚,已经知道的是其中至少有这么一个原因,即相对价格的变化。例如,在19世纪美国的大选中,单个选民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表达他们对奴隶制的憎恶,而奴隶所有者又可得到一个非常高的补偿价格,这就导致了奴隶制被废除的制度变迁。制度通过降低我们向信念支付的价格,使得观念、教义以及意识形态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实施的变迁也会为有组织的企业家提供新的获利机会,这又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美国19世纪的土地法历史就是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将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模型图示如下:

  图1: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模型(略)

  

  四、本文的民主化解释[33]

  

  (一)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的共同原因

  有必要区分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原生民主化指的是没有受到外界的民主国家的影响,自发地产生的民主化,例如英国的民主化历程。次生民主化则相反,指的是受到外界已经存在的民主国家的影响而发生的民主化,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都属于次生民主化。之所以要区分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是因为民主化一旦在某一个国家自发地发生了,而且民主巩固了,如果信息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那么仅仅是这一原生民主化国家的存在,就会对后来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原生民主化就没有得到这种促进作用的帮助。

  不过,不论是原生民主化,还是次生民主化,只要是民主化,就一定有共同的原因。对所有民主化的共同解释如下。由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某一部分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降低,他们成功地发起反抗(革命)。革命之后若建立非民主政治,另外的某一部分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仍然比较低,他们又可以成功地发起反抗。总之,这个社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中:人数足够多的某一部分被统治者与革命家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总是比较低,这使得任何人的独裁统治都无法得逞。在“万般无奈”之下,一种由这些政治交易费用比较低的人们共同统治的政体就建立和巩固起来。至于那些政治交易费用比较高的人们,则仍然会处于被统治、没有权力、受到掠夺的状态。民主权力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救世主会把它赠送给无力争夺它的人。

  (二)少数公民的民主为什么会逐步扩展为多数公民的民主

  原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一般不会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的,但是,民主一旦诞生,它就必然地逐步向下扩展,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处于被统治、没有权力、受到掠夺的状态的子民会获得民主权利。其中原因是这样:社会中那些与获得了民主权力的少数公民最经常接触的子民会最先产生民主要求,他们看到了民主权力的好处。而且,也看到拥有该权力的公民在能力、知识等各方面和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于是,这些子民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那些公民能够享受民主,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有少数人拥有民主权力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是根本上反民主的意识形态,例如,该意识形态不可能论证说,某个人或某个家族从神那里获得了独裁权力,它最多只能说,某群人因为由某种标准(如财产、种族等等)来划分的社会地位优越或进步,所以有权享受民主权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拥有民主权力的公民或其代表比较容易选择和平手段、或者说谈判方法或交易方法来解决内部的、甚至与外部团体之间的政治争端,因为暴力镇压的手段带来的好处平均分配给全部拥有民主权力的公民,每个公民能够得到的好处就大大减小了。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子民们发起和平地要求民主权力的运动的成本:即使失败了,一般也没有生命危险。

  在民主逐步向下扩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部分子民在议会外和平地要求得到民主权力,一部分代表某些已经拥有民主权力的公民的议员在议会内予以响应,提出给予该部分子民民主权力的议案,这些议员所属的党很可能在此刻属于议会内的少数党,他们盘算着,这些子民一旦获得民主权力,很可能会感激地投票支持该党,从而增大了该党成为执政党的机会,符合该党成员的短期利益;虽然扩大选民范围不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但是,在某些特别的时刻,只要他们对短期利益的偏好强于对自身长远利益的偏好,他们是会“饮鸩止渴”的。议会内的多数党一般不愿意扩大选民范围,因为这有可能使该党变成议会内的少数党,失去执政地位。但是,如果议会外的子民人数多到一定程度,其抗议力量大到一定程度,继续抵制扩大选民范围的成本就会增加到一定程度,并终于达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赞同扩大选民范围,将抗议着的子民吸收为选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尤其是,新选民其实也可能会感激多数党的支持而投票给原多数党。绝大部分选民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只是根据各政党能够为他们带来的利益和税负的多少来决定如何投票,所以,新增加选民之后,这些选民到底会投谁的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各党都可以公平地竞取。

  符合上述情况的事实很多,例如古代罗马获得公民权的人数逐步增加的过程,英国民主的逐步扩大的过程等等。

  (三)解释次生的民主化

  科学技术不断地前进着,特别是原生的民主政治因为比较好地保障了知识产权而大大地刺激了科技进步。科技进步降低了“国际”交流的成本,使得国家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人类的视野扩大,人类世界越来接近成为一个“地球村”。现代科学(如天文学、生物学等等)、原生的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繁荣都冲击着非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前者冲击着意识形态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后者冲击着意识形态中的社会科学部分。例如,如前所述,借助于信息传播技术,天文学增加了人们对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破除对于天上神仙的迷信思想;生物学增加了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发展规律,有助于破除上帝造人之类的思想。同时,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繁荣丰富了人们对于政治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破除对于非民主政治的认同。结果是子民的不确定性程度不断降低。

  随之而来的是一部分子民与某些政治企业家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终于使这个社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中:人数足够多的某一部分被统治者与革命家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总是比较低,这使得任何人的独裁统治都无法得逞。在“万般无奈”之下,一种由这些政治交易费用比较低的人们共同统治的政体就建立和逐步巩固起来。自然科学技术加上对于民主政治的一定程度的正确理念或认识,使得现代的独裁大国的政治交易费用状况和古代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交易费用状况变得相同了,这就是表面看来无比复杂的第一、二、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基本原因。

  (四)一个预测

  当代世界仍然有许多国家的政体是各种形态的独裁政体,它们都会转型为民主政体吗?如果在这些国家中,关于民主政治的知识的扩展、传播速度赶得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如果自然科学技术没有被独裁者用来增加子民的不确定性,或者,虽然它被这样使用,但是,自然科学技术对于非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还是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子民总的不确定性程度还是不断降低,那么,这些国家都会发生次生的民主化转型。

  

  注释:

  

  [1]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页。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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