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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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我在石室中学高中就读时就确定了学哲学的志向,1945年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当时教授阵营最为强大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在联大的第一学年中,虽然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课使我在理性思维的训练上深受教益,受用终身,但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仍然在我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随着求学的进程,我在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上如饥似渴地汲取他们传授的知识,并深受他们为人为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先生们的引领、启发与教诲,我的哲学志趣逐渐发生了转向,在我眼前展现出了哲学的理性之光,吸引我一步步进入了理性哲学的巍峨殿堂,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原先哲学追求的目标。对理性哲学的深入探索与思考日后成为我毕生坚持的事业,从不动摇,从未放弃。

  1946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我申请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获得了批准。本来学生复员是整个学校复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由学校统一办理。可是校方为了减少负担和麻烦,在我们问及时总是推脱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搬迁,并劝学生最好自己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拖到6月都还没有消息,我和一些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行回川。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运货的敞篷卡车,放上行李,人就坐在上面。当车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盘旋前进经过有名的天险吊死崖和七十二拐时,真是无比惊险,令人吊胆提心,当到了最后一拐时,大家正准备松一口气,可是车一下子就突然翻倒在路上!还算幸运,没有翻下悬崖峭壁和万丈深渊。

  当时,我一下子还缓不过劲来,我被压在行李下面了,当同学们扒开被卷、箱子我想站起来时却疼痛难当,后来才知道我的左侧胸部有三根肋骨骨折了。同学们帮助司机把车翻过来,把我和其他受伤的同学扶上车,然后继续行驶送到离此最近的桐梓县旅店暂时安顿下来。所幸的是,恰好这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小车从这里经过。同学们只好招手拦住车,请冯先生向教育部交涉,速派车把受伤的同学送到重庆的医院救治。万分感谢冯先生对学生的关爱,由于冯先生出面,教育部很快就来车了。我和另一位伤势严重、申请进入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被送往重庆李子坝一家设备良好的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致痊愈后,我们俩也不知道怎样与教育部联系办理出院手续,就偷偷地带上自己的东西溜出了医院。我先是回大竹老家继续疗养将息了几个月,这样我就不能及时到校而不得不休学一年。后又从大竹到成都大伯父家,他见我成天看书也不是个事,就把我安排到少城公园文化馆去做一名“干事”,具体工作就是办一个供游人观看的“黑板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干了大约三个月,我就启程到重庆准备北上复学,住在四姐杨仲郁家里,姐夫万程之时任重庆棉纺厂工程师兼厂长,他们出于尽量保证旅途安全的考虑,想方设法给我买了一张从重庆飞往北平的机票。这样,我在1947年7月就顺利地到达北京大学复学了。在那个年代20岁的我就能坐上飞机是何等稀罕的事,遨游蓝天,遥望祖国大好河山,心境顿时开阔,忘掉倒霉的翻车劫难,对重返校园学习充满了渴望。

  北京大学校址在离故宫后宫门和景山不远的沙滩。校舍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五层楼高的红砖大楼——“红楼”。红楼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这里是北大大学生乃至北平各大学学生经常举行各种集会和活动的著名的“民主广场”,广场西边一带的砖墙是学生们张贴各种声明和大字报的著名的“民主墙”。广场北端是一座造型精巧类似一艘舰艇的灰色建筑——女生宿舍所在的“灰楼”。“灰楼”的西边是一座三层楼的白色建筑——文科各系的办公室和主要教室所在的“白楼”,它底层的那间大教室是北大学生经常举办各种报告会、讨论会或辩论会的场所。“白楼”的南面靠东是学校行政机构所在的一些中国式建筑。正南是一座“T”字形的两层楼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北大图书馆,前排有四间大阅览室和一些专供教授使用的研究室,后面是书库。出了靠近图书馆的学校东门,街对面是地质地理系所在的地质楼。顺着地质楼前面的街道西行就到了北大理学院。这里全是古典式的中国建筑群,朱梁画栋,富丽堂皇,令人想到前清的王府。第一座建筑是一个上各种公共课和举行大型报告会和演讲的大教室。记得北平刚解放时我曾在这里听过著名进步作家丁玲的精彩演讲。大门内东侧有一间琴房,从那里经常传出悠扬悦耳的钢琴声。从理学院再往西,就是一排排平房组成的男生宿舍——西斋。不过,我的宿舍不在这里,而是在红楼东南方向、北河沿边的北大“三院”。

  当我到达三院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首先见到的就是西南联大时的好友罗荣渠。我和荣渠都是四川人,在联大就同住在由大礼堂临时改成的宿舍里,自己用绳索挂上床单隔开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寝室。我们朝夕相处,一起去教室,上图书馆,到食堂,以及学生俱乐部,有时晚自习后还一道去校外城门口吃香喷喷的“拐骨”。现在我休学回来又和荣渠住在同一间寝室里,只不过不是干打垒的大统仓,而是一座颇为洋气的西式小楼。寝室相当大,大约可住10人,但经常没有住满,有人来了可以随时入住。三院离东安市场只有刻把钟的路程,我和荣渠最爱到那里鳞次栉比的旧书店、旧书摊去东翻西找,上搜下索,寻找自己需要的书,常常带来意外的收获。有一次,荣渠在那里不仅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希腊罗马艺术集》,而且还为我发现了冯至先生推荐我们购置的莱比锡版的“Der Sprach: Brockhaus”的图解字典。我不仅买到一套《诸子集成》,而且还有德文原版的四卷本《歌德著作选集》。我们也常在一起切磋讨论一些思想、学习上的问题。记得一次我们在谈及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时,他突然问我为什么学哲学。我不经意地回答说,灰色是底色嘛,无往而不在。我又反过来问他为什么学史学。他似乎不假思索地说,哲学太高深太抽象,经济学这类热门又太平凡太实际,史学似乎是介于过虚的哲学和过实的经济学之间,可以把“灰色的理论”与“常青的生活”这两极协调起来。对于他这番富有哲理和深意的谈话,我从内心极感钦佩。士隔三日,刮目相看。这一年来荣渠在为学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现在我也应当在这条道路上步其后尘奋起直追才是。

  我回到北大复学,只能就读大学二年级,而荣渠已是大三了。在这个学年度里,贺麟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是必修课程。这也是哲学系学生得以真正进入哲学之门的重点课程。虽然早在中学时代我就非常景仰先生,但从未闪过那时就能亲见先生的念头。到了联大,先生在渝讲学,又无缘拜见。现在,我终于能目睹先生风采,亲聆先生教诲,直接受业于先生了,兴奋之情可以想见。抱着这样的心情,我走进了先生的课堂。我原以为上课的只有哲学系为数不多的学生,那知选课的竟有文科各系的学生,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来迟了想找一个座位都很困难。

  这是我第一次听先生的课。先生讲课,总是以生动的语言,浅近的比喻,旁征博引,汇合古今中外,穿插哲学家的一些轶闻趣事,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难懂的哲学学说。因此课堂气氛活跃,听众真有如坐春风之感。例如,在讲苏格拉底时,先生就以下面这则轶事来说明苏格拉底的幽默、智慧和诲人不倦的品格:一天苏格拉底正和他的弟子聚集在他房子的外墙旁边,他的妻子在楼上窗口大声叫骂要他停止没完没了的谈话,她见苏格拉底没有动静,就从窗口把一盆水猛地泼到他身上;苏格拉底一面用手抹去脸上的水,一面若无其事而又正经八摆地向弟子们说:“雷鸣之后,必有大雨”。又如,在讲黑格尔时,先生引用了少年黑格尔日记中的话来表明黑格尔倾向于辩证思考的天赋:“年少时想吃没钱买,年老时有钱买又不想吃”。通过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我第一次知道了哲学自古希腊直到近现代的发展和沿革,看到了哲学长河中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甚至彼此矛盾的哲学学说,其中最博大精深、令我神往的就是黑格尔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通过先生这门课程,我认为对我产生的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和效果,就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代替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在我心中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课程结束后,我提交的课程作业是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生阅后在上面写了一个较高的评语,对此我并未特别在意,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对学生的鼓励。可是当我到先生家时,正在上小学的小师妹贺美英(后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看见我,就天真地学着先生捧着作业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真是篇好文章,好文章”的样子。眼前的意外情景,使我感到吃惊,给我信心,也正是此时此刻,我暗下决心,今后要好好追随先生学习黑格尔哲学,一辈子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在下一个学年度(1948-1949)里,我积极地选修了贺麟先生开设的“形而上学研究”课程,学习兴趣与日俱增,扩大和加深了我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进程的理解。接着,在北大学习的最后的一个学年度(1949-1950)我有幸第三次进入贺麟先生的课堂,迫切地选修了先生开设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课程。这门课实际上是先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先生要求我们以《小逻辑》的德文原本或英译本为教材来进行学习和讨论,同时把他新近完成的《小逻辑》的译稿发给我们,希望大家对译文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我就在先生的指导下,随着课堂的进展,根据德文原本开始了系统地阅读和钻研黑格尔《小逻辑》的难忘历程,为以后漫长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课程临近结束前一个多月,先生的译著被列为“世界哲学名著译丛”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刚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给班上每个同学都赠送了一本。从此时起,我就是用这个译本对照着德文原本来反复深入学习《小逻辑》了。这个直排、繁体字的译本现在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合时宜、不方便,但我一直珍藏着。它的每一页上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标记,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对照德文原本刻苦攻读《小逻辑》的乐此不疲的艰辛历程。与此同时,跟北平和平解放期间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能够到手的马列著作,主要是当时苏联出版的中文本《马恩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斯大林选集》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以至终于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我很庆幸,能在沙滩北大原址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业。1950年,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学校就从城内沙滩迁到西郊原燕京大学所在的燕园。我也被安排去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特别是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这时的我,就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虽然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进行教学,但教学之余的全部时间里,仍然是先在贺麟先生指导下继续完成他交给我的《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中有关部分的翻译工作,后又在洪谦先生指导下翻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经我多次争取,1956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从而有条件全力从事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了。1957年9月《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研读黑格尔的第一篇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关于康德哲学在西方近代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地位,我从贺麟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程中已大致有所了解。因此在选修贺先生开设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同时,我也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昕先生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郑昕先生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的研究,而能原原本本地、系统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康德专家。1933年他从德国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后来国内各大学从事康德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正如他的首届弟子、著名康德哲学专家齐良骥先生所言:“我们想起郑昕先生,必定想到康德;说到康德,必然想起郑昕先生。在我们的思想里,他们是联在一起的。”(《康德学述》重印感言)郑昕先生在课堂上,极少注意堂下的学生,而是近乎虔诚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学精髓里。讲到重要处他总是提高声音,睁开眼睛,直视听众,仿佛在问“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似乎又闭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语。学生听课很难抓住要领,而是茫然地记笔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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