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法律理性与人类正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5 次 更新时间:2009-07-01 09: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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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朱理思•斯通(Julius Stone)教授以治法理学与国际法名世。一九八五年病逝,享年七十有八。盖棺论定,凭著作说话,斯氏位尊本世纪英语世界最为杰出的法学家行列。这位在悉尼大学法学院任教凡三十三度春秋,为该所法学院带来国际声誉的法学家,当初为到该院谋一份教职,却颇费一番周折呢!一晃一个甲子将逝,围绕他的聘任演绎出的种种故事,依然“是一个问题”,不提也罢,一提起还真让人凭添几多感慨!本文叙其梗概,抉其大端,分析聘任过程所展示的学术独立、种族平等、地域生活样法与法学研究取向,以及现代法学教育体制和方法诸题,在此过程中窥觇法律理性与人类正义理念的互动关系。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首先,介绍事件的由来和各位教职申请者的背景;其次,简述斯通的身世、教育背景和早期学术经历;复次,详述斯通聘任过程中秉信学术至尊、维护大学独立的清流派知识分子和热血学生,与代表社会强势利益的大学当局及其背后的法律界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再次,经由考察英美法系内部法学研究取向的差异、当日澳洲社会的族群观念和种族意识,特别是现实政经利益与法学界的重重纠葛,详细分析悉尼大学拒聘斯通的社会—学术原因;最后,就大学独立和学术至尊、法学教育及其方法以及法学从业者的职业规则等略予小结。

  

  一

  

  迄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悉尼大学法学院只设置两个正教授职位。一九四0年十月,法理学与国际法教授查特斯(A. H. Charteris)病逝,另一位教授帕登(Peden)亦将于翌年退休。一时间,两个重要位置空缺待聘。有鉴于此,早在一九四0年三月,悉尼大学评议会(the Sen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着手研讨两个职位的选聘事宜。是年十一月,委员会决定在英联邦范围公开招聘,要求应聘者得于一九四二年新学期走马上任。当时,欧战已进入第二年,不少学者应征入伍。在此公开招聘中,正在服役的他们自然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避免不公平竞争,更旨在预防野有遗贤,大学评议会责成教授理事会(the Professorial Board)遴选出两位候选人,一以学术造诣为准,而不论其能否及时到任。

  遴选委员会由教授理事会的十一名成员组成,经济学教授米尔斯(R. C. Mills)主其事,成员包括时任“副校长”(Vice Chancellor)的罗伯特•沃伦斯爵士(Sir Robert Wallance),以及哲学和古典研究的几位教授。招聘启事按惯例在整个“英帝国”广为刊发后,总共有二十七人应聘。委员会从中预选出四位,以待最后确定两位。

  这四位候选人分别是三十四岁的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时为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学院(即后来的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院长,拥有新西兰大学法学硕士与剑桥大学法学博士(PhD)学位,出版有研究欺诈的著作,一本题为《萨尔茫德论契约》(Salmond on Contracts)的专著亦正在作二版修订。第二位候选人是理查德•莱瑟姆(Richard Latham),三十二岁,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获得者,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院士。莱瑟姆如同前者,也是一位世家子。其父约翰•莱瑟姆爵士,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理查德当时正在服役,后不幸战死沙场。第三位候选人是同样正在服役的阿伦•布朗(Allan Brown),年方三十,获有牛津大学一等民法学学士学位(BCL,一种研究生学位),沃切斯特学院(Worcester)院士。此人同样是一位世家子弟,其申请获得了澳洲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后任首席大法官的欧文•迪克森爵士(Sir Owen Dixon),以及即将离任的帕登教授本人的强有力支持。

  第四位入围者便是我们刻下要说的朱理思•斯通。[1]斯通与威廉姆斯同庚,其拥有的学位、发表的作品,包括与哈佛大学庞德教授合编的《法理学讲座大纲》(Outlines of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以及以往的教学经历和学术管理经验,使他在所有应聘者中名列第一。其推荐阵容亦甚可观。两位正式推荐人分别是剑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阿诺德•马克奈(Arnold McNair)和来自母校牛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布莱格(J. L. Brierleg),而提供推荐材料的亦包括庞德教授本人。

  经过审慎评议,教授理事会最后敲定斯通和威廉姆斯为候选人。一九四一年九月,两位教授在悉尼接受了长达九天的面试(interviews)。事情到了这一步,可说是尘埃落定,万事具备。但是,据教授理事会的备忘录记载,九月十五日,风云突变,有人向遴选委员会“吹风”,谓大学评议会或不会接受教授理事会的人选。悉尼大学校长更亲自出面,要求在作出任何正式决定之前,遴选委员会应当会同大学评议会中的“法律人士”,即具有法律教育背景、任职于法律界或任教于法学院的人士,对教授理事会的人选进行复议。所谓的“法律人士”,包括他本人、曼宁和戴韦森,当然,还有帕登教授。吾友当然知道,在英帝国体制下,所谓的“校长”(Chancellor),如当今英国皇夫之为剑桥大学校长,乃名誉性质,平日并不视事,主要忙活些剪彩、颁奖之类的场面上的酬酢,但此次却纡尊降贵,站到台前,可谓非比寻常。──至此,一幕实际上主要旨在阻止聘任斯通的活剧,正式上演。

  

  二

  

  在叙述这出戏之前,让我们先回头对斯通的“身家背景”略作介绍。斯通的父亲以色列•斯通,是出生于立陶宛的犹太人。十九世纪后半叶,东欧的犹太人口有较大上升,反犹情绪随之升温。一八八一年,沙俄的一项立法迫使大批犹太人流离失所。北美和英国作为欧陆犹太社群口耳相传中的“希望之乡”(promised lands),成了难民们的首选之地。据说,在一九0五年的“外国人移民法”(Aliens Immigration Act)颁行之前,英国对于犹太移民的限制还不算太紧,若说存在移民“壁垒”的话,主要乃是心理上的,而非实际的立法限制。斯通的父母,一对二十来岁的小夫妻,便在世纪之交,随着这股人潮,从沙俄移民英国,定居约克郡的利兹。

  一九0七年七月七日,斯通出生于格劳弗街21号。前有兄姐,排行老三。三岁时,母亲病逝,幼儿失抚,幸有祖母照料。但老人不久即去美国投靠女儿,年长四岁的姐姐芳妮•斯通,遂如母亲一般照料幼弟。实际上,在这个家庭中,芳妮被称为“小妈妈”,不仅照抚斯通,也包括后来继母所生的弟妹。丧母之痛烙于斯通心灵深处,终生未愈。一九八五年,斯通去世前不久致信芳妮,告谓七十五年来每年在母亲忌日均按犹太方式为逝者颂祷(yahrzeit)。对于老祖母,斯通终生都怀有美好的回忆,晚年谈起,还情不自已,唤为“吗咪”(Mummy alter)。

  斯通的父亲后来与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女子结婚,并育有四个儿女。对于这位继母,斯通和兄姐均不抱好感,一般充盈犹太人家庭的和睦亲情,从格劳弗街21号消失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犹太人主要定居于伦敦、利兹和曼彻斯特三地。一九00年,利兹的犹太人口约在两万至两万五千之间,多集中于列兰德斯区(leylands),一个房价与条件同样低廉的社区,用斯通后来回忆的话说,“一个工业区的贫民窟”(an industrial slum)。[2] 与欧陆的传言和犹太移民的憧憬相反,其时英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艰辛,犹太移民劳工置此情形,自然更是等而下之。如斯通的岳母,少小离家,来利兹投靠姑母,在一家制衣厂缝扣眼,每缝一打扣眼始得三便士。

  居住在列兰德斯区的尚有不少非犹太教居民,英语中称作gentiles, 多为社会下层,犹太人是他们唯一可以欺负的人。情形常常是,一队犹太送葬行列正从街上缓缓通过,突然遭人掷石攻击。周六为发薪日,也是犹太教的安息日,非犹居民常在酩酊大醉后横起事端,拿少数族裔出气。租房和招工广告中“贵犹太佬免问”(No Jews need apply)的招示,[3] 即便在犹太人口较多的利兹,亦屡见不鲜,很象同时段上海滩上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只不过前者属于在自家门口的马路上撒野作威,后者却是持刀闯进别家院子里逞凶作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战况不利协约国时,犹太居民因被指逃避兵役,所受歧视与迫害愈甚。斯通晚年回忆,孩子们多对父母隐瞒在校所受歧视和欺凌,因为他们深知父母的压力,不忍父辈再因自己所受的伤害而苦痛。[4]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犹太裔多杰出人才,实有此苦难预作铺垫,而有非如此不得已者在。正是早岁的这种经历,使斯通日后形成了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笔者因有这几年负芨海外的生活作背景,亲闻亲睹亲历我华族子弟求学谋生之艰辛,夜读斯通此语,遥想世纪初年的情形,不禁感同身受,抚卷怆然。

  总之,这便是斯通早年的生活环境。一九二五年,中学毕业后,斯通考得了一份奖学金,没有听从利兹大学著名数学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布罗德斯基(Selig Brodetsky)的劝告,偏选择入读牛津大学。当时,利兹的一般犹太家庭都送子弟入读利兹大学,以期在较短时期内获得一个职业资历,为毕业后的就业预做准备。而入读牛津剑桥,对犹太子弟来说,通常的前景乃是“以学术为业”,于谋生言,自非立杆见影。二十年代,整个西方国家对于犹太学生的入学比例均有或明或暗的限制。东欧各国明火执仗,相继颁行了限制犹太学生数的立法,即臭名昭著的numerus clausus。而且,越是名校,限制越严。即便在美国,迄至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大学亦都曾限制犹太学生人数。例如,一九二三年,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即曾作此动议,幸未通过。一九三一年,罗格斯(Rutgers)大学亦发生类似事件,引致社会性争执,犹太人上街。二十年代中期,整个牛津大学犹太裔学生约在四十名上下。在斯通注册的伊格斯特学院(Exeter),包括斯通在内,仅有两名犹太学生。如果说反犹行为在利兹是以针对整个犹太社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那么,在牛津则含而不露地具体落在每个犹太学生身上。在阶级界限壁垒森严的牛津大学,学生多以其所属社会阶层、经济地位、身家背景和宗教,乃至口音而各归其所。各种学生俱乐部便以此作为入场卷。除了犹太学生协会,斯通未曾参加过任何一个俱乐部,或者说,限于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不可能加入任何社团。而学院内的私人餐会(private dining club),更是明文禁止犹太学生入内的。凡此种种,皆积淀斯通心灵深处,深刻影响了其人格倾向与学术关注。社会平等与人类正义,人类的权利及其法律保护,构成斯通一生学术追寻的重要内容,非为无由。从青年时代起,斯通就是一名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亦于此可探蛛迹。而终其一生,斯通对母校并无好感,其因在此。八十年代初,斯通的妹妹玛丽•斯通(Miriam Stone)重游牛津,特地去看了一下斯通曾经就读的伊格斯特学院,并对他详述岁月沧桑,不料斯通回信责其多事,指此“朝圣”无聊,并谓自己在彼所度时光乃一生中“最为难受”的。事实上,斯通说他在牛津所遭遇到的乃是最为糟糕的英国式阶级制度、扭曲的价值理念、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和种族偏见。而后来之所以在美国一呆四年,并乐意再呆下去,便是因为美国的社会环境将他因“犹太人”这一种族标签所受到的压力减至“最低”。

  长话短说。斯通在牛津初修历史,后读法律,主要是国际法,一九二八年获法学院一等人文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 with First Class Honours)。一九三0年获三一学院二等民法学学士学位(BCL),因为是“二等”,据说他甚觉“尴尬”。同年,并获利兹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一九三一年,获洛克菲勒资金支助,斯通来到哈佛大学,翌年即获法学博士学位(SJD)。一九三六年,二十八岁的斯通终于获颁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DCL)。当时,这一学位的获得者中鲜有四十岁以下的。在哈佛期间,斯通发表了四篇极有分量的论文,[5] 出版了两部专著,即《少数族裔权利的国际保障:国联议事规程的理论与实践》[6] 和《少数族裔权利的地区保障:对于上西里希亚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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