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民:朝鲜战争彭德怀统帅作用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3 次 更新时间:2009-06-26 18: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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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  

  

   1950年10月8日-1954年9月5日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经历朝鲜战争全过程。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并于7月初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在朝鲜前线另由陈赓(1952年4月12日-6月11日)、邓华(1952年6月11日-1954年9月5日)代理其职务,此种形式的代理体制下代理者的作用估计非常有限。当然,也应考虑到1952年4月后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规模已小得多了。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一职按通常理解即战地统帅,各国军事制度不同,战地统帅作用也大有区别。本文分析在当时指挥体制中彭德怀作为战地统帅的作用,由此探讨指挥体制的特点。对指挥体制的研究须有核心档案资料的支持,在现有条件下,本文研究所涉重要事实仅限于征引几项官方资料。

  

   一、彭德怀并非全权负责战场作战指挥

  

   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军队最高统帅,如果中国有几个作战战场,毛要在几个战场间调度兵力、调整作战目标,因而须对各战场进行较具体的指导、指挥。在有限战争且只有一个战场的情况,或由毛在北京指挥、彭在朝鲜执行,或毛只定原则由彭全权指挥。但现实的指挥方式似乎是不明晰的。毛泽东的指挥不限于战略决策与战役部署方面,大量文电内容是对战场作战的指挥,不少命令文电涉及军级、师级部队行动,甚至还有详细的敌情通报,兹列举战争初期文电如下:

   1950年10月22日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通报韩国第2军团及第6、8师有关动向,指示围歼第6、8师1;

   10月23日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部署全歼韩军第6、8师,令派第42军一个师附一个炮团去长津湖;1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第38、39、40军行动2;

   10月25日晨志愿军首次接敌,当日6、6、17时,次日2、4、5、14、16、23时毛泽东(或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高岗等详述战场态势、指示作战行动3;

   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东线第42军调度4;

   11月2日19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第27军渡江点安排及西线作战部署,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应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5;

   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西线德川作战情况6;

   11月5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关于德川作战方针, 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令第38军寻机歼灭韩军第7师一两个团7;

   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要求准备随时扑灭空降之敌8;

   12月2日5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告高岗贺晋年关于西线肃川、顺川、安州地区作战安排,令第42军应待歼灭新仓里之敌后再行停止;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内容大致同上9;

   12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派一个师进占平壤10。

   彭德怀的请示文电也总是既有作战方针、部署又包含战场细节,如1951年2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因第50、38军伤亡过大拟撤回汉江北岸,请示放弃洪川、春川地区,当日军委回复同意11。这应当表明彭德怀对本人指挥许可权有所理解。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即在上述时间内瞬息万变的战场需要决断的事情也绝对不会只有这么几件,凡是毛泽东没有具体指示的事项当然由彭德怀直接处理。从所列举的文电内容看不能判断指挥许可权的分割方式。至于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在前线是否得以执行,这需要另文研究,但可以肯定并非全部执行。例如前述11月5日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令第38军寻机歼灭韩军第7师一两个团,事实上志愿军司令部已于当日结束第1次战役。

   第2次战役前后毛泽东对第9兵团及东线之直接指挥见于以下第5节。

  

   二、未发布明确命令规定志愿军司令部的编成与统辖部队

  

   在入朝前与入朝初期就没有明确志愿军司令部的编成与统辖的作战部队,1950年10月8日关于志愿军组成命令只说“志愿军辖第13兵团及下属之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而不是称所有在朝的中国军队均受志愿军指挥,并未明确后续入朝或在边境地区执行任务未入朝部队是否立即编入志愿军序列。

   从实际情况分析,有关限权与统辖部队的问题并非无意疏忽。第66军于1950年10月26日之前到达朝鲜,26日4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并高岗等称“请直接指挥第66军,给以任务和领导,迅速沟通电台联系……”12,乃以个案方式授予对新入朝部队的指挥权。对于稍晚入朝的第50军没有类似的隶属关系转移的命令,原因可能是第50军原属第4野战军。

   第9兵团入朝前的1950年10月31日毛泽东致电宋时轮(兵团司令兼政委)、陶勇(兵团副司令)“该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13,但在第9兵团过江前两日的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江界、长津方面应确立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14。“尔后”当指该次(第2次)战役以后,因为第2次战役期间毛泽东及北京方面文电通常发给彭德怀并第9兵团(如11月3日、11月28日5时半与24时、11月30日、12月3日1时、12月5日、11日)有的文电则只发第9兵团(如1950年12月7日)。显然这里的用语:“请直接指挥”、“尔后…我们不遥制”与确凿的命令“着将某部队调归志愿军司令部指挥”有很大的区别。

   互为印证的是彭德怀发给毛泽东的请示电也有“提议26军(引注:该军隶属第9兵团)……”字样(1950年11月24日)15。11月12日毛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16,在军事用语上“指导”与“指挥”有层次上的严格差别。尽管有北京方面对第9兵团的直接指挥,在该部遭遇困难时12月9日彭德怀复电宋时轮紧急处置并报毛泽东:“东线志愿军第79师(引注:该师隶属第9兵团第27军)已处极端严重困难,十分悬念。除用一切办法加强运输接济外,望迅速撤出当前战斗。越过黄草岭向南数十里较黄草岭温和得多。围敌打援计画应即停止进行”17,注意到彭德怀的该文电亦须同时报告毛泽东。

   志愿军序列不明确的主因系于当时的军事组织制度,而战争期间中、朝边境处于开放状态、部队隶属关系不易明确也是重要原因,例如空军曾请示北京哪些部队算作志愿军——1952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我意凡在鸭绿江边参战的空军,均应算作志愿军”18。

  

   三、军队的既有行政系统通常不因作战需要而变更

  

   投入朝鲜战场的部队系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组成,包括中南军区(四野)第13兵团在内恰好是每个军区(野战军)一个兵团:西北军区(一野)第19兵团,西南军区(二野)第3兵团,华东军区(三野)第9兵团,华北军区第20兵团(其时东北军区无兵团级部队),值得研究的是部队原有行政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战争期间有很多部队主官不到位的情况,在战场上发生这种事情表明行政指挥系统与作战指挥系统有较复杂的关系,致使一些部队在主官不到位(特别是军事主官不到位)的情况下投入作战行动,尤以第3兵团为甚。

   1951年3月12日周恩来约见陈赓后第3兵团指挥机关于16日组建,陈赓任司令兼政委(陈赓早于1950年2月任西南军区副司令,这个安排显然有所不当)。17日第3兵团部队入朝但陈赓在北京养病,第3兵团在无司令、政委状况下投入了第5次战役。5月27日毛泽东召见陈赓,6月1日陈赓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文献记载当时并无志愿军第一副司令的职位,最早入朝的邓华是副书记、副司令,只能认为暗指邓华就是第一副司令,而邓华资历远在陈赓之下,此安排仍然不当)。过了两月陈赓才首次到达朝鲜,又于1952年3月初回国,月底再入朝代理彭德怀职务至6月11日回国调任他职,第3兵团无司令、政委的情况再持续到次年4月,此时由许世友轮换了始终以副司令代行司令职责的王近山,而兵团政委一职直到终战却都是空缺。

   还有第20兵团曾以副司令梁兴初代行司令职责、之后又由代司令郑维山指挥,西海岸防御指挥所以副司令梁兴初代行司令职责、第9兵团兼东海岸防御指挥所以副司令陶勇代行司令职责。至于代理军长、无兵团政委、无军政委情形更多,代军长即有第12军肖永银、第15军李成芳、第24军张震、第38军江拥辉、第39军张竭诚、第47军张天云、第67军李湘七例。还有第50军曾泽生军长回国治病由副军长蔡正国代行职责。1950年10月下旬第9兵团在山东曲阜集结时,华东军区下令调第27军第80师师长张銍秀任第26军副军长,因为具体的交接问题未即时执行,张銍秀于入朝后的11月24日奉兵团令到第26军上任,可见大军区即有权任免军级负责人,则理论上志愿军亦应有此许可权。难以设想彭德怀有权任免军级负责人却能容忍作战部队屡次出现主官缺位或代理职务,即便人选再有困难,作战行动的组织保障毕竟是压倒一切的事。

   据第60军第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回忆,该师入朝前军政委说你们师没有政委,你(吴)负起这个责来,但直至第5次战役结束吴成德被俘都没有正式解决第180师政委的缺位(注:诸多文献包括亲历记都称吴成德是师政治部主任,称吴成德是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者可能是孤证19)。若说彭德怀不具有师一级的行政指挥权恐不能成立,但为甚么没有指令第3兵团及时配齐师级主官,实际的原因还应归于原有行政系统未因部队投入战场而改变,入朝前第60军与第3兵团并无渊源关系,加之第3兵团本身也缺主官。

   第9兵团各军原为四师制,1951年2月中旬第9兵团奉命撤销第88、89、94师3个师(据张銍秀:“2月5日兵团宣布对几个干部的处罚”20,“28日……下午在88师师直科以上干部会宣布撤销番号整编”21)。撤销3个师的命令应当不是志愿军司令部所出:第2次战役后第9兵团在咸兴地区休整,2月初第26军奉命结束休整投入第4次战役开赴西线抱川地区组织纵深防御,若战地统帅有师级部队编组权应当会在两个月的休整期间解决此问题。

   战争期间较早回国的作战部队大抵归建于原所属军区,如第66军1951年4月回国仍隶属华北军区,第36、37军11月回国仍隶属华北军区,第26军1952年6月回国驻山东淄博仍隶属华东军区(30日军首长即赴南京向军区报到),第20、27军1952年10月回国驻浙江、江苏仍隶属华东军区。战争后期原有行政指挥系统作用有所淡化,回国部队驻防地可能重新安排,在朝鲜前线的兵团架构也衍变为指挥机构而不再有固定的统辖部队。

  

   四、高岗:介于最高统帅与战场统帅之间

  

笔者曾研究认为战争期间在处理与战争直接相关事务方面,居于决策与指挥体系最高层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高岗22。林彪自1951年10月主持军委仅有3个多月就因病去职,加以其行事一向低调,正式出版文献上确也找不到此期间林彪指挥朝鲜战争的记载。中央书记处显然不直接参与战争与军事事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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