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0 次 更新时间:2009-07-01 0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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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进入专栏)  

  个人如果不与群众相结合,那末,所谓个性解放,往往不过是造成个人悲剧而已。知识分子的唯一正确出路,就是和广大群众结合,把个人的奋斗和人民的斗争、人民的事业相结合。”②于是,鲁迅的这些作品,就成了否定个性解放、肯定知识分子改造的依据。

   按照唐弢的说法“, 胡风歪曲鲁迅,更表现在他截取鲁迅在向封建文化、庙堂文学、国粹主义等作斗争时所写下的片言只字,来辩护他自己对全部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否定民族传统、民族形式、民间文艺的反人民的立场上”。胡风的重要的罪名之一,就是否定民族传统、民间形式,对历史持虚无主义态度。应该说,这罪名不是凭空罗织的,而是胡风的确对传统有更多的否定。但众所周知,这种对传统的态度是从鲁迅那里继承来的。如果依据这些事实可以认定胡风“反人民”,那么鲁迅同样“反人民”。把鲁迅与胡风区别开来,就要证明鲁迅并不反传统,并不否定文化遗产,努力把鲁迅打扮成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于是,人们反复使用鲁迅的那个比方:如果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不能不敢进去,也不能放火烧掉,更不能一住进去就大吸剩下的鸦片烟。鲁迅的一句话特别讨人喜欢:“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历史留给人们的事实是:因为主人是新的了,不但旧宅子变得无比可爱,旧主人剩下的鸦片烟、迷魂药等也成了宝贝。但这一切都必须说:鲁迅的本意就是如此。要做得圆满,还必须对鲁迅的一些话重新解释,比如,鲁迅“吃人”的判断被限定在统治阶级和“封建礼教”,而不是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是对几千年历史作出的;提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主张,也成了对胡适诱导青年“整理国故”的行为进行斗争,而不表现鲁迅对传统的态度。研究者们要努力说明鲁迅如何继承了民族的遗产,如何在拿来的同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成了一个公式,一个套子,鲁迅的一切都要被套进去解释,因而无不合于时代的要求,甚至“完全符合于毛主席‘推陈出新’的精神,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推行的对待民族遗产、民间艺术的政策”。

  总之,鲁迅的言行无不符合时代的政治要求;胡风对鲁迅的言说无一不是对鲁迅的歪曲。通过这样的努力,在把胡风打入地狱的时候,鲁迅似乎被解脱了出来。但结果是可悲的:鲁迅思想和创作中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都被判给了胡风,那个真实而完整的鲁迅在遭到粗暴的阉割之后不再进入传播。这一后果非常严重,它使鲁迅的许多遗产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胡风一起被监禁。

  

  四、关于鲁迅命运的一点感想

  

  关于胡风案涉及的问题,各方当事人都有自己的认识,见解很难一致。但是,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无论周扬等人如何公报私仇,胡风的悲剧都不取决于个人的恩怨。究其实质,胡风的悲剧源自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努力之间的碰撞,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因为缺少现代社会的竞争规则和制度保障,最后以不公平的结局告终。它意味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失败,意味着一个现代梦想的破灭。胡风为什么失败? 历史已经证明: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亲自布置和领导的,他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指示,亲自修改批判文章,最后又亲自撰写关于胡风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直到胡风如何处置,是杀还是不杀,都由他亲自说了算。进一步说,鲁迅的命运最终也取决于最高领袖。

  冯雪峰在文革时期曾经郑重地告诉牛汉:鲁迅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对立的。其实,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发现,因为读过双方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到二者背道而驰之处。胡风的文艺思想更多地来自鲁迅,他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冲突事实上也是鲁迅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冲突。如果从时代的思想文化整合方案考察,鲁迅遗产大多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否定鲁迅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新时代本应把鲁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作为偶像供了起来。这一切都源自毛泽东“法外施恩”。然而,鲁迅的“嫡系传人”被打翻在地,却是必然的命运。

   鲁迅之所以被保留下来,除了最高领袖的赏识之外,还有更多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革命者对自身文化资源的留恋。革命拥有一些资源,无论人力资源还是精神资源,都常常要被带入革命之后的时代。那些资源在革命的年代也许是有力的武器,但对于建立新的秩序,对于新秩序之下的新统治,却常常有害而无益。由于革命伦理、现实需要和感情的作用,胜利者对一些革命资源常常非常矛盾:一方面是珍惜,一方面是警惕。根据历史的规律,新秩序建立之际常常要论功行赏,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革命的道义;同时也常常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保留一些利器常常是给自己添乱。在历史上,起义领袖在革命胜利之后常有“炮打庆功楼”之类的举动,原因并非只是争权夺利,而是在于新秩序的建立要求消灭革命遗产中那些不利于稳定的因素。在从乱到治的过程中,革命哲学与执政逻辑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新秩序来说,一些革命时期非常珍贵的资源往往不仅要放弃,而且要对它百倍警惕。鲁迅留下的遗产,不幸属于这样的资源。从破坏旧秩序到建立新秩序,必然要伴随着资源的更新;但与此同时,话语的一致性和道义资源又必须顾及。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决定了鲁迅与胡风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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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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